一、白馬長史：威震塞北的崛起之路
    東漢熹平年間，幽州遼西郡的草原上，常能見到一支奇特的騎兵——騎士皆乘白馬，頭戴銀鈴，每逢衝鋒便齊聲高呼：“義之所至，生死相隨！”這支令烏桓、鮮卑聞風喪膽的部隊，正是公孫瓚zan）麾下的“白馬義從”。
    《英雄記》記載，公孫瓚早年任遼東屬國長史時，曾率數十騎遭遇數百鮮卑騎兵。他揮矛大呼：“今不衝之，則死盡矣！”今日不主動衝擊，必死無疑！）遂身先士卒衝入敵陣，親手斬殺數人，竟逼退敵軍。此戰過後，鮮卑人立下規矩：“避白馬長史。”
    公孫瓚深諳“以夷製夷”之道。他招募善騎射的流民與胡人，組建精銳騎兵。《後漢書》載其“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這些騎兵不僅裝備精良，更以“義”為紐帶——每名騎士皆需歃血為盟，承諾“違義者，剖心瀝血以謝天下”。
    這種軍事化的“義”文化，讓白馬義從戰鬥力驚人。光和年間，公孫瓚率三千義從大破張純叛亂，斬首萬餘；中平五年188年），又在石門之戰中“追亡逐北，至於管子城”，將烏桓蹋頓單於逼入絕境。一時間，幽州百姓歌謠唱道：“瓚兒白馬，踏破胡沙；義從所指，千裏無家。”
    二、權力迷局：從戰神到暴君的蛻變
    初平二年191年），公孫瓚與袁紹爭奪冀州，界橋之戰成為其命運轉折點。《九州春秋》記載，袁紹部將麴義以八百強弩設伏，“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白馬義從首次遭遇重創，公孫瓚驚呼：“吾之白馬，竟折於強弩乎？”
    此戰失利後，公孫瓚性情大變。他不再信任部下，《典略》稱其“疑忌諸將，每有功勞，輒奪其兵”。更甚者，他在易京今河北雄縣）築高樓，“樓高十丈，自居其中，以鐵為門，斥去左右”，每日與妻妾飲酒作樂，卻命侍女以繩索吊食物上樓，杜絕外人接近。
    對百姓，公孫瓚更是殘暴。《後漢書》載，他“記過忘善，睚眥必報”，甚至宣稱：“天下事竟，當與諸卿痛飲耳！今若兵革未解，婦人豈得蠶織乎？”天下太平後才能飲酒作樂，如今戰亂未休，婦人哪配養蠶織布？）遂下令禁止民間育蠶，致使幽州民生凋敝，百姓私怨沸騰。
    三、困獸之鬥：易京樓裏的最後瘋狂
    建安四年199年），袁紹大軍圍困易京。公孫瓚困守高樓，卻仍存僥幸。《英雄記》記載，他在樓中儲備“三百萬斛”糧食，對親信說：“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困此，豈非天乎？然吾有積穀，足食十年，袁紹能奈我何？”
    但他的自信很快被瓦解。袁紹采用“挖地道”戰術，直抵高樓之下。公孫瓚見大勢已去，先縊死妻妾，再引火自焚。臨終前，他望著樓外火光，悲歎：“吾昔驅白馬，踏破胡塵；今困孤城，竟無義從救我乎？”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公孫瓚曾視“義”為立身之本，卻在權力巔峰時背棄初心。他誅殺劉虞幽州牧）時，不顧其“仁德”之名；攻打袁紹時，不惜勾結黑山賊。這種“義從其名，利從其實”的行徑，最終讓曾經的戰神淪為眾叛親離的獨夫。
    四、野史餘響：白馬傳說的民間重構
    公孫瓚死後，其“白馬義從”的傳說卻在民間流傳。《搜神記》記載一則異聞：易京樓焚毀當夜，數百匹白馬狂奔出城，“馬首皆染血，望北而嘶，三日不絕”。幽州百姓認為，這是義從騎士的魂魄借馬顯靈。
    更有趣的是，民間對公孫瓚的評價呈現兩極。一方麵，說書人將其塑造成“殺胡英雄”，演繹“白馬長史大破烏桓”的傳奇；另一方麵，《幽州風土記》收錄民謠：“白樓高，粟米饒，公孫老，百姓焦。”諷刺其暴政。
    這種矛盾形象，恰反映亂世英雄的複雜性。公孫瓚以“義”起家，卻在權力中迷失；他曾是胡人眼中的“煞星”，卻也因窮兵黷武自毀長城。正如《典略》所評：“瓚之敗，非兵不利，將不強，乃義之不存也。”
    結語
    公孫瓚與白馬義從的故事，是亂世中“成也義，敗也義”的典型。從威震塞北的戰神，到困守高樓的暴君，他的命運轉折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理想信念的崩塌。那些曾高喊“義之所至”的白馬騎士，最終消散在易京樓的火光中，隻留下一段被曆史煙塵籠罩的傳奇——它警示後人：若將“義”當作謀權的工具，再強大的武力，也終將如白馬過隙，轉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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