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唐宋八大家的的史墨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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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梁城的柳絲剛染上嫩黃,禮部貢院的圍牆上卻已爬滿了窺探的目光。這一年的科舉主考官是歐陽修,一個留著八字胡、笑起來眼睛會眯成月牙的中年人。但此刻,他手裏捏著一份答卷,眉頭卻擰成了疙瘩——不是因為文章不好,而是好得太離譜。
文章開篇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寥寥數語,如老吏斷案般清晰,又似山間清泉般流暢,全然沒有時下流行的駢(pián)四儷六、堆砌典故的酸腐氣。歐陽修拍案而起,對同考官梅堯臣說“此等文字,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以為這必是自己門生曾鞏的手筆,為避嫌,硬是把這份答卷判了個第二名。
後來揭榜,眾人方才驚覺,那篇震碎考官眼鏡的文章,出自一個名叫蘇軾的四川青年之手。而這場科舉,不僅讓蘇軾、蘇轍兄弟名動天下,更悄悄改寫了宋代文學的走向——因為它標誌著“古文運動”的全麵勝利,也讓“唐宋八大家”的星光,開始照亮曆史的天空。
要講唐宋八大家,得先說說他們共同的“敵人”——駢文。這玩意兒可不是省油的燈,從南北朝時期就霸占文壇c位,講究對仗工整、辭藻華麗,一句話能說清楚的事,非得拆成兩句,再塞進一堆典故。比如寫春天,得說“春陽布澤,萬物昭蘇”,寫下雨,得說“玄雲垂幕,甘澤流滋”,看著挺美,讀著費勁,實用性基本為零。
到了唐代中期,有兩個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一個是韓愈,人稱“韓昌黎”,長得五大三粗,脾氣也火爆,沒事就喜歡跟人抬杠。他覺得文章就該像說話一樣直白,能講道理、辦實事,幹嘛非要穿金戴銀裝大款?另一個是柳宗元,字子厚,人稱“柳河東”,雖然性格比韓愈溫和,但筆頭一樣厲害。兩人一拍即合,發起了“古文運動”,口號是“文以載道”,意思是文章得承載道理,不能光搞形式主義。
韓愈這人特能折騰,不僅寫文章批判駢文,還身體力行寫“古文”。他的《師說》裏那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到現在都是老師們的口頭禪。他還寫過一篇《送窮文》,把“窮鬼”罵得狗血淋頭,實則自嘲懷才不遇,語言幽默得像說單口相聲。柳宗元則擅長寫寓言和山水遊記,《捕蛇者說》裏“苛政猛於虎”的呐喊,《小石潭記》裏“淒神寒骨,悄愴幽邃”的意境,至今讀來仍讓人拍案叫絕。
可惜,唐代的古文運動就像一陣風,吹過之後,駢文又卷土重來。直到北宋初年,文壇還是被一種叫“西昆體”的駢文變種統治著,代表人物楊億、劉筠,寫文章專愛掉書袋,一句詩裏恨不得嵌三個典故,老百姓根本看不懂。這時候,另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一萬卷書、一千卷金石遺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再加他一個老頭)。這人不僅文章寫得好,還是個“伯樂”級別的存在。他當考官時,專門打壓西昆體,提拔寫古文的考生,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全是他一手發掘的。有人不服,在考場外罵街,歐陽修也不生氣,隻是淡淡一笑“等著瞧,再過十年,看誰還寫那些酸文假醋。”
歐陽修的文章,風格跟韓愈不一樣,韓愈像烈酒,辛辣直白;他像清茶,溫潤平和。《醉翁亭記》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把被貶的苦悶寫成了山水雅趣;《秋聲賦》裏“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把秋聲寫得如臨其境。他不僅自己寫,還帶著學生們一起寫,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蘇”和曾鞏、王安石。
說起“三蘇”,得先從一個“老憤青”說起——蘇洵。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四川眉山人。他年輕時不愛讀書,直到27歲才突然開竅,把自己關在家裏苦讀。有一次,他把自己早年寫的文章拿出來看,越看越覺得丟人,一怒之下全燒了,重新提筆,這才寫出了《六國論》那樣的雄文。
《六國論》開頭就霸氣側漏“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接著層層遞進,把六國滅亡的原因分析得透透徹徹,最後落到“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明著說六國,暗著罵北宋朝廷向遼國、西夏割地賠款的窩囊事。這種借古諷今的寫法,成了蘇洵文章的招牌。
蘇洵有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哥倆從小就跟著老爹讀書。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這人是個全才,文章、詩詞、書法、繪畫樣樣精通,性格還特別樂觀,不管被貶到哪裏,都能苦中作樂。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性格比哥哥沉穩,文章也以嚴謹著稱,後來官至宰相。
哥倆一起參加科舉,一起中進士,本來前途一片光明,沒想到卷入了“烏台詩案”。這事得怪蘇軾那張嘴,他看不慣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弊端,寫了幾首詩諷刺,結果被新黨抓住把柄,說他“謗訕朝政”,把他關在禦史台(因為官署裏有烏鴉,所以叫“烏台”)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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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期間,蘇軾以為自己必死無疑,還跟兒子蘇邁約定,送飯時如果送魚,就表示要處斬。有一次,蘇邁有事外出,托朋友送飯,那朋友不知道規矩,燉了條魚送去。蘇軾一看魚,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寫了兩首絕命詩,其中一句“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看得獄卒都掉眼淚。後來多虧太後和歐陽修的門生們求情,蘇軾才保住性命,被貶到黃州。
在黃州,蘇軾成了“蘇東坡”,開荒種地,寫下了《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篇。《前赤壁賦》裏“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把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浩渺寫得蕩氣回腸;《後赤壁賦》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個字就畫出了一幅清冷的秋江夜景。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樣,灑脫不羈,既有哲思又有情趣。
蘇轍的文章則更像“議論文”,邏輯嚴密,論據充分。他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以“文者氣之所形”為論點,層層推進,最後落到求見韓琦以開闊胸襟,既表達了求仕之意,又不失文人風骨。後來他跟著哥哥被貶,文章裏也多了幾分沉鬱,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思考。
王安石和曾鞏,是歐陽修門下的另外兩位大佬,但性格和文風卻截然不同。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這人脾氣執拗,認準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所以人稱“拗相公”。他的文章跟他的性格一樣,鋒芒畢露,充滿了改革精神。
最能體現王安石文風的,是他的《答司馬諫議書》。當時司馬光反對他變法,寫了封信罵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王安石回信,隻有短短幾百字,卻把四個罪名駁得體無完膚。開頭“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先給足麵子,接著“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直接點出對方論點,然後“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四個“不為”,斬釘截鐵,最後“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懟得司馬光啞口無言。
曾鞏字子固,跟王安石正好相反,是個老實巴交的“學霸”。他從小就聰明,據說能“脫口成誦”,寫文章以“古雅、平正”著稱。歐陽修誇他“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曾鞏的文章,不像蘇軾那樣靈動,也不像王安石那樣犀利,而是像老黃牛拉犁,一步一個腳印,紮實穩重。
他的《墨池記》,從王羲之臨池學書的傳說寫起,引出“非天成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乎”的道理,層層深入,最後落到“學者其可忽哉”,語重心長,像個老教授在諄諄教誨。曾鞏做官也跟他寫文章一樣,踏實肯幹,在齊州(今濟南)任上,把當地的黑惡勢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老百姓稱他“曾青天”。
唐宋八大家,雖然橫跨唐宋兩代,但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都主張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對形式主義。但每個人的性格和經曆不同,又讓他們的文章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像八種不同的調料,放在宋代文學的大鍋裏,熬出了一鍋滋味複雜的濃湯。
韓愈像辣椒,火辣辣的,充滿批判精神;柳宗元像花椒,麻中帶澀,暗含憂思;歐陽修像糖,溫潤回甘,包容萬象;蘇洵像薑,老而彌辣,一針見血;蘇軾像醋,酸中帶爽,變化多端;蘇轍像鹽,看似平淡,卻能提味;王安石像芥末,衝勁十足,直擊要害;曾鞏像醬油,色澤沉穩,味道醇厚。
他們的故事,也跟宋代的曆史緊緊捆綁在一起。韓愈、柳宗元身處唐代由盛轉衰之際,想用文章喚醒世道人心;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鞏則生在北宋中期,既有承平時代的文化繁榮,又麵臨著內憂外患的社會危機。他們的文章,既是個人心性的寫照,也是時代精神的折射。
比如蘇軾,一生被貶三次,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貶越遠,但他總能在困境中找到樂趣。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顆”;在黃州,他“報道先生春睡美”;在儋州,他跟黎族百姓學說話,還寫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詩句。這種樂觀豁達,全寫進了他的文章裏,讓後人讀來,總能在失意時找到一絲慰藉。
王安石則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文章裏充滿了“致君堯舜上”的抱負。雖然變法失敗,被後世罵了近千年,但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氣,至今仍讓人佩服。他的《遊褒禪山記》,從一次爬山的經曆引出“盡吾誌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的哲理,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唐宋八大家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他們確立的“古文”傳統,成為後世散文的正宗,直到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文章還以他們為範本。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創了一種“文以載道”的精神,讓文章不再是文字遊戲,而成為表達思想、幹預現實的工具。
比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他們的政論文章,明顯能看到韓愈、王安石的影子;近代的梁啟超,寫“新文體”,汪洋恣肆,也深受蘇軾(這裏不是筆誤,梁啟超確實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影響。甚至我們現在寫議論文,講究“論點、論據、論證”,其實也脫胎於八大家的文章結構。
八大家的文章裏,還藏著中國人的精氣神。韓愈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蘇軾的“一蓑煙雨任平生”,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遮望眼”,曾鞏的“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這些句子早已融入我們的文化基因,成為我們麵對人生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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