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二十多起案子中，案發後團夥成員能夠比較詳細回憶起來的，一共有三起，都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第一起案子發生在1994年3月7號，在這個案子裏，張治成團夥的作案工具有了質的提升，第一次出現了熱武器。
    1994年2月底，張治成在廣州火車站附近，從一個福建人手中購入了一支仿製的五四手槍，花費人民幣五百元。
    這支五四手槍隻是外形和正規軍用槍支差不多，但實際上就是手工製作的土槍，每次隻能打一發子彈，威力也十分有限。
    3月7號晚上七點半左右，張治成帶著滕高泉和滕九華，在廣州火車站附近的越秀公園北門登上了一輛開往黃埔的小客車。
    當客車開到天河體育中心立交橋附近的時候，張治成掏出那支小手槍逼住了司機，另外兩人開始用刀挨著個威脅乘客進行搶劫。
    這次三個人一共搶得現金兩千多四百多元，金項鏈一條，價值一千零五十元，另外還有一個十字架玉佩，價值一百五十元。
    三個人搶劫之後，在中山大道附近下了車，然後分頭回到了花果山工地，張治成給其他兩人每人分了三百元，又拿出一部分錢請大家吃喝玩樂嗨皮了一晚，剩下的就自己留著了。
    第二起案子還是這三個人一起幹的，1994年3月27號晚上八點多，三個人在同一條線路上，在同一個地點動手，一共搶走了車上十五名乘客的四千八元現金。
    除此之外還有一塊梅花牌手表，當時價值350元，兩塊雙獅牌手表，每塊價值320元，一塊西鐵城手表，價值360元，一塊天皇手表，價值180元。
    回到花果山工地之後，張治成拿出六百元和兩塊手表，分給了滕高泉和滕九華，其他的都放在了自己這裏保管。
    第三起案件的情況和前兩次不一樣，這一次張治成前期稍微做了一些準備，也精心選了一條路線。
    張治成發現廣州火車站開往東方樂園的客車上有錢人比較多，因為出去玩基本都會帶點錢，而這段路上人少的路段，就是在大金鍾路附近。
    不過凡事有利就有弊，人少的地方雖然便於搶劫，但是搶劫完之後想要攔車離開就不那麽容易了，所以必須提前安排好車輛去接應才行。
    1994年4月5號上午十點鍾，張治成帶著滕九華等手下，一行五人來到了廣州火車站廣場，眼看著目標車輛即將發車，滕九華打了一輛出租車，提前去了大金鍾路那邊等待接應。
    剩下四個人隨後便登上了開往東方樂園的中巴車，張治成坐在了最前排，其他三人則是分散開來，分別坐在了車裏的不同位置。
    當中巴車行駛到大金鍾路附近的時候，張治成掏出手槍頂在司機頭上命令道：“別動，要不然就打死你，你給我聽好了，不要停車，慢慢往前開，保持二十邁的速度。”
    與此同時其他三人也馬上掏出刀子，對車上的乘客進行搶劫，沒想到這次他們卻遇到了一點意外。
    當時這輛車上除了他們之外，一共有十四名乘客，其中有一個叫陳春華的竟然挺身而出，號召全車的男人和這幫劫匪搏鬥。
    眼看著局麵即將失控，張治成勃然大怒，這是團夥第一次遇到膽敢反抗的，必須得殺雞儆猴，給他們點眼色看看。
    張治成幾步衝過去，對準陳春華的腦袋啪的就是一槍，不過他那支自製手槍的威力太拉胯了，隻是把陳春華打的滿頭是血，但並不致命。
    滕高泉一看老大動手了，對著陳春華的肚子又來了一刀，這一下陳春會徹底老實了，其他乘客見狀，也都乖乖的坐了下來。
    剩下的事就好辦了，大夥全都主動把錢交了出來，四個人搶完錢之後，下車坐上了滕九華提前安排好的那輛出租車，一溜煙就離開了現場。
    這次一共到手現金二萬零八百元，另外還有三塊手表，張治成非常高興，看來這條路線選的不錯，出來玩的人身上帶的錢就是多，一次頂過去五次，一口氣成土豪不費勁。
    張治成團夥就這樣搶了半年多，不僅讓張治成的腰包鼓了起來，同時也讓張治成的名氣迅速在麻陽籍的農民工群體裏大了起來。
    當時在廣州打工的麻陽縣人很多，雖然很多人都不認識張治成，但是都知道這個人在廣州混的挺牛逼，是個大哥級別的人物，屬於麻陽人在廣州的一麵旗幟。
    這些民工平時都是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或多或少都挨過一些欺負，因此大家也都希望能有一個厲害的人站出來幫他們撐腰，張治成名聲在外，自然就成了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人。
    由於張治成這些手下都在各個工地上打工，所以他平時也經常去各個工地轉悠，無論他去哪個工地，都會受到湖南籍農民工的熱烈歡迎。
    雖然山珍海味這些招待他們拿不出來，但是俯首帖耳，畢恭畢敬的態度，那是必須做到的，這些農民工如果誰能跟張治成搭上話，就覺得相當有麵子了。
    此時張治成在這些民工中的地位，就和本書之前出場的悍匪王彥青在獄友中的地位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呼百應。
    張治成也很清楚這些工友心裏是怎麽想的，於是他便告訴這些工友：“你們在廣州幹活，如果要是有包工頭欺負你們就告訴我，我肯定幫你擺平。”
    那些包工頭也都是聰明人，看到張治成在這些工友中這麽有地位，也知道這種人不能得罪。
    倒不是因為他們怕張治成，而是自己說不定也有用的著對方的地方，最起碼和手底下農民工發生矛盾的時候，張治成出麵說句話，肯定比自己好使，所以這些包工頭基本上大事小事都會賣張治成一個麵子。
    隨著張治成在民工群體中的威望越來越高，有一些聰明一點的人就大概猜到了，這夥人混的肯定不是什麽正道，無非就是搶劫或者盜竊，於是很快就開始有人動起了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