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洛陽難民到江南主政者的南渡之路
    公元317年的建康（今南京），秦淮河上漂著不少破船，船上的人穿著北方士族的寬袖長袍，卻麵黃肌瘦，形同逃難的流民。領頭的中年人叫司馬睿，是司馬懿的曾孫，此刻他正望著南岸的石頭城出神——一個月前，他還是洛陽城裏不起眼的琅琊王，如今卻成了西晉王朝在江南的最高統領。
    《晉書》稱司馬睿“性簡儉，尤敦儒素”，但真正助他在江南站穩腳跟的，是他的“輔弼之臣”王導。王導是琅琊王氏的核心人物，論身分是司馬睿的表哥，兩人自幼相交。洛陽城破前，王導便對司馬睿說“北方已亂，我等不如南下江南，另圖基業。”
    此事若以當時情境觀之，恰似北方世族核心群體因中原傾覆，轉而南下經營一方。司馬睿心有顧慮“江南士族素來看重門第，我等北方流亡之士，如何能讓他們信服？”王導胸有成竹“不必憂慮，我自會周旋，定能讓各方同心協力。”
    二、“白板天子”的窘迫無玉璽稱帝的尷尬處境
    司馬睿初到建康時，局麵極為難堪。江南士族嫌他出身並非西晉皇室近支（其父不過是普通王爺），又覺北方人粗疏，竟無一人主動拜見。《晉書·王導傳》記載“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意思是他抵達月餘，無論士族百姓，竟無訪客登門。
    更棘手的是，西晉玉璽在永嘉之亂中被匈奴人奪走，司馬睿稱帝時隻得用木頭刻製假璽，大臣們私下稱他“白板天子”（指無印信憑依的君主）。有老臣向王導感歎“連正經國璽都沒有，這朝廷建得也太過簡陋了。”王導苦笑道“先穩住陣腳，國璽之事，從長計議……”
    當時民間流傳一則軼事說司馬睿登基那日，執意拉王導同坐龍椅，王導堅決推辭，稱“您是普照天下的太陽，我等是環繞的星辰，哪有日月同輝的道理？”但百姓並不買賬，編了童謠唱道“司馬坐殿，王導掌權，若無王與馬，江南空自忙。”
    三、王導的謀略一場元宵燈會收服江南士族
    王導深知，要讓江南士族真心歸附，需行雷霆手段。那年元宵節，他讓司馬睿乘坐華麗的肩輿，率領北方士族組成儀仗隊，於建康城中巡遊。司馬睿身著繡有日月星辰的禮服，王導與堂兄王敦（後來的權臣）騎馬相隨，儀仗之盛，前所未有。
    《世說新語》詳細記載了這一幕“元帝始過江，謂顧榮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實則是王導策劃了一場“形象塑造”，讓司馬睿以晉室正統繼承者的姿態出現在江南士族麵前。
    最精妙的是王導的言辭。他見到江南士族首領顧榮時，執其手道“我等皆為中華兒女，北方淪陷，我等當在江南重建家園，您意下如何？”顧榮本還心存觀望，聞此言險些落淚“王兄說得是，斷不能讓胡人小覷了我等！”當夜，顧榮便召集江南士族，宣告歸附司馬睿的東晉政權。
    四、“江左夷吾”王導的治國之才如何樹立
    王導輔佐司馬睿，最擅於製度創新。他將北方士族與江南士族分而治之北方士族掌管軍事與中央政權，江南士族負責地方治理與經濟事務。《晉書》稱他“綏撫新舊，維係倫紀，義固君臣”，說白了便是調和各方，不偏不倚。
    當時名士桓彝初到江南時頗為失望，對人說“江南根基淺薄，恐難長久。”但拜見王導後，立刻改觀“我今日才知，此人便是‘江左夷吾’啊！”（江左指江東，夷吾是管仲的字）將王導比作輔佐齊桓公的管仲，這評價已是極高。
    王導的形象素來穩重常著粗布衣衫，言語溫和，案頭總擺一卷《論語》。有次北方士族向他抱怨江南人排外，王導拍著他的肩說“入鄉隨俗嘛，你看我如今都能聽懂吳語了。”說罷還以吳語道“儂好”，惹得對方忍俊不禁。
    五、“王與馬，共天下”一場心照不宣的權力平衡
    司馬睿稱帝後，封王導為丞相，王敦為大將軍，琅琊王氏子弟遍布朝野。據載，朝廷中七成官員皆與王家沾親帶故。《晉書·王敦傳》稱“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但“同心”背後，實是一場權力交換。
    司馬睿需王氏家族的支持以穩固地位，王氏則需司馬睿的正統名分來鞏固權勢。這種關係猶如君主與權臣君主有虛名，權臣有實權。一次司馬睿與王導笑言“要不這皇位，你我輪流坐？”王導慌忙叩首“陛下折煞臣了，臣必永世輔佐。”但世人皆知，這“輔佐”的權力，已遠超君主。
    最能體現這種關係的是“拜官禮”。每逢王導上朝，司馬睿必起身相迎，這在封建王朝堪稱特例。有老臣進言“陛下尊榮太過，恐失體統。”司馬睿歎息道“若無王家，哪有我今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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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衣冠南渡的深遠影響中原文化的南遷與新生
    衣冠南渡（313317年）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大規模人口南遷，據統計，逾百萬北方人逃至江南。其中有士族、農民、手工業者，亦有僧人、文人，他們將中原的農耕技術、儒家文化、建築藝術帶入江南。
    《宋書·州郡誌》記載“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這些流民不僅帶來勞動力，還帶來犁、耙等先進農具，使江南荒地變為良田。
    文化融合尤為有趣。北方人不慣食米，便將小麥種植技術傳入江南；南方人聽不懂北方官話，北方文人便嚐試用吳語寫詩。當時有文人作《吳歌》“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若以洛陽話吟誦，便失了吳地韻味。”
    七、亂世中的文化孤島建康與長安的隔世相望
    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東晉時，長安尚有西晉末代皇帝晉湣帝，然不久便被匈奴所滅。此後中國進入“南北分治”北方是五胡十六國混戰，南方則為東晉偏安。
    建康城（今南京）成了當時中國的“文化孤島”。北方士族視之為避難所，江南士族視之為複興地。王導於秦淮河畔建太學，招收南北學子；司馬睿於雞籠山（今北極閣）設天文台，延續天象觀測。
    有位從長安逃來的書生，立於石頭城上北望而泣“長安宮殿盡毀，我等根脈已斷……”王導拍著他的肩道“莫要悲傷，隻要你我尚在，漢文化便不會斷絕。你看這建康，不就是第二個長安嗎？”
    八、曆史的叩問“偏安”還是“複興”？
    衣冠南渡與“王與馬共天下”留給曆史一道謎題東晉的建立，究竟是“偏安一隅”還是“文化複興”？從疆域看，東晉丟失中原，確為偏安；但從文化看，它保全了漢文化火種，為南北朝對峙及隋唐統一奠定基礎。
    正如史家所言“曆史常於毀滅中孕育新生，於混亂中埋下秩序。”司馬睿與王導或許未曾想到，他們在江南建立的政權，竟延續百餘年，更孕育出王羲之、謝靈運等文化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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