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章工部造尺（至元四十六年春虎形量天尺形製設計與漢地草原元素融合）（至元四十六年春正月廿六?中都工部工坊  工部檔案房  耶律楚材書房  中都北境林場）
    工部尚書王顯在工坊召集 “漢匠、草原銅工、檔案吏”，鋪開《量天尺設計任務書》—— 蕭虎定策後，“量天尺” 已非單純丈量工具，而是 “元廷統禦草原的治世信物”需兼顧漢地 “精準度量” 的實務屬性，與草原 “紋飾認權威” 的文化認知，讓漢官用得順手、草原部落看得認同。這場設計，從一開始便承載著 “工具功能” 與 “治理象征” 的雙重使命。
    王顯率先提及前番草原丈量的困境 —— 至元四十五年秋，元廷派草原吏員用 “部落舊木尺” 核查馬群，因 “舊尺無統一標準（每部一尺長短不一）”，阿裏不哥部借機 “將三尺報作兩尺”，隱瞞超限馬群千匹。他取來那把舊木尺，尺身開裂、刻度模糊，“你們看，這般混亂的量器，怎能查清草場？此次造尺，首要是‘統一標準’，漢地官尺的精度，必須用上。” 漢匠李泉（江南木作世家，曾造平江府官尺）點頭“漢地官尺每尺合三十一寸六分八厘，誤差不超一分，用這標準，諸王再難瞞報。”
    耶律楚材派弟子趙良弼送來《草原紋飾參考圖》，圖上標注 “虎首、牧草、哈達” 等草原常見紋飾，附言 “量天尺需有元廷標識，讓部落見尺如見中央”。王顯指著圖中虎首“蕭將軍常以虎為治世象征，尺首雕虎首，既顯元廷威嚴，又合草原‘敬力’傳統；再刻‘蕭’字，代表將軍親驗，諸王不敢輕慢。” 草原銅工帖木格（弘吉剌部銅匠，擅長雕草原紋飾）補充“草原人認紋飾不認字，虎首要雕得凶，讓部落見了便知是‘大朝（元廷）之物’。”
    李衡派來的漢官代表周彬，帶來 “漢官草原實操反饋”—— 漢官習慣 “按刻度算距離”，草原吏員則 “憑紋飾記位置”。王顯據此定 “雙麵設計”正麵刻漢地刻度（從一寸到一丈，每寸標漢文），背麵刻草原紋飾（每三裏刻一叢牧草，對應 “可養馬一匹”），“漢官看正麵算尺寸，草原吏員看背麵認段落，兩不耽誤。” 周彬道“如此一來，丈量時無需反複翻譯，效率能提一倍。”
    北境林場主事張木送來三種木材樣本 —— 榆木、鬆木、樺木。王顯讓工匠們做 “耐候測試”將三種木材置於 “零下十度的冰窖” 一日，鬆木開裂、樺木變形，唯有榆木 “紋理緊實，無絲毫損壞”。張木解釋“北境榆木生長慢，木質堅硬，還耐蟲蛀，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幹燥，唯有此木能經得住。” 李泉用指甲劃榆木樣本，僅留下淺痕“就用榆木，做出來的尺身紮實，能用十年以上。”
    王顯最終選定 “三十名漢匠 + 十名草原銅工” 的團隊 —— 漢匠選 “有官尺打造經驗者”，如李泉（造過二十副江南官尺）、王石（擅長刻度刻畫）；草原銅工選 “懂紋飾寓意者”，如帖木格（曾為弘吉剌部領主雕過虎首佩飾）、博爾濟（會用草原銅料嵌紋飾）。他強調“漢匠保精度，銅工保紋飾，缺了哪方都不行；往後每日辰時開工，酉時議事，有分歧當場解決。” 工匠們齊聲應諾，工坊內的鋸木聲、敲銅聲，當日便響了起來。
    虎形量天尺的形製基礎，源於元代漢地成熟的 “官尺體係”，但非簡單照搬 —— 工部團隊針對草原 “無平整地麵、多風多塵” 的環境，對尺身長度、刻度間距、握感設計做了針對性改良，讓漢地的 “精準” 與草原的 “實用” 完美結合。
    李泉取來 “至元四十年工部造官尺”，尺身榆木所製，長一尺（三十一寸六分八厘），正麵刻 “工部監造” 四字，背麵刻刻度，每寸之間有 “分” 的細痕。他對工匠們道“量天尺要量三裏草場，需一丈長（十尺），才能少些丈量次數；刻度按官尺標準，每寸刻漢文‘一’‘二’……，每尺刻‘壹尺’‘貳尺’，清晰易認。” 王石補充“刻刻度要用‘細鑿’，每痕深半分，既防磨損，又能看清 —— 江南官尺用這方法，十年刻度仍清晰。”
    帖木格提出疑慮“一丈長的尺，草原多風，單手難握，易晃錯刻度。” 李泉當場演示取來一丈長的榆木坯，雙手握尺兩端，“其實可雙手持尺，前端抵界碑，後端用石灰做標記，比短尺少挪九次，反而快；再在尺身中間刻‘握痕’（凹進去一寸），雙手握在這裏，穩得很。” 他讓工匠們試握，帖木格握後點頭“這般設計，確不晃了，還省力。” 王顯遂定 “尺長一丈、中間設握痕” 的規格。
    針對草原 “光線強（夏季日照足）、多沙塵” 的環境，李泉建議 “刻度內填墨”—— 用 “鬆煙墨混合桐油”，填入刻度凹槽，“墨油滲入木縫，不怕沙塵磨掉，陽光再強也能看清刻度”。他取來一小塊榆木，刻上一寸刻度，填墨後用布擦拭，刻度仍黑亮清晰。王顯道“就這麽辦，還要在每三尺處刻‘叁尺’大字，用紅漆填，對應‘可養馬一匹’，漢官一眼便知該在哪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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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木提醒 “草原多碎石，尺身易磕碰”，李泉便設計 “尺首尺尾包銅”—— 用帖木格帶來的草原黃銅，打造 “一寸長的銅套”，套在尺首尺尾，“銅套比木頭硬，磕碰時先傷銅，不傷尺身刻度”。帖木格補充“銅套上可雕‘小牧草紋’，既防損，又好看，草原人見了也親切。” 王顯讚同“細節處見用心，銅套紋飾要淺，別搶了尺首虎首的風頭。”
    為避免 “長途運輸後尺身變形”，李泉在尺身內部 “嵌細銅絲”—— 從尺首到尺尾，沿刻度線嵌一根細銅絲，“銅絲熱脹冷縮係數與榆木相近，若尺身變形，銅絲會凸起，一眼便能看出，可及時校準”。他取來一段嵌銅絲的木尺，用火烤後，銅絲果然微凸，“這般設計，漢官在草原可自行檢查尺的精度，不用每次都回中都校準”。王顯讚道“李匠師考慮周全，這銅絲，便是量天尺的‘良心線’。”
    草原紋飾的選擇，絕非單純裝飾 —— 工部團隊篩選的 “虎首、牧草、銅嵌” 等元素，既貼合草原部落的文化認知（虎為力量、牧草為生計），又承擔著 “標識功能段落、強化元廷權威” 的實用作用，讓紋飾成為 “會說話的治理符號”。
    帖木格主導虎首雕刻設計，他帶來 “弘吉剌部虎首佩飾” 作參考，佩飾上的虎首 “目圓、牙露、耳立”，是草原人眼中 “百獸之王” 的模樣。“虎首要雕得大，占尺首三寸空間，耳朵要立起來，眼睛用黃銅嵌，夜裏反光，更顯凶；嘴巴銜‘量’字玉墜，玉墜用和田玉，草原人認玉，知是貴重之物。” 他用炭筆在木坯上畫草圖，虎首怒目圓睜，王顯看後道“就按這圖雕，要讓諸王見了虎首，便知這尺是元廷所造，不敢私改刻度。”
    趙良弼帶來耶律楚材的建議“每三裏刻一叢牧草，對應‘可養馬一匹’，讓草原吏員‘見草便知養馬數’。” 帖木格據此設計 “三葉草紋”—— 每叢牧草刻三葉，葉尖朝尺尾，“草原人看慣了牧草，三葉好認，不會與其他紋飾混；每叢間距三尺，正好對應‘三裏草場’。” 李泉補充“牧草紋刻在背麵，與正麵‘三尺’刻度對齊，漢官算到三尺，草原吏員便指牧草紋，雙方一看便懂。” 工匠們試刻一叢，三葉片脈清晰，果然醒目。
    帖木格擅長 “草原銅嵌法”—— 將黃銅熔化後，倒入刻好的紋飾凹槽，冷卻後打磨平整，比漢地 “漆繪” 更耐磨損。他演示給漢匠看先在木坯上刻好虎首凹槽，倒入熔化的黃銅（溫度控製在一千度，避免燒黑木坯），待銅冷卻後，用細砂打磨，虎首瞬間 “立體發亮”。李泉歎道“這般工藝，比漢地漆繪耐用，草原風沙大，銅嵌紋飾能保十年不褪。” 王顯遂定 “虎首、牧草紋均用銅嵌”，銅料從草原弘吉剌部調運，確保 “紋飾色質與草原器物一致”。
    哈達紋的隱性認同設計帖木格提議在 “尺身兩側刻淺哈達紋”—— 哈達是草原 “禮敬” 的象征，刻淺紋既不影響握感，又能讓部落 “見紋知禮”。“哈達紋刻一寸長，每寸刻一道，像給尺係了哈達，草原人見了會覺得‘大朝懂咱們的規矩’，配合度會高些。” 王顯讓他試刻，淺紋若隱若現，握在手中毫無硌感，“這是巧思，既顯尊重，又不張揚，就這麽定。”
    王顯請帖木兒派來的博爾濟長老 “驗看紋飾草圖”，長老見虎首便道“這是‘大朝虎’，草原人見了會敬畏；牧草紋是咱們的生計，刻在尺上，說明大朝懂草原；哈達紋顯尊重，好！” 他還建議 “虎首眼窩填黑石”，“黑石在草原是‘神石’，填在虎眼，更顯神聖。” 王顯采納，讓帖木格找來北境黑石，嵌在虎首眼窩，果然比黃銅更顯威嚴。這場驗證，讓紋飾設計既合文化傳統，又獲部落認同。
    漢匠精於 “形製精準、刻度細作”，草原銅工長於 “紋飾生動、工藝耐候”，初遇時因 “技藝習慣不同” 多有分歧，但在 “造好量天尺” 的共同目標下，雙方逐漸磨合出 “漢匠定形、銅工飾紋、協同核驗” 的協作模式，讓漢地技藝與草原工藝真正融為一體。
    工匠們首次協作試刻 —— 李泉按漢地技法，用 “直角尺” 畫刻度線，線條筆直卻顯生硬；帖木格按草原手法，雕虎首時 “憑感覺下刀”，虎首比例失衡。李泉皺眉“刻度線要直，不然量不準；” 帖木格也不服“虎首要活，太規整像木頭疙瘩。” 王顯見狀，讓兩人 “互換操作”李泉雕虎首，帖木格畫刻度，結果李泉雕的虎首 “呆板”，帖木格畫的刻度 “歪斜”。兩人相視一笑，才知 “各有專長，需互相配合”。
    李泉定 “先定尺形、再刻紋飾” 的流程 —— 漢匠先將榆木坯 “鋸成一丈長、三寸寬、一寸厚”，打磨光滑後，用直角尺畫好刻度線；再由草原銅工 “按線刻紋飾”，確保紋飾不遮擋刻度。試造第一把尺時，帖木格雕牧草紋時 “偏了半寸”，遮住了 “三尺” 刻度，李泉便教他 “用‘對針法’—— 在刻度線兩端紮針，拉棉線對齊，再沿棉線刻紋飾”。帖木格學會後，後續雕刻 “分毫不差”，他道“漢匠的法子準，草原的手法活，合在一起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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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匠不熟悉 “銅嵌火候”，常把木坯燒黑；草原銅工不懂 “刻度深度”，常刻得過深導致尺身開裂。王顯遂定 “分工核驗”帖木格教漢匠 “銅嵌火候控製”（黃銅熔化後，待表麵起白霜再倒），李泉教銅工 “刻度深度標準”（半分深，用 “深度尺” 比對）。漢匠王石按帖木格的法子嵌銅，果然不燒黑木坯；帖木格按李泉的標準刻刻度，尺身也不再開裂。王石感慨“草原銅工的火候手藝，咱們學不來；咱們的刻度標準，他們也得學，缺了誰都不行。”
    工匠團隊中，漢匠多不懂蒙古語，草原銅工多不懂漢文，初時靠 “手勢比劃” 溝通。王顯便讓趙良弼 “每日晨教半個時辰雙語”教漢匠說 “虎首”（巴圖）、“牧草”（努圖克），教銅工認 “一寸”“一尺” 的漢文。十日過後，李泉能對帖木格說 “巴圖要雕大些”，帖木格也能指著刻度說 “一尺刻深些”。協作時，漢匠畫好刻度，銅工便知 “對應位置雕牧草紋”；銅工嵌好虎首銅，漢匠便知 “打磨時避開虎眼黑石”，默契漸生。
    王顯將 “漢匠定形、銅工飾紋、每日核驗” 的模式寫入《工部造尺流程》，規定 “每把尺需經‘漢匠驗形、銅工驗紋、主事驗總’三關”李泉驗尺身是否 “直、平、厚均達標”，帖木格驗紋飾是否 “生動、對齊”，王顯最後驗 “整體是否合設計要求”。第一把合格尺造好時，李泉與帖木格共同在尺尾刻 “李帖合造” 四字，“這把尺，是咱們一起造的，要留個紀念。” 王顯見了，笑道“這便是‘漢草合璧’的好兆頭。”
    量天尺的細節設計，藏著無數 “治世巧思”—— 尺首的虎首角度、尺身的握痕深度、尺尾的收尾紋飾，每一處都兼顧 “實用順手” 與 “象征認同”，讓這把一丈長的木尺，既經得起草原風沙的考驗，又能成為元廷治理的 “無聲使者”。
    最初雕的虎首 “向前凸”，漢官握尺時 “虎口硌手”。李泉便建議 “虎首向後仰三十度”，既保持威嚴，又不硌手。帖木格按此調整，雕好後讓周彬試握，周彬道“這般角度正好，握久了也不酸。” 王顯還讓工匠 “將虎首邊緣磨圓”，用細砂反複打磨，“草原多風沙，棱角鋒利易劃傷手，磨圓了更安全。” 試握時，虎首雖凶，卻手感溫潤，毫無硌澀。
    初設的握痕 “深半寸”，漢官反饋 “握得太緊，久了手麻”。李泉便改 “深三分”，寬度與成人掌心適配，“既能穩住尺身，又不費力”；還在握痕處 “刻淺紋”（類似漢地防滑紋），防止 “手心出汗打滑”。草原吏員巴圖試握後道“比沒握痕時穩多了，騎馬丈量時也不怕尺掉了。” 王顯讓工匠 “每把尺的握痕都用‘握痕樣板’比對”，確保深淺一致。
    為避免 “正麵刻度與背麵紋飾錯位”，李泉設計 “雙線對齊法”—— 在尺身兩端鑽小孔，穿棉線拉直，正麵按棉線刻刻度，背麵按棉線刻紋飾。試造時，正麵 “三尺” 刻度與背麵 “三葉草紋” 分毫不差，周彬道“漢官算到三尺，草原吏員一看背麵牧草紋，便知‘可養馬一匹’，不用再解釋。” 王顯還規定 “每刻完一尺，都要用棉線核對一次”，確保對齊精度。
    尺尾最初無紋飾，顯得突兀。帖木格提議 “刻半朵哈達紋”，“哈達半朵代表‘未完待續’，寓意草原治理還需努力，也顯謙遜。” 王顯還讓工匠在尺尾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漢文與蒙古文，“既記造尺年份，又顯官方身份”。李泉補充“在蒙古文旁刻‘驗’字，代表經工部核驗合格，諸王若質疑尺的真偽，一看‘驗’字便知。”
    草原多沙塵，刻度與紋飾凹槽易積塵，影響讀數。李泉便讓工匠 “在尺身塗一層‘桐油蠟’”—— 將桐油熬煮後加蜂蠟，均勻塗在尺身，“既防沙塵滲入，又易清潔，用布一擦便淨”。帖木格還在 “虎首銅嵌處塗草原‘羊油’”，“羊油能防銅生鏽，草原人也常用這法子保養銅器。” 處理後的尺身，雖經沙塵模擬測試（用幹沙撒在尺上），刻度仍清晰，一擦便淨。
    虎形量天尺的每一處設計，都藏著元廷的治理意圖 —— 虎首代表蕭虎的治世權威，雙語刻度代表中央與草原的治理協同，“三裏一牧草” 代表 “按需分配草場” 的治世理念。這把尺，早已超越 “丈量工具” 的範疇，成為元廷向草原傳遞 “統一、公平、權威” 的治世信物。
    王顯在尺首虎首下方刻 “蕭” 字，字體為 “隸書”，剛勁有力，“蕭將軍是元廷治世核心，刻‘蕭’字，代表將軍親驗，諸王見字便知‘這尺是將軍認可的’，不敢違抗丈量。” 耶律楚材得知後，派趙良弼送來 “蕭虎手書‘量’字”，讓工匠刻在虎首口中玉墜上，“將軍手書更顯權威，草原部落見了，便知丈量是將軍之意，不是漢官私為。” 帖木格雕玉墜時，特意將 “量” 字雕得突出，“讓部落一眼便看到將軍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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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麵漢文刻度（一寸、一尺）代表 “漢地治理規範”，背麵蒙古文標識（每三裏刻 “阿裏瑪”，意為 “馬”）代表 “草原認知習慣”，王顯道“雙語不是‘遷就’，是‘協同’—— 元廷治草原，既要用漢地的精準，也要懂草原的習慣，這尺便是‘協同治理’的樣子。” 周彬補充“漢官用漢文算尺寸，草原吏員用蒙古文講給部落聽，雙方都不別扭，丈量才能順利。”
    每三裏刻一叢牧草，對應 “可養馬一匹”，王顯解釋“這是告訴草原部落，元廷限牧不是‘奪馬’，是‘按草場承載力分配’，每匹馬可占三裏草場，諸王不多占，中小部落也有份，這便是‘公平’。” 博爾濟長老向部落宣講時，指著牧草紋道“大朝（元廷）按草給馬，咱們有多少草，便養多少馬，不會再因爭草打架了。” 這種 “可視化公平”，讓部落對限牧政策多了幾分認同。
    虎首、牧草紋均用黃銅嵌製，玉墜用和田玉，黑石用北境神石，這些材料在草原 “價值不菲”。王顯道“這般用料，是讓草原部落知‘元廷有財力、有誠意’—— 不是用粗製濫造的東西糊弄他們，而是真心想把草原治理好。” 帖木格對部落同胞道“黃銅在草原能換十隻羊，和田玉更是少見，大朝肯用這般好料造尺，可見重視咱們。”
    王顯請蕭虎為尺命名，蕭虎提筆寫 “量天尺” 三字，釋曰“量的是草場，更是‘天道’—— 天道便是‘公平分配、不欺弱小’，元廷用這尺，便是按天道治草原。” 耶律楚材還在《量天尺記》中寫道“天有常道，地有常形，量天尺者，量地合天道，治草順民心也。” 這一命名，讓量天尺從 “器物” 升華為 “元廷順天治世” 的象征，漢官帶尺入草原，便似帶著 “天道公平” 的使命。
    第一把量天尺的試造，並非一帆風順 —— 刻度模糊、虎首歪斜、銅嵌脫落等問題接踵而至，但工部團隊 “發現問題便改，改完再試”，曆經三次試造、兩次大調，終於拿出 “精度達標、紋飾生動、手感適配” 的定型版本，為後續批量生產奠定基礎。
    正月卅，工匠們啟動首件試造 —— 漢匠鋸木、打磨、畫刻度，草原銅工雕紋飾、嵌銅、磨虎首，耗時一日完成。但驗收時發現三大問題一是刻度填墨 “滲入木縫不均”，部分刻度仍模糊；二是虎首銅嵌 “火候不足”，邊角有縫隙；三是尺身 “微微彎曲”，量長時誤差超二分。王顯將問題記在《試造問題冊》上，“今日發現的問題，都是明日改進的方向，別氣餒，咱們改了再試。”
    針對 “填墨不均”，李泉嚐試三種方法一是 “先塗桐油再填墨”（桐油封閉木縫，墨不易滲入）；二是 “填墨後用竹片刮平”（去除多餘墨，避免堆積）；三是 “晾幹後再塗一層薄蠟”（防墨磨損）。試過後，第二種方法效果最好 —— 填墨後用竹片沿刻度刮過，墨隻留在凹槽內，晾幹後清晰醒目。王顯讓工匠們 “每刻完一寸，便立刻填墨刮平”，後續試造的刻度，再無模糊問題。
    針對 “銅嵌脫落”，帖木格改進 “銅嵌流程”一是 “擴大紋飾凹槽深度”（從半分加深到一分），讓銅料嵌入更牢；二是 “在凹槽底部刻‘倒刺紋’”（銅料冷卻後卡在倒刺中，不易脫落）；三是 “銅嵌後用小錘輕敲加固”（讓銅料與木縫更貼合）。第二次試造時，虎首銅嵌經 “摔落測試”（從三尺高摔下），仍無脫落，帖木格道“這般加固，草原人騎馬顛簸，銅也不會掉。”
    針對 “尺身彎曲”，張木提出 “木材預處理” 方案 —— 將榆木坯 “先在水中浸泡三日，再晾幹七日”，利用 “水浸脫脂、晾幹定型” 的原理，減少後續彎曲。李泉還在尺身內部 “嵌兩根細銅絲”（沿尺身兩側，比中間銅絲粗一倍），“銅絲有剛性，可拉住尺身，防止彎曲”。第二次試造的尺身，經 “冰窖冷凍、烈日暴曬” 測試，仍筆直如初，誤差控製在一分內。
    二次試造完成，驗收時僅發現 “虎首眼窩黑石‘太小’，不夠醒目”。帖木格便將黑石 “從黃豆大換為蠶豆大”，嵌入後用細銅絲固定（防脫落），再打磨光滑。蕭虎派來的使者現場核驗，量三尺草場時誤差僅一分，握感舒適，虎首威嚴，使者讚道“這般尺子，漢官用得順手，草原部落也會認，將軍定會滿意。” 王顯當即定 “此為定型版本”，後續批量生產均按此標準。
    為確保每一把量天尺 “精度一致、紋飾統一、質量可靠”，王顯建立 “三驗三查” 的質量管控體係 —— 從木材、銅料等原材料入庫，到鋸木、雕刻等工序加工，再到成品驗收，每一步都有專人負責、專人核驗，杜絕 “殘次品流入草原”。
    北境林場送來的榆木，需經 “三驗”一是 “看紋理”（選 “直紋、無節” 的木材，節疤多易開裂）；二是 “測硬度”（用指甲劃，無深痕者合格）；三是 “查濕度”（用 “濕度計” 測，含水率低於十五者合格），由張木負責驗收，不合格的榆木 “退回林場，不予入庫”。草原送來的黃銅，需 “測純度”（用炭火熔化，看雜質多少），由帖木格負責，純度不足的黃銅 “重新冶煉”，確保銅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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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顯將造尺分為 “鋸木、打磨、畫刻度、雕紋飾、嵌銅、填墨、塗蠟” 七道工序，每道工序設 “工序長”，完工後需 “簽字確認”，再交下一道工序。如鋸木工序由李泉負責，每根榆木坯需 “長一丈、寬三寸、厚一寸”，誤差超一分便 “返工”；雕紋飾工序由帖木格負責，虎首比例 “眼占一寸、嘴占半寸”，不符者 “重新雕刻”。工序長若 “放過殘次品”，與工匠同罰（扣糧票）。
    成品尺需經 “漢匠驗精度、銅工驗紋飾、主事驗整體” 三級核驗李泉用 “標準木杆”（三丈長，誤差不超一分）量成品尺，確保 “每尺誤差不超一分”；帖木格檢查虎首 “是否威嚴、牧草紋是否對齊、銅嵌是否牢固”；王顯最後檢查 “整體手感、標識是否完整、有無磕碰”，三級均合格，才在尺尾刻 “驗” 字，否則 “退回返工”。二月初五，首批二十把成品尺驗收，僅一把因 “虎首歪斜” 返工，合格率達九成五。
    對 “刻度誤差超二分、銅嵌脫落、尺身彎曲” 的不合格品，王顯定 “分類處理”可修複的（如刻度模糊、小處磕碰），由原工序工匠 “限期修複”，修複後重新驗收；不可修複的（如尺身開裂、虎首斷裂），“拆解回收”—— 榆木可做 “校準木杆”，銅料可重新熔化嵌新尺，黑石、玉墜可 “取下再用”，避免浪費。帖木格道“草原銅料難得，能回收便回收，不能讓好材料浪費。”
    每把量天尺都有 “質量檔案”，記錄 “原材料來源（如榆木來自北境林場第幾批）、工序工匠（如鋸木李泉、雕紋帖木格）、驗收時間、驗收人”，檔案由工部檔案吏保管，“若日後草原反饋尺有問題，可查檔案追責”。王顯道“質量檔案不是‘形式’，是‘責任狀’，讓每個工匠都知‘造尺要負責到底’。” 這種 “全程留痕” 的管控，讓工匠們不敢懈怠，質量始終穩定。
    定型版本確定後，工部啟動批量生產（計劃造五十把量天尺，含五把備用），王顯從 “工匠分工、物料保障、進度規劃” 三方麵統籌，確保 “二月初五前完工，按時交付漢官”—— 既要趕進度，又不能降質量，這場批量生產，考驗著工部的協同能力。
    王顯將三十名漢匠、十名草原銅工分為五組，每組 “六名漢匠 + 兩名銅工”，每組負責十把尺，設 “組長”（漢匠、銅工各一名）協調漢匠分 “鋸木匠（1 名，負責鋸木坯）、打磨匠（2 名，負責粗磨、細磨）、刻度匠（2 名，負責畫刻度、填墨）、校準匠（1 名，負責工序校準）”；草原銅工分 “雕紋匠（1 名，負責雕虎首、牧草紋）、銅嵌匠（1 名，負責嵌銅、磨銅）”。分工後，每組 “每日可造兩把尺”，效率比首件試造時提升三倍。
    張木按 “五十把尺” 的需求，備足 “榆木坯六十根（含十根備用）、黃銅五百斤（每把尺用銅十斤）、和田玉五十塊（每塊雕一玉墜）、北境黑石一百顆（每把尺用兩顆，備用五十顆）”，物料分 “每日領用”—— 每組每日領 “榆木坯兩根、銅二十斤、玉兩塊、黑石四顆”，避免積壓浪費。他還在工坊旁設 “物料臨時庫”，派兩人看管，“工匠隨用隨領，不用跑遠路，節省時間”。
    王顯製定 “五日進度表”二月初一至初二，完成 “鋸木、打磨、畫刻度”；二月初三至初四，完成 “雕紋飾、嵌銅、填墨”；二月初五上午，完成 “塗蠟、校準、驗收”；下午 “打包、貼標識”。每日酉時，各組組長向王顯報進度，“若某組進度落後，從進度快的組調一名工匠支援”。二月初三，第三組雕紋飾進度慢，王顯調第一組銅工帖木格支援，兩日後順利趕上進度，“互幫互助，才能按時完工”。
    批量生產中，王顯 “每兩小時抽查一次”，每組隨機抽一把半成品，檢查 “刻度精度、紋飾對齊、銅嵌牢固度”。二月初二，抽查發現第一組 “刻度間距不均”，王顯立刻讓李泉 “重新培訓該組刻度匠”，並將已刻的五把尺 “全部返工”。他強調“批量生產最易‘馬虎’，抽查就是要及時發現問題，別等全做完了再改，更費功夫。”
    完工的量天尺，需 “統一標識”在尺首虎首下方刻 “編號”（從一到五十），在尺尾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與 “驗” 字；再用 “羊毛布包裹”，放入 “特製木盒（每盒放兩把尺，盒內鋪羊毛防碰撞）”，木盒外貼 “量天尺 xx 號” 標簽。成品存放在 “工部幹燥庫”，庫內放 “石灰包” 防潮，派四名士兵看守，“防止被盜或損壞”，確保交付時 “每把尺都完好無損”。
    十、交付前的最終核驗從 “工部自驗” 到 “蕭虎親驗” 的權威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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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生產完成後，量天尺並非直接交付 —— 需先經工部內部 “全麵複驗”，再由蕭虎 “親驗關鍵指標”，確保 “每一把都符合設計要求、承載元廷權威”。這場核驗，既是對工部造尺成果的檢驗，更是為 “漢官帶尺入草原” 賦予 “中央認可” 的最終背書。
    王顯組織 “全員複驗”—— 五組工匠交叉驗收（第一組驗第二組，第二組驗第三組，依此類推），每組查 “精度、紋飾、手感、標識” 四項用標準木杆量精度（誤差超一分不合格），用紋飾樣板比對（虎首、牧草紋不符不合格），試握查手感（硌手、打滑不合格），核對標識（編號、驗字不全不合格）。複驗後，僅兩把尺 “刻度誤差一分半”，返工後全部合格，王顯鬆了口氣“咱們這關過了，才能送將軍親驗。”
    二十把量天尺（首批交付漢官用）送至白虎殿，蕭虎親驗三項核心指標一是 “精度”—— 取三把尺量 “三丈長的紅綢”，誤差均在一分內，“漢地官尺的精度，果然沒丟”；二是 “紋飾”—— 看虎首是否 “威嚴有神”，牧草紋是否 “對齊刻度”，“虎首雕得好，草原部落見了會敬畏”；三是 “手感”—— 親自握尺試量，“握痕舒服，不硌手，漢官帶在草原用，不會累”。驗完後，蕭虎在每把尺的虎首下方刻 “蕭” 字，“有朕的字，這尺便是元廷的信物，諸王不敢輕視。”
    耶律楚材協助核對 “量天尺編號與檔案”—— 每把尺的編號（一至二十）需與《量天尺交付檔案》中的 “工匠、驗收人、材質” 信息對應，確保 “一把尺一份檔案，可追溯”。他還檢查 “雙語標識”漢文刻度是否 “清晰無錯字”，蒙古文標識是否 “拚寫正確”，“雙語標識不能錯，不然草原部落會誤解，漢官也難解釋。” 核對無誤後，耶律楚材在檔案上簽字“量天尺者，量地合道，治世之器也。”
    五把備用尺，除 “編號為五十一至五十五” 外，還需 “額外加固”—— 尺身多嵌一根銅絲，虎首銅嵌處多塗一層羊油，“備用尺是應急用的，需更耐用”。備用尺存放在 “中都驛站物資庫”，與《備用尺領用規則》一同存放，規則規定 “漢官需憑‘丈量官令牌’領用，用後需歸還，損壞需說明原因”。王顯道“備用尺雖不用立刻交付，卻要做好準備，萬一草原上尺壞了，能及時補上。”
    二月初五傍晚，工部在中都驛站設 “量天尺交付儀式”—— 二十把量天尺整齊擺放在案上，每把尺旁放 “對應的檔案”，漢官代表王吏、周彬身著藍色吏袍，恭敬站立。王顯將第一把尺（編號一）交給王吏“這把尺，是工部五十名工匠的心血，更是元廷治草原的誠意，你們帶它入草原，要‘量準每一寸草場，不負中央所托’。” 王吏接過尺，木盒入手沉甸甸，似載著 “元廷權威、工匠心血、草原民心” 三重重量 —— 虎形量天尺，終於 ready 踏上入草原的征程。
    （至元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漢官們帶著量天尺，隨虎衛一同北上，尺身的虎首在陽光下泛著銅光，牧草紋似在訴說 “公平分配” 的治世理念。而中都工部工坊內，王顯仍在整理《量天尺造尺錄》，將設計、試造、生產的每一步都詳細記錄，“待日後草原平定，這造尺的故事，也該寫入《元史》，讓後人知元廷治草原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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