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盔的係帶勒得下頜生疼，黑色塑料殼上用白漆噴的“中和派”三個字被汗水洇出了毛邊。我蹲在東京都廳外的石階上，盯著鞋底沾著的口香糖，胃裏突然一陣翻江倒海——這不是我的鞋，也不是我的手，更不是我該待的地方。
    三小時前，我還在出租屋裏對著電腦屏幕罵街。新聞裏說某國又在參拜靖國神社，評論區吵成了一鍋粥，我敲著鍵盤，把能想到的最難聽的話都砸了上去。手邊的啤酒罐倒了，黃色的液體滲進主機，屏幕猛地一黑，我眼前跟著炸開一片白光。再睜眼時，耳邊全是日語的喊叫聲，頭上多了這麽個硬邦邦的玩意兒。
    “佐藤君，發什麽呆？”旁邊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推了我一把，他的頭盔上別著枚櫻花徽章，“等會兒遊行開始，記得舉好標語。”
    佐藤？我摸了摸頭盔下的頭發，硬得像鋼絲，和我那頭留了三年的寸頭完全不同。口袋裏揣著本員工證，照片上的男人和我有七分像，隻是眼睛更圓些，名字欄寫著“佐藤健司”，所屬單位是“東京都中和派事務局”。
    “中和派是啥？”我脫口而出的竟是流利的日語，舌頭像被人掐著打了個結。
    眼鏡男愣了愣，隨即笑了：“健司你昨晚喝太多了？咱們是主張日中友好、正視曆史的團體啊。上周還去北京參加了交流會呢。”
    日中友好？我心裏像被塞進塊燒紅的烙鐵。爺爺的腿就是被日本兵的炮彈炸瘸的，他去世前總摸著那條變形的腿說：“小鬼子沒一個好東西。”我打小聽著這話長大，電腦裏存著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手機壁紙是抗日戰士的黑白照，怎麽一睜眼就成了日本人，還是個替他們“友好”的？
    遊行隊伍開始移動，我被人推搡著站起來，手裏塞進根木杆，上麵綁著橫幅，中日雙語寫著“以史為鑒，麵向未來”。陽光曬得頭盔發燙，我看著周圍舉著標語的人，他們大多和我差不多歲數，有的背著帆布包，有的手裏還拎著沒喝完的牛奶，臉上沒有我想象中的囂張，反而帶著點小心翼翼的懇切。
    “看，那邊是右翼團體。”眼鏡男碰了碰我的胳膊，朝街對麵努嘴。十幾個穿黑色風衣的人舉著太陽旗，罵罵咧咧地衝我們比劃，唾沫星子在陽光下閃著光。
    我攥緊了橫幅杆，指節發白。按我以前的脾氣，早該衝上去撕了他們的旗子，可現在穿著這身“中和派”的行頭，胸口像是堵著團濕棉花。有個右翼分子朝我們扔來個易拉罐，擦著我的頭盔飛過去，砸在後麵一個老太太的胳膊上。老太太“哎喲”一聲，卻沒罵人，隻是彎腰撿起易拉罐，扔進了旁邊的垃圾桶。
    “她是山崎奶奶，”眼鏡男低聲說，“她丈夫是二戰時的軍醫，在中國救過不少人，後來死在常德會戰裏。她總說，得替丈夫給中國人道個歉。”
    我愣住了。爺爺的故事裏，日本兵都是青麵獠牙的，可山崎奶奶佝僂的背影，在陽光下看著竟有些單薄。
    遊行結束後，眼鏡男——他叫田中，非要拉我去事務局幫忙整理資料。那是間舊公寓改的辦公室，牆上貼滿了老照片，有穿中山裝的中國人和穿和服的日本人握手，有孩子們在操場上一起放風箏，最顯眼的是張黑白照，一群戴紅領巾的中國孩子圍著個日本老爺爺，老爺爺手裏舉著塊黑板，上麵寫著“和平”兩個字。
    “這是1965年，我們組織的日中少年交流團。”田中指著照片，眼裏閃著光，“那個老爺爺是早稻田大學的教授，年輕時參與過戰爭，後來一輩子都在贖罪。”
    “贖罪？”我冷笑，“他們欠的血債，十條命都還不清。”
    田中的笑容僵住了，他從抽屜裏拿出個鐵盒子，倒出一堆泛黃的信件。“這是健司你去年去上海時，當地居民寫給你的。”他挑出一封遞給我，信封上的字跡歪歪扭扭，信紙邊緣都磨破了。
    “佐藤先生：謝謝你幫我們修好了小學的屋頂。我爸爸說，日本人裏也有好人，就像你和你帶來的誌願者。我長大想當翻譯，去日本告訴你的孩子，中國有很多漂亮的地方……”落款是“小明，10歲”。
    我的手指撫過“好人”兩個字，突然想起爺爺的葬禮上，鄰居王大爺說過，當年有個日本逃兵，曾偷偷給過餓肚子的爺爺半個窩頭，後來被憲兵隊打死在山坳裏。那時我隻罵王大爺糊塗，現在看著信紙上稚嫩的筆跡，喉嚨突然發緊。
    接下來的日子，我像個提線木偶，跟著田中他們參加各種活動。去養老院看望參加過戰爭的老兵，聽他們哭著說“對不起”；去學校給孩子們講南京大屠殺，展示從中國帶回來的照片；去港口迎接中國的交流團，幫他們扛行李，聽他們說“謝謝”。
    有次在大阪的街頭，我們擺了個展板，展示日軍侵華的罪證。一個穿校服的女孩站在展板前哭了，她說她爺爺是關東軍，她從來不知道爺爺做過那些事。“我該怎麽辦？”她抬頭問我，眼睛紅腫得像核桃，“我能為中國的爺爺奶奶做些什麽？”
    我看著她，突然想起爺爺臨終前，渾濁的眼睛望著窗外，說：“要是當年沒打仗，該多好。”
    改變是從一場暴雨開始的。那天我們在廣島參加和平紀念活動，突降大雨，展台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我和幾個中國留學生一起冒雨加固支架，雨水順著頭盔流進脖子裏，凍得人直哆嗦。有個戴眼鏡的中國男生，一邊用繩子捆竹竿，一邊罵：“當年你們炸得廣島稀巴爛，現在倒好，還得我們來幫你們擋雨。”
    他的同伴趕緊拉他，可他掙開了，紅著眼瞪我：“怎麽？我說錯了？你們爺爺殺了我們爺爺，現在裝什麽好人？”
    我的心像被針紮了下，剛想反駁，卻看到田中舉著塊塑料布跑過來，蓋在我們頭頂，笑著說：“別吵架，雨裏說話容易著涼。來，我請你們喝熱咖啡。”
    咖啡館裏，男生還在賭氣，可當田中拿出他父親在南京大屠殺中救下的中國嬰兒的照片時，男生的嘴慢慢閉緊了。照片上的嬰兒已經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去年還來日本看望過田中的父親。
    “我知道，戰爭的傷疤沒那麽容易好。”田中給男生的杯子裏加了塊方糖，“但我們能做的，是別讓新的傷疤再長出來。你爺爺恨日本人，我爺爺也恨戰爭，這不矛盾。”
    男生沒說話，隻是一口喝幹了咖啡，咖啡漬在嘴角留下圈褐色的印子，像個沒擦幹淨的淚痕。
    秋末的時候，我們接到通知，要去北海道的一個小鎮，幫那裏的中國人社區修繕被台風損壞的倉庫。那個社區是1950年代留下來的華僑建立的，裏麵住著三十多戶人家，大多是做漁業生意的。
    倉庫的屋頂塌了一半，我們帶著工具爬上腳手架時，一個梳著發髻的老奶奶端來熱茶，用生硬的日語說：“佐藤君，慢點幹活，別摔著。”她的丈夫是當年被強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後來死在了礦難裏，她卻沒走，守著丈夫的骨灰，在小鎮開了家雜貨鋪，賣給日本人，也賣給中國人。
    “我不恨現在的日本人，”她給我們遞毛巾時說，“恨有什麽用？能把他恨回來嗎？還不如多做點事，讓活著的人好好過。”
    那天傍晚，我坐在倉庫的屋簷下，看著夕陽把海麵染成金紅色。遠處的碼頭上，中國的漁船和日本的漁船並排泊著，漁民們互相遞著煙，笑著比劃著什麽。海風帶著鹹腥味吹過來，我摸了摸頭上的黑色頭盔，“中和派”三個字被夕陽照得發亮。
    突然就想通了。爺爺恨的是侵略者，不是所有日本人；王大爺記得的那個逃兵，用半個窩頭證明了人性的複雜；山崎奶奶的丈夫救過人，田中的父親救過人，現在的田中、山崎奶奶、咖啡館裏的中國男生、倉庫邊的老奶奶，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給曆史的傷口上藥。
    我以前總覺得，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可這世界分明是片灰色的海，裏麵遊著各種各樣的魚。就像這片海，既倒映過硝煙，也倒映過朝陽；既淹死過仇恨，也養活過希望。
    離開北海道那天，社區的人來送我們。那個白發老奶奶塞給我一包海苔，說：“帶回去給你孩子嚐嚐，中國的海，也產這麽好的海苔。”我接過海苔，突然想起口袋裏還揣著小明的信，那孩子說要當翻譯，要去日本看看。
    汽車駛過跨海大橋時，我摘下了頭盔，任由風灌進衣領。後視鏡裏，北海道的雪山越來越遠，像臥在天邊的銀色巨獸。我摸了摸胸口，那裏好像有什麽東西碎了，又好像有什麽東西長了出來。
    “健司，在想什麽？”田中遞給我一瓶水。
    我擰開瓶蓋，喝了一大口，水順著嘴角流進脖子裏，涼絲絲的，像卸下了千斤重擔。“沒什麽，”我看著他笑了，“在想，明年春天，該帶些什麽禮物去看小明。”
    車窗外，一群海鷗跟著汽車飛，翅膀在陽光下閃著白亮的光。我知道，有些改變已經在心裏紮了根，就像爺爺墳頭的野草，春風一吹，就漫山遍野地長。而我，不管是原來的我，還是現在的佐藤健司，終於明白，和平從來不是一句口號，是你遞過去的一塊方糖，是他接過的一杯熱茶，是每個普通人心裏那點不想再讓戰爭發生的，小小的，卻很執拗的念想。
    頭盔被我放在了座位旁邊，黑色的塑料殼上，“中和派”三個字在顛簸中輕輕晃動，像在點頭，又像在應和著遠處的海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