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朱因盛世願景重燃鬥誌，精神日漸矍鑠，而大明的曆史車輪也滾滾向前。
    新歲更迭，洪武紀元正式畫上句點，承天元年的曙光灑滿應天府，標誌著大明邁入全新的承天年間。
    休沐日結束後，一場關乎國祚走向的新朝大朝儀即將舉行——這不僅是新帝朱標正式執掌朝政後的首次大典，更將明確新一年的政治方向，傳遞出承天朝的執政傾向，讓群臣提前預判、做好準備。
    為確保新政平穩落地，大朝儀前夜，朱標在文華殿密召朱高熾、朱雄英二人，閉門商議“承天新政”的核心綱領。
    燭火搖曳，映照著三人凝重的麵容，新政推行已是必然——洪武朝以鐵血手腕掃平亂世、奠定大明百年基業，廢丞相、設三司、整吏治、固邊疆，諸多舉措為王朝穩固築牢了根基，但多年的高壓統治也積累了不少積弊：嚴刑峻法之下，官民皆有畏罪之心，行政體係雖高效卻缺乏彈性；重農抑商的傾向雖保障了糧食安全，卻也限製了商貿活力；對功臣的嚴苛猜忌，雖杜絕了藩鎮之禍，卻也讓朝堂少了幾分從容氣度。
    如今新朝肇建，民心期盼寬政，時代呼喚革新，新政勢在必行，可如何推行、如何在洪武舊政與新政之間找到精準平衡點，卻是個棘手難題——既要革除積弊、順應時勢，又不能全盤否定洪武朝的製度根基，否則極易引發朝堂震蕩，讓天下誤以為大明根基動搖。
    尤其關鍵的是，老朱仍是太上皇，這位開國帝王將一生心血傾注於大明江山，從草莽起兵到登基稱帝，從平定四方到治理天下，每一項製度、每一條律法都承載著他的治國理念與心血。
    朱標身為人子，既受儒家孝道熏陶，又感念父親養育與傳位之恩，絕不能做出不孝之舉，更不能讓一生操勞、剛卸下重擔的父親感受到“人走茶涼”的疏離，或是“人亡政息”的悲涼與落寞——這種情感上的傷害，遠比製度調整更難彌補。
    因此，兼顧革新與傳承、平衡新政與舊製，同時維護太上皇的尊嚴與情感，成為此次密議的核心前提，亦是不可逾越的底線。
    朱標率先打破沉默，語氣沉穩而堅定：“高熾、雄英，洪武朝的嚴刑峻法，朕深知其弊。父皇當年為整頓吏治、穩固江山，推行重典，朝堂之上政治酷寒是出了名的，‘剝皮實草’、‘株連九族’的案例比比皆是。如今朝中大多官員，皆是心懷惴惴、寢食難安，上朝如赴刑場，生怕哪天因一言不慎、一事疏忽便招來殺身之禍，連帶著地方官員也人人自危，行政效率雖高，卻少了幾分體恤民生的溫度。”
    他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悲憫：“承天新政，首當其衝便是調整這些遺留的嚴刑峻法。朕主張寬大治國，要將《大明律》中過於嚴苛的多條內容進行修改——諸如非謀逆重罪不株連族人、廢除‘剝皮實草’等酷刑、減輕笞杖之刑的力度。朕要以仁義教化天下，而非用嚴刑峻法約束子民，宣傳以德服人、以禮待人，讓官員敢做事、百姓安於心，從而達到教化百姓、寬刑省獄的目的，讓承天朝成為真正的仁政之世。”
    聽到這話，朱高熾並不覺得意外，因為朱標自幼便在大儒名士的悉心教導下成長，宋濂、劉基等鴻儒重臣不僅傳授他經史子集，更將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義傾囊相授，讓仁義之道深深刻進了他的骨子裏。
    從束發求學時起，朱標便篤信“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認定治理天下的根本在於教化而非刑罰，以仁義安撫民心、以禮樂規範秩序，方能實現長治久安。
    多年來，他目睹洪武朝嚴刑峻法下的官民惶惶，更堅定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唯有以仁義教化天下，廢除過於嚴苛的刑罰，才能讓官員放下戒心、安心任事，讓百姓感受皇恩、心悅誠服，從而構建起君臣同心、民安國寧的盛世圖景。
    這種根植於內心的儒家信仰，早已成為他行事的準則，故而提出寬省刑獄、以仁治國的主張，本就是順理成章之事，朱高熾早已有所預判。
    朱雄英聞言，當即點頭表示認可：“父皇所言極是，這是曆朝曆代的慣例。開國初期天下未定、亂象叢生，自當用重典以正風氣、震懾奸邪；但如今新君即位，天下承平多年，邊疆安穩、民生漸富，重典已無必要，反而容易引發官民抵觸。轉而推行仁政，發展民生，既能安撫百官之心，也能讓百姓感受到新朝的暖意，收攏民心，穩固統治，這是順勢而為的明智之舉。”
    麵對朱雄英的支持，朱高熾也並不意外。
    這些年來，朱雄英並未固守京城溫室，而是始終隨自己四處闖蕩曆練——早年一同前往遼東，親見移民們在荒地上搭棚而居、開墾拓荒，寒冬裏缺衣少食仍咬牙勞作；後來赴天津主持港口建設，目睹流民為謀生計背井離鄉，在工地裏風餐露宿、掙取微薄工錢；再到南洋開疆拓土時，見證當地土著在原始環境中掙紮求生，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模樣觸目驚心。
    一路的所見所聞，讓朱雄英真切體會到底層百姓的艱辛與不易，也讓他對“民生”二字有了最深刻的認知。
    而朱高熾自始至終都將“愛民”作為行事根本，言傳身教間，早已把“愛民如子”四個字深深刻進了朱雄英的心裏麵。
    長久耳濡目染之下，朱雄英深知百姓是王朝根基，唯有讓子民安居樂業，大明才能長治久安，故而對朱標寬省刑獄、推行仁政的主張深表認同，這份支持順理成章，朱高熾早有預料。
    但二人話音剛落，朱高熾卻緩緩搖頭，神色嚴肅地提出了不同意見：“父皇、大哥，寬刑省獄、推行仁政的初衷固然是好，但反腐倡廉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絕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推行仁政便廢黜洪武朝的核心律法。”
    他目光銳利，字字鏗鏘：“所謂洪武朝的‘政治酷寒’，說到底不過是針對那些貪官汙吏而言。對於正直清廉、恪盡職守的官員，父皇的律法非但沒有影響，反而為他們掃清了貪腐障礙，讓他們能憑借政績晉升，真正做到‘賢者上、奸者下’。老朱設立的那些嚴刑峻法，說白了就是懸在所有官員頭上的一柄柄尖刀利刃，時刻提醒他們貪腐的下場，讓他們生出敬畏之心、不敢越雷池半步。”
    朱高熾加重語氣，進一步剖析：“試想，洪武朝對貪腐的壓製有多狠，官員們心中的欲望就被壓抑得有多深！倘若承天元年剛一開局，便將這些嚴刑峻法盡數廢除，等於直接拔掉了約束官員的獠牙。他們失去了最根本的警惕之心，多年被壓製的貪念必然會瘋狂反彈——洪武朝不讓我們貪，現在承天朝來了，沒了嚴刑峻法的約束，那他們能不趁機斂財、瘋狂貪腐嗎？”
    “到時候，貪官汙吏橫行，朝堂腐敗叢生，非但達不到仁政的目的，反而會葬送大明的根基，讓父皇的仁心變成殃民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