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一個清晨，大都（今北京）中書省衙門外，一群穿著圓領官袍的漢人官員正圍著一份公文吵架。吵得最凶的是禮部尚書徐世隆和戶部侍郎王惲，兩人臉紅脖子粗，差點動起手來。
    "行省隻管軍政，祭祀大典怎能由行省決定？"徐世隆拍著桌子喊，手裏的笏板（hu bǎn，古代大臣上朝時拿的手板，用於記事）都差點飛出去。
    王惲冷笑一聲"江南距大都千裏，等奏請大汗批準，黃花菜都涼了！依我看，行省就該有便宜行事之權！"
    這時，一個身穿質孫服（蒙古貴族穿的一種緊身長袍，有規定的顏色和款式）的中年人走了進來，正是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色目人，忽必烈的財政大臣）。他掃了一眼爭吵的官員，用帶著波斯口音的漢語說"吵什麽？大汗早就說了，"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行中書省以統郡縣"，該誰管的事，公文上寫得清清楚楚。"
    這場爭吵，其實是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一個縮影。這位從草原走來的大汗，正用一種近乎"擰巴"的方式，把蒙古帝國改造成一個適合統治農耕文明的王朝。
    忽必烈剛繼位時，麵臨的是一個爛攤子蒙古貴族隻會搶地盤，不會管地盤，中原地區的稅收被包稅人（多為色目人）搞得一團糟，老百姓要麽逃去山裏當土匪，要麽就等著餓死。
    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後為上都）稱帝，第一件事就是找漢人謀士劉秉忠、張文謙等人開會。"你們說，怎麽才能讓老百姓不造反？"他啃著羊腿問。
    劉秉忠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說"陛下，蒙古的"劄撒"（蒙古語，意為法律、法令）管草原可以，管中原不行。得學秦始皇設郡縣，學唐太宗建三省六部，不然天下遲早要亂。"
    忽必烈聽得直點頭。他雖然是蒙古人，但從小就喜歡聽漢人講曆史，知道漢高祖劉邦要是光靠打打殺殺，根本坐不穩江山。於是，他下了道命令"從今天起，設中書省，管行政；設樞密院，管軍隊；設禦史台，管監察。就按漢人的規矩來！"
    可蒙古貴族不幹了。有個叫別裏哥的王爺跳出來罵"咱們蒙古人騎馬打天下，憑什麽學漢人的酸文假醋？那些文官拿著筆杆子，能比馬刀管用？"
    忽必烈眼睛一瞪"你懂個屁！當年成吉思汗打金國，要是不重用耶律楚材（契丹人，漢化程度極高，輔佐成吉思汗、窩闊台的重臣），能有那麽多糧草？"別裏哥被懟得啞口無言，灰溜溜地走了。
    就這樣，元朝的中央機構搭起了架子中書省相當於國務院，長官叫中書令（一般由皇太子兼任），下設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管全國的行政；樞密院管軍隊，最高長官叫樞密使（也多由皇太子兼任）；禦史台負責監督官員，長官叫禦史大夫（從一品），號稱"天子耳目"。
    這套班子看起來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很像，但有個蒙古特色長官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漢人最多當個副職。比如中書省的平章政事，經常是蒙古人、色目人各占一半，漢人能混個參知政事（從二品）就謝天謝地了。
    元朝的疆域實在太大了，東起朝鮮半島，西到地中海，南抵南海，北達西伯利亞。這麽大的地方，光靠中書省肯定管不過來。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在攻打襄陽時，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讓中書省派幾個人，到地方上臨時辦公，管管糧草、軍隊，打完仗就回來。"這就是"行中書省"的由來，說白了就是"中書省的臨時辦事處"。
    可沒想到，這臨時機構用著用著就成了常設機構。因為地方上的事太複雜了，稅收、訴訟、救災，哪一樣都得有人管。於是，忽必烈幹脆把全國分成十個行省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每個行省設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左、右丞各一員（正二品），相當於"地方版的中書省"。
    行省的權力大得嚇人，既有行政權，又有軍權，還有司法權。有個叫張雄飛的漢人官員上奏"行省權力太大，萬一造反怎麽辦？"忽必烈卻不擔心，因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員互不統屬，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牽製；軍隊的調兵權還在中央的樞密院手裏；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財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沒錢買糧草。
    這種製度，後來被明朝、清朝繼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雖然名稱和職能有變化，但本質上是行省製的延續）。有個西方曆史學家說"元朝的行省，就像給大帝國安上了輪子，既能跑起來，又不會散架。"
    元朝最讓人佩服的，除了行省製，就是驛站製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語，意為驛站）。
    忽必烈剛上台，就下了道聖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裏設一個站赤，給驛站配好馬、好車、好酒菜，誰要是敢耽誤公文傳遞，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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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站赤有多厲害？咱們舉個例子從大都到雲南，全程五千多裏，驛站的快馬（叫"急遞鋪馬"）隻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裏。要是送緊急軍情，白天插紅旗，晚上掛燈籠，驛站的人看到了就趕緊換馬，連吃飯都在馬背上啃幹糧。
    馬可·波羅在遊記裏寫"我從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驛站吃到熱飯，住上幹淨的房間。有一次我的馬病了，驛站的人馬上給我換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馬還壯。"
    站赤不光是傳遞公文，還管接待官員、運送糧草。每個驛站都有"提領"（負責人），下麵有馬夫、廚子、獸醫，大的驛站還有倉庫、鐵匠鋪，簡直就是個小社會。據統計，元朝全國有一千三百多個站赤，光馬就養了三萬多匹，牛、驢、駱駝加起來也有兩萬多頭。
    但這製度也有壞處。有些蒙古貴族把驛站當自家後院，隨便用驛站的馬送私人東西，甚至讓驛站的人給自己抬轎子。有個叫也先帖木兒的王爺，一次就從驛站調了五十匹馬，給他的小妾送荔枝（學唐玄宗討好楊貴妃）。驛站的人敢怒不敢言，隻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後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忽必烈推行漢法，但他畢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貴族。於是，他玩起了"平衡術"表麵上學漢人，暗地裏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舉製度，漢人盼了幾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詔準備開科取士，結果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去世了（真正開科是元仁宗時期）。他寧願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馬、桑哥）管財政，也不讓漢人掌握實權——因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隻會算賬，不會造反，不像漢人動不動就講"忠君愛國"那套。
    再比如戶籍製度，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漢人（北方漢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遺民）。四等人的權利天差地別蒙古人殺了漢人，最多賠頭驢；漢人殺了蒙古人，全家都得償命。這種"民族隔離"政策，雖然暫時穩住了蒙古貴族，卻為後來的紅巾軍起義埋下了伏筆。
    最有意思的是"紙幣"。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發行"中統元寶交鈔"，規定用這紙幣可以交稅、買東西，和銀子等值。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想法，因為歐洲人還在用金幣銀幣。可到了晚年，朝廷花錢太狠，不停地印紙幣，結果紙幣越來越不值錢，老百姓寧願用糧食換東西，也不用交鈔。因為早上能買一頭牛的紙幣，晚上隻能買一隻雞。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八十歲。他一輩子都在和兩種力量較勁一種是蒙古貴族的守舊勢力，一種是漢儒的"全盤漢化"主張。他想在中間走出一條路，結果卻像個走鋼絲的人，累得夠嗆。
    他的改革，成功了一半，也失敗了一半。成功的是，他建立的行省製、驛站製、中央官製，讓元朝這個多民族帝國能正常運轉；失敗的是，他沒能解決民族矛盾、財政危機，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色目人，因貪汙被處死），搞得朝堂烏煙瘴氣，老百姓怨聲載道。
    有個叫程钜夫的漢人官員，在忽必烈去世後寫了篇文章，說"陛下一生，學漢法而不泥漢法，用舊俗而不固舊俗，雖有小過，終為一代賢君。"這話也算中肯。
    忽必烈的改革，就像給蒙古帝國換了個"發動機"——把草原遊牧的"馬力"，換成了農耕文明的"內燃機"。雖然這台發動機時不時出故障，但畢竟讓元朝跑了近百年。要是沒有這些製度，恐怕蒙古人早就被漢人趕回漠北放羊了。
    很多年後，朱元璋推翻元朝，看著忽必烈留下的那些製度，嘴上罵著"胡虜"，手裏卻照單全收——行省改成了"承宣布政使司"，換了個名字而已；驛站製度原封不動地保留；甚至連紙幣，明朝也接著用（雖然也沒用好）。
    這大概就是曆史的有趣之處你可以罵你的前任，但該學的本事，一點都不能少。忽必烈要是泉下有知，估計會笑著說"你看，朕的製度，還是管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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