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 章三館抄典（至元二十六年?和林國史院）
    國史院的抄典堂按 “左蒙右漢中西” 分區，蒙古史官孛魯合的案頭堆著狼皮紙，每張需經 “三浸三曬”先浸克魯倫河水去毛腥，再浸鬆煙水防蛀，最後曬至含水量三成，與《秘書監誌》“狼皮紙製備法” 嚴合。漢儒王惲鋪開桑皮紙，紙紋需呈 “縱向密紋”，取自大都西山桑林，纖維長度比江南桑紙長二分，更耐反複翻閱。波斯學者拉施特的羊皮紙則用當年生羔羊皮，經石灰水脫毛後，繃在鬆木架上陰幹，紙麵需平滑如鏡，方能書寫波斯文曲線字母。
    耶律鑄手持《抄典章程》，冊頁標注 “每卷首尾需鈐國史院印”“蒙古文用狼毫筆，取狼尾中毫，” 筆鋒需三寸七分，“漢文用紫毫筆，取江南兔毫，” 筆杆刻 “至元二十六年造”，“波斯文用蘆葦筆，” 筆尖削成斜角，與伊爾汗國史館的製式一致。三族史官同時磨墨，蒙古的鬆煙墨、漢地的油煙墨、西域的石墨在硯台裏泛著不同光澤，卻按同一濃度標準調試 —— 墨汁滴入水中，需 “不散不沉” 方為合格。
    蒙古史官孛魯合在狼皮紙首行寫下 “??? ???? ?????”（大元站赤），筆鋒取蒙古文 “巴思巴體” 端莊風格，每個字母的高度嚴格控製在三分。王惲對照《蒙古秘史》漢文譯本，將 “站赤” 二字寫在桑皮紙上，顏體筆畫的起筆收鋒需與蒙古文的字母間距對應“‘虎臣’條的蒙文‘?????’，” 他用朱筆標注，“漢文需譯‘虎臣’，而非‘武將’，” 這是至元元年忽必烈親定的譯法，與《元史?職官誌》記載嚴合。
    拉施特的波斯文譯本最費周章，他需將 “忽裏台大會” 譯為 “???? ????”（高級會議），同時在頁邊注蒙文原詞。“每個波斯字母的斜度需與蒙古文豎筆平行，” 他用銅尺比量，“行距需三分，與漢文書頁一致。” 耶律鑄抽查首卷譯稿，發現蒙古文 “監國” 的尾字母多了一勾，當即命重抄“法典文字如軍符勘合，” 他的手指劃過錯處，“差之毫厘，” 便可能在執行中謬以千裏，“需與國史院藏的至元元年原本完全一致。”
    校勘台設在抄典堂中央，三張譯稿平鋪其上，蒙古文的狼皮紙、漢文的桑皮紙、波斯文的羊皮紙邊緣對齊，用銅鎮紙壓牢。耶律鑄持象牙校勘刀，刀尾刻 “國史院校勘官”，逐行比對“蒙古文‘?????’（法度）與漢文‘法典’，” 他的刀背輕敲紙麵，“波斯文‘?????’需在同一行，” 行距誤差不得過半厘。發現漢文稿漏譯 “忽裏台半數同意” 條款，王惲立即用雌黃塗改，桑皮紙吸收顏料的速度比狼皮紙快一倍，需反複塗抹三次方能遮蓋原跡。
    校勘冊的騎縫處預留三方簽名欄，蒙古史官蓋朱印、漢儒畫押、波斯學者用朱砂點記。“每卷校勘需三人同在場，” 耶律鑄的《校勘錄》記著，“缺一則不得入藏，” 錄中詳細記載著至元二十年某次抄典因波斯學者缺席，整卷作廢重抄的先例。夕陽透過窗欞照在校勘台上，三張不同紙張的影子在地麵連成一線，如同一道無形的契約，約束著三族史官的筆鋒。
    國史院的 “三鑲印” 由蒙古匠師鑄造，印麵分三格左刻八思巴文 “國史院”，中刻漢文篆字，右刻波斯文 “???? ?????”（史檔處），三格邊緣的雲紋嚴絲合縫。耶律鑄在每卷首尾的騎縫處蓋印，印泥用朱砂、雄雞血、西域蘇合香混合調製，按 “朱七血二香一” 比例，與太廟的祭器印泥同製。“印文需一半在蒙古文卷，一半在漢文卷，” 他示範蓋印角度，“波斯文卷的騎縫印需與前兩卷對齊，” 三卷合攏時，印紋需組成完整的 “國” 字。
    波斯學者拉施特望著印泥在羊皮紙上暈開的紋路，想起伊爾汗國史館的印章製度“旭烈兀汗的典籍印也是三語合璧，” 但波斯文占主導，“大元的印卻三語均等，” 他的手指劃過印格，“這才是真正的‘同尊’。” 耶律鑄取出至元元年的舊典對照，當年的騎縫印因工藝未熟，三語間距偏差一分，而新印的誤差已控製在半厘內 —— 這微小的進步，恰是多族工匠十年協作的見證。
    入選抄典的十五名史官需通過 “三試”蒙古史官試寫 “八思巴文禦名”，筆畫歪斜者黜落；漢儒試抄《論語》選段，錯一字即淘汰；波斯學者試譯 “大元” 二字，譯法需與國史院標準本一致。孛魯合的侄子因蒙古文 “????”（國）字的豎筆傾斜被黜，王惲的門生因漏寫漢文 “臣” 字的臥鉤遭斥，拉施特推薦的波斯文書則因字母連筆過密重考 —— 嚴苛的標準讓抄典堂的氣氛格外肅穆。
    “抄典不是謄寫，是傳法，” 耶律鑄對落選者道，指著堂中 “敬惜字紙” 的匾額，“每個字都關係法度施行，” 他取出至元十年的錯抄案例，某卷將 “十戶一羊” 譯為 “百戶一羊”，導致西域稅賦混亂，“你們的筆比刀更重，” 他的目光掃過留下的史官，“今日抄錯一字，” 明日便可能有百人受冤，“這責任，” 需用十年功名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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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皮紙中摻著極細的漠北鐵礦粉，用驗礦鏡照射可見均勻分布的鐵屑 —— 這是蒙古史官的防偽秘辛，與虎符的含硫量形成微弱呼應。漢地桑皮紙則在紙漿中加入楮樹汁，浸入水中會顯形淡紅色 “元” 字水印，與大都鈔幣的防偽技術同源。波斯羊皮紙的邊緣暗藏蘆葦纖維暗號，在特定角度的陽光下能看見 “至元二十六年” 的波斯文微縮字樣，由撒馬爾罕工匠特製。
    耶律鑄用銀針刺破紙頁，狼皮紙的鐵屑立即吸附針尖，桑皮紙的水印遇唾液更清晰，羊皮紙的暗號在燭火下浮現。“這些防偽標記，” 他對保管官道，“就像法典的鎧甲，” 能防篡改、辨真偽，“三族的智慧融在裏麵，” 他的手指撫過紙麵，“任誰也仿造不來。” 保管官在《藏典錄》上記錄防偽特征，每種紙張的秘密配方都用三語分別記載，鑰匙由三族官員分掌，缺一不可開啟。
    蒙古文抄本用狼筋線裝訂，線粗三分，每冊裝訂七針，針腳呈 “蒙古包頂” 形狀；漢文抄本用棉線裝訂，取 “五穀豐登” 之意，每冊五針，針腳方正；波斯文抄本用絲線裝訂，線色取伊爾汗國旗的藍白二色，針腳呈 “s” 形，象征絲綢之路。封皮則統一用黑牛皮，蒙古工匠燙金狼紋、漢地匠人題漢文書名、波斯工匠鏨刻波斯文卷號，三者在封脊處交匯成 “法” 字。
    “裝幀不是裝飾，是規矩，” 耶律鑄檢查裝訂質量，狼筋線的鬆緊度需 “能轉針而不掉頁”，棉線的拉力需經 “三斤不掉” 測試，絲線則要防蛀防潮，“就像這法典，” 他的手指劃過不同針腳，“各族有各族的章法，” 卻都要圍繞一個核心，“這封脊的‘法’字，” 便是大元的根本。
    耶律鑄在抄典堂設臨時值房，案頭擺著三族文房四寶，晝夜不離堂。深夜巡查時，見蒙古史官孛魯合因凍手寫錯字母，當即取來炭火盆，卻不許靠近紙頁 —— 怕熱氣導致紙張變形。發現漢儒王惲的門生偷減筆畫，立即命重抄，並在《監修錄》上記 “浮躁” 二字，與考績掛鉤。見波斯學者拉施特因眼疲勞揉眼，便取來西域的水晶放大鏡，鏡柄刻三語 “明察” 二字。
    “我父耶律楚材當年修《蒙古秘史》，” 他對史官們道，指著值房的舊榻，“也是這樣守了三年，” 榻邊的竹筐裏堆滿校勘過的紙團，“法典是國之權衡，” 他的聲音帶著倦意卻堅定，“差一分就失了公平，” 他取出父親留下的校勘刀，“這把刀削過多少錯字，” 才換來今日的法度分明，“你們的筆，” 要比這刀更較真。
    抄成的三十卷法典按 “中樞、嶺北、西域” 三分中樞藏本用錦盒盛放，供奉國史院 “金匱”，盒鎖為三語合璧；嶺北行省藏本用銅匣封裝，配蒙古文《釋義》，供草原諸王查閱；西域藏本則用波斯式皮箱，附波斯文注解，由納西爾丁的怯薛護送回伊爾汗。每本都有唯一編號，如 “中  3”“北  7”“西  12”，與站赤驛路的編號對應，便於追溯流轉。
    “法典傳抄不是結束，是開始，” 耶律鑄在分發冊上簽字，“中樞本定標準，” 嶺北本適草原，“西域本通商路，” 他的手指劃過地圖上的分發路線，“就像這三族文字，” 雖形不同，“其意相通，” 他望著納西爾丁接過西域藏本，皮箱的鎖扣與和林的完全一致，“法度所及，” 不分草原與綠洲。
    抄典完成當日，國史院舉行祭典蒙古史官殺白羊獻祭，將羊血滴在狼皮紙卷首，按 “以血明誓” 的傳統；漢儒行 “釋奠禮”，供奉孔子牌位，誦讀《尚書?呂刑》選段；波斯學者點燃蘇合香，以 “聖火明典” 的儀式祈福。三族儀式同時進行，卻在 “敬法” 的核心處達成默契，就像堂中的三語抄本，雖形式不同，卻同述一部法典。
    耶律鑄將三卷首抄本呈給忽必烈，幼主的小手撫過不同的紙麵，狼皮的粗糙、桑皮的柔韌、羊皮的細膩在掌心留下不同觸感。“這就是大元的法度，” 蕭虎在旁解釋，指著三卷對齊的 “虎臣” 條，“無論用什麽文字寫，” 道理都一樣，“就像這三張紙，” 雖來自不同地方，“合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天下。祭天的鍾聲在和林上空回蕩，與抄典堂的三語誦讀聲交織，宣告這部凝結三族智慧的法典，正式開始守護這片土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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