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我在奶奶的樟木箱底翻到十七個紙人。每個紙人都缺了右耳，頸子處留著半截棉線，像等著被縫上什麽。最上麵的紙人穿著藍布衫，胸口用紅筆寫著“陳鳳蘭”——那是我從未謀麵的大姑，1962年餓死在村口的磨坊裏。
    老宅子的牆紙剝落大半，露出底下用麵粉漿糊貼的黃紙，邊角印著模糊的“縫頭”二字。這是奶奶臨終前反複念叨的詞，當時她攥著我的手腕，指甲掐進我手背：“別讓紙人缺耳朵，巷尾的王師傅會來收……”話沒說完就盯著衣櫃頂的竹籃，裏麵堆著沒做完的紙鞋，鞋尖全對著西廂房。
    西廂房的門鎖著，門縫裏滲出黴味，像腐爛的麵皮混著漿糊。我用發卡撬開門，看見土炕上擺著七個玻璃罐，每個罐子裏泡著風幹的右耳，耳墜處係著紅繩，繩尾刻著不同的名字：陳鳳蘭、陳桂芳、直到最後一個，墨跡新鮮得能蹭髒指尖——陳小滿，我的名字。
    更駭人的是，牆上用指甲刻著歪扭的字：“縫頭匠要收十七個耳，換十七個魂，從大姑開始，到小滿結束。”刻痕裏嵌著藍布纖維，和樟木箱裏的紙人布料一模一樣。窗外突然響起竹板聲，“嗒嗒”聲撞在青瓦上，像極了小時候聽見的補鞋匠吆喝，卻在暮色裏變了調，成了“收耳朵——縫頭魂——”
    子夜時分，巷尾傳來拖遝的腳步聲。我貼著窗縫望去，月光把牆根的影子拉成佝僂的人形，穿長衫的男人背著竹簍，手裏的銅鈴每晃一下，就有片紙灰從簍裏飄出來。經過老槐樹時，他突然停住，竹簍裏傳出嬰兒的啼哭，而樹上掛著的紙人，不知何時都轉向了他的方向。
    “小滿——”奶奶的聲音從衣櫃裏傳來，帶著漿糊的黏膩。我猛地轉身，看見竹籃裏的紙鞋在動，鞋尖慢慢對準西廂房的玻璃罐。更詭異的是，那些泡在藥水裏的右耳，耳垂處的紅繩正在滴血，血珠沿著罐壁流成字，正是奶奶臨終前沒說完的話：“王縫頭1962年收了大姑的耳，現在該收你的了……”
    竹板聲突然在門口停住，銅鈴“叮”地響了一聲。我看見門縫裏漏進半片黑影，布鞋尖沾著磨坊的麥麩，和村口老人說的，王縫頭當年埋屍處的痕跡一模一樣。衣櫃頂的竹籃“啪”地翻倒，十七隻紙鞋全落在地上，鞋尖連成直線，直指西廂房的玻璃罐。
    玻璃罐突然炸開，藥水混著血水在地上蜿蜒，竟形成個縫補的針腳圖案。七個風幹的右耳在血水裏蠕動，耳垂的紅繩像活了般纏上我的腳踝，我這才看清，每根紅繩上都刻著小字，記錄著收耳的日期——大姑的耳收於1962年霜降，而我的那根，刻著今天的日期：2023年霜降。
    “縫頭匠收耳要成對。”身後響起奶奶的聲音，卻比記憶中年輕三十歲。我轉身看見穿藍布衫的女人站在月光裏，右耳處空著個黑洞，頸子上的棉線滴著藥水，“當年你爺爺用我的耳換你的命，說等你二十歲，就把耳還給王縫頭……”
    她說話時，牆上的刻痕突然滲出鮮血，“十七個耳”的“十七”被改成“十八”，新刻的痕跡裏嵌著我的頭發。巷尾的竹板聲再次靠近，這次混著紙人撕裂的“嘶啦”聲，我看見樟木箱裏的十七個紙人全站了起來，缺耳處的棉線正對著我，像十七根懸空的針，等著縫上我的右耳。
    西廂房的土炕突然塌陷，露出底下的地窖。我跌進去時撞翻了陶罐，裏麵滾出十七枚耳墜，每枚都刻著“縫頭”二字，最新的那枚內側，刻著我的生辰八字。地窖盡頭擺著具石棺，棺蓋刻著密密麻麻的名字，“陳鳳蘭”排在第一個，“陳小滿”排在最後，名字之間用針腳圖案連接，像條永遠縫不完的線。
    竹板聲在頭頂停住，銅鈴響了三聲。我看見地窖的磚縫裏滲進麥麩，縫頭匠的影子從梯子上投下來，竹簍裏的紙灰飄成耳形，落在石棺上。奶奶的紙人突然抓住我的手腕，頸子的棉線纏住我的耳垂，她的聲音混著麥麩的澀味：“別怕，縫上耳你就是紙人巷的新縫頭匠，以後每年霜降，你收別人的耳，就不用還自己的了……”
    當銅鈴第四聲響起時，我終於明白，1962年那場饑荒，爺爺用大姑的右耳向縫頭匠換了半袋麥麩，卻讓整個家族陷入了十七年的輪回——每到霜降，縫頭匠就來收耳，直到湊夠十八個，就能讓第一個被收耳的人還魂。而我，正是第十八個祭品。
    石棺蓋“轟”地掀開，裏麵躺著具風幹的女屍，右耳處空著黑洞，頸子纏著和我同款的紅繩。她的手突然抓住我，指節上刻著“縫頭”二字，而她的臉，竟和樟木箱裏的紙人一模一樣。巷尾的竹板聲變成了笑聲，混著紙人扇動的“嘩嘩”聲，我看見十七個紙人站在地窖門口，每個都縫上了右耳，而那些耳朵，正是玻璃罐裏泡著的、屬於我家族女性的右耳。
    黎明前，我在老槐樹底下醒來，手裏攥著半片紙耳，上麵寫著“陳小滿”。身後的紙人巷靜得可怕，隻有巷尾的竹簍裏，傳來嬰兒的啼哭——那是1962年大姑死後，縫頭匠用她的耳縫出的第一個紙人，如今，輪到我用自己的耳，縫出第十八個。
    回城的大巴上，我摸著右耳突然出現的疤痕，那是道細長的針腳印，和石棺上的圖案一模一樣。手機突然收到條短信，來自奶奶的號碼，上麵隻有三個字：“縫好了。”附件是張照片，老宅子的西廂房裏，十七個紙人整齊地坐著，每個都有了右耳，而第十八個紙人，正對著鏡頭笑，頸子上的紅繩，係著我剛才掉落的半片紙耳。
    三個月後，我收到個匿名包裹，裏麵是個藍布衫紙人，右耳處縫著新鮮的皮膚，上麵有我的指紋。紙人胸口的紅筆字被改成了“陳縫頭”，而在紙人背後，用漿糊貼著半張舊報紙，邊角印著1962年的尋人啟事：“縫頭匠王某某攜十七具紙人失蹤，紙人皆缺右耳，頸係紅繩……”
    此刻，窗外的槐樹影突然變成佝僂的人形，手裏的銅鈴“叮”地響了一聲。我後頸一涼，鏡子裏，我右耳的針腳印正在滲血，血珠滴在紙人頸子的紅繩上，漸漸暈染出三個字——該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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