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梅開得妖冶時，張汝舟帶著溫言軟語叩響柴門。他說在酒肆見過我題壁的詞，說敬我才名，說懂我苦辛——那時我正蹲在地上修補《金石錄後序》稿頁，指尖沾著米糊，聽見“懂”字，竟像聽見了前世的回音。
    他遞來的錦盒裏，躺著支玉連環，正是明誠當年用半幅《女史箴圖》換的、我唯一的嫁妝，此刻卻在他掌心泛著溫潤的光，像極了明誠初遇時的眼。
    洞房花燭夜，他掀開我鬢邊碎發，指尖劃過我耳後朱砂痣，忽然問：“可還有趙明誠留下的青銅鼎？”
    語氣輕得像明誠問我“那方端硯可還收著”，卻多了三分灼熱。
    我還未答話，他已扯著我頭發撞向案幾，玉連環硌得 頭皮生疼，聽見他罵：“裝什麽清高，那些破銅爛鐵早該換錢！”
    桌上的燭台翻倒，蠟油滴在我手背，比他的話更燙——原來這世間的“懂”，都是披著糖衣的刀，專挑傷疤處捅。
    他搶過我護在懷裏的《金石錄後序》，撕成碎片時，我看見稿頁上“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的字跡，恍惚回到歸來堂的夜。
    那時明誠教我辨認銘文，墨汁濺在我裙角，他用袖口來擦，沈水香混著墨香，成了我對“溫柔”最初的定義。
    此刻張汝舟的手在我發間亂扯，嘴裏喊著“克夫妨家”，我忽然笑了——原來“賭書潑茶”的溫柔，和“撕稿扯發”的暴戾，不過是男人的兩麵，一麵給想騙的人，一麵給騙到的人。
    第二日去官府告發他科舉舞弊，衙役的鎖鏈劃過手腕時，我望著他被拖走的背影，忽然想起越州破廟的碎玉攤。
    那時我沒買碎玉，卻在此刻懂了：有些男人，就像那些碎玉，看著能拚成簪子，實則每一片都帶著棱角，劃得人鮮血淋漓。
    公堂上，縣官問我為何告發親夫，我摸著袖口藏的殘稿碎片，說：“民婦護的不是夫，是字。”
    話音落下，聽見後堂傳來墨香，像極了父親書房的味道。
    獄中的九天，我用指甲在絹帕上刻《聲聲慢》。
    磚牆上的黴斑爬成他袖中沉水香的形狀，每道刻痕都滲著血，像極了明誠稿頁上的批注。
    第七日，獄卒送來半塊殘硯，說有位公子托他轉交。
    硯池裏刻著極小的“漱玉”二字，摸上去有新刻的毛刺——後來才知道，那是沈硯之在集市尋了三日，找到與歸來堂同款的硯台，連夜用刻刀鑿的。
    他來探監那日，隔著柵欄遞來熱粥，袖口沾著墨點。
    “易安居士，”他低頭看著我手上的血帕，“這些詞，我替你抄在宣紙上了，等你出去，咱們找個清靜處，慢慢校勘。”
    聲音輕得像怕驚碎什麽，我望著他眼中映著的我，蓬頭垢麵，卻比張汝舟的甜言蜜語更真。
    忽然想起在杭州酒肆，他總坐在角落磨墨，我題壁時，他的硯台總在我伸手可及處。
    出獄那日，他捧著《聲聲慢》抄本來接我，紙頁上的小楷工整得像金石銘文。
    “我姓沈，名硯之，”他低頭看著殘硯，“十二年前在汴京相國寺，見過您與趙公子賭書，那時您掉了片詞稿，我……”
    話到此處頓住，從袖中掏出片泛黃的紙，正是我當年在溪亭遺失的《如夢令》殘頁，邊角處有他後來補的注：“易安此句，勝卻人間千盅酒。”
    我們坐在西湖邊的茶寮，他替我斟茶，水流過殘硯的“漱玉”二字，蕩起細微波瀾。
    他說這些年，總在收集我的詞稿，哪怕是片言隻字，都像收集碎玉，盼著有天能穿成串。
    “您知道嗎？”他望著湖麵上的月影，“當年在越州破廟，我看見您護著《集古錄》，指甲都摳進了木板，那時我就想，這世間最珍貴的金石，不是青銅鼎，是您眼裏的光。”
    暮色漫進窗欞時，我摸著絹帕上未幹的血字，忽然懂了：這世間最烈的酒，不是溪亭的梅子酒，是明知飲下會碎骨，卻仍要仰頭灌下的、名為“期待”的毒。
    而沈硯之，就像那方殘硯，帶著新刻的毛刺，卻願意承住我所有的淚與血，哪怕自己也會被磨得遍體鱗傷。
    離開茶寮時，他把殘硯塞進我手裏，硯底刻著行小字：“碎玉可拾，詞魂難滅。”
    月光照在他青衫上，竟比當年明誠的白梅更暖。我忽然想起獄中的刻痕，每道血印都在絹帕上連成了線，就像此刻，沈硯之的出現，讓我在碎玉堆裏，撿到了第一片，帶著溫度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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