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軍部高層為太平洋方向的戰略秘密準備之際，深入華夏腹地的日軍第11軍司令部，同樣也被一種焦躁與不甘的情緒所籠罩著。
    這支用以打擊華夏抗戰核心力量的“尖刀”部隊，自樟城會戰失利、第一次長沙會戰受挫、上高會戰慘敗後，士氣一度跌入到了底穀。
    前任司令官園部和一郎因上高之敗被解職，接替他的，是以意誌剛硬、作風悍戾著稱的阿南惟幾（就是那個喊出一億玉碎，決戰本土的吊毛）。
    阿南惟幾，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其內心燃燒著為“皇國”開疆拓土的執念。
    他上任之初，便麵臨著內外交困的爛攤子。
    內部是損兵折將後急需重整的部隊，外部是虎視眈眈、連戰連捷的華夏第九戰區的戰略攻勢。
    但是，困境並沒有讓他退縮，反而激起了他更為偏執的鬥誌。
    阿南惟幾很清楚，要想扭轉第11軍的頹勢，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須打一場漂亮的、由他親自指揮的勝仗。
    為此，他將目光再次投向了湖南，投向了那個讓他前任折戟的老對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躍。
    阿南惟幾與許多驕狂的日軍將領不同，他極其重視對對手的研究。
    自4月份到任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調集所有關於薛躍的資料，從薛躍的北伐經曆，到萬家嶺大捷的指揮細節，再到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兵力部署，無一不反複研讀，揣摩其用兵習慣與思維模式。
    “薛伯陵，以誘敵深入、後退決戰為要旨。用兵謹慎，卻也敢於出奇。”
    阿南惟幾在作戰會議上，曾用這樣冷靜而精準的語言評價他的對手。
    他摒棄了日軍內部一度彌漫的“支那軍隊不堪一擊”的輕敵論調，將薛躍視為一個必須全力以赴、甚至要運用十二分心力去對付的勁敵。
    他的慎重，源於對勝利的極度渴望，也源於他初來乍到、不容有失的巨大壓力。
    然而，戰場的另一端，長沙城內第九戰區司令部裏的氣氛，卻與阿南惟幾的如臨大敵形成微妙反差。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躍，因其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的英明指揮，聲望一時如日中天。
    國內外讚譽紛至遝來，戰區上下士氣高漲。
    連續的勝利，如同一層薄紗，在不經意間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其中甚至也包括了薛躍本人。
    他雖然依舊勤於軍務，夙夜在公，但在內心深處，對當前日軍的評估不免帶上了一絲輕慢。
    他認為，日軍接連受挫，其第11軍新敗之餘，主帥更迭，內部必然不穩，短時間內難以發動大規模的有效攻勢。
    即便來犯，也不過是重複上一次會戰的失敗老路。
    他對自己一手創立的“天爐戰法”充滿了自信，認為這已是對抗日軍的無上妙法。
    這種微妙的輕敵之意，體現在具體部署上，便是對前沿警戒的些許鬆懈，以及對某些關鍵防線兵力配置的過於自信。
    他很自信，表示隻要日軍敢再來，他依然能憑借熟悉的戰法，將敵人誘至預設陣地，予以毀滅性打擊。
    一方是如履薄冰、潛心研究、誓要雪恥的阿南惟幾；另一方是功勳卓著、自信滿滿、卻已滋生出一絲輕敵之意的薛躍。
    湘北大地，一場圍繞長沙城的更大規模的血戰，已在兩位指揮官截然不同的心態寫照下，悄然拉開了序幕。
    阿南惟幾這邊磨刀霍霍，正準備用一場他理想中的“長沙大捷”，來祭奠他岌岌可危的仕途和那瘋狂的皇國美夢。
    他理想中的“長沙大捷”絕非是空想，阿南惟幾這個老鬼子先是以鐵腕手段鎮壓了各種不服，緊接著就投入到一場全方位的備戰之中。
    他需要通過這一戰來證明一件事，此前的第一次長沙會戰失利和上高會戰的慘敗，不是11軍不行，而是崗村寧次和園部和一郎這兩個馬鹿不行，他需要通過發動一次大型會戰來挽回第11軍丟失的顏麵。
    於是他開始了厲兵秣馬，力求所屬部隊脫胎換骨。
    他吸取了於第一次長沙會戰時的兵力分散、被“天爐戰法”層層消耗的教訓，此次決心集中絕對的優勢兵力，形成強有力的“錐形”突擊力量。
    為此，他親自督導各師團進行補充和強化訓練，尤其注重各兵種間的協同作戰。
    要求炮兵、航空兵與步兵的配合達到如臂使指的程度。
    並且針對薛躍在第一次長沙會戰當中使用的“天爐戰法”，他與其參謀團隊反複推演，試圖尋找其“爐膛”的薄弱環節，計劃以更迅猛的穿插、更果斷的突破，力求在薛躍的“爐火”燒旺之前，便直搗核心，掀翻它。
    另一方麵，他大量增派偵察機和便衣諜報人員，對第九戰區的前沿陣地、兵力調動、交通樞紐進行地毯式偵察。
    同時，他精心策劃了一係列佯攻和欺騙行動，散布假情報，意圖迷惑薛躍，掩蓋其真實的主攻方向和戰役發起時間。
    除此之外，他還將手伸向了更陰暗的角落：
    阿南惟幾這個老鬼子他不走尋常路，在他認為，戰爭的勝負不僅取決於前線的交鋒，更取決於背後的綜合較量。
    為此，他動用了所有能動用的非軍事手段：
    他積極利用日本尚在與蘇毛還保持微妙關係的空當，通過外交渠道和輿論不斷散布煙霧彈，刻意淡化第11軍的進攻意圖，製造“日軍戰略重心北移或即將南進”的假象。以期最大限度地麻痹薛躍的神經。
    同時，他命令特務機關和漢奸組織，加強對湖南地區的經濟破壞，擾亂金融，囤積居奇，製造物資恐慌。發動宣傳戰。
    一方麵誇大日軍的戰備和決心，另一方麵則試圖挑撥第九戰區內部以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從內部瓦解華夏軍民的抵抗意誌。
    而為確保萬無一失，阿南惟幾甚至批準了一些極為隱秘的計劃，試圖通過特殊渠道，重金收買一些華夏軍官，或策劃針對薛躍司令部及後勤係統的破壞行動。
    他明白這些手段上不得台麵，但在其“勝利高於一切”的信條下，任何能夠增加勝算的方法都值得嚐試。
    整個1941年的夏天，在湘北悶熱的空氣中，一場暴風雨正在阿南惟幾近乎偏執的推動下緊鑼密鼓地醞釀著。
    他就像一名賭上一切賭徒，將第11軍的命運、自己的前程，以及那瘋狂的軍國主義夢想，都押在了這場即將到來的豪賭之上。
    他堅信，自己的慎重與周密安排，必將擊碎薛躍因過往勝利而滋生出的輕慢，他要用華夏第九戰區的鮮血，來洗刷第11軍此前的一切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