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上海。
    梧桐葉落了一地，杜若攥著剛發的工資，在商場童裝區流連。貨架上掛著“換季清倉”的紅色標簽，她挑了兩套一模一樣的冬裝——粉色給嬌嬌，白色給安安。結賬時又添了兩雙小皮鞋，係帶處綴著毛絨球。
    “兩套一樣的？”收銀員笑著問。
    杜若把衣服仔細包好：“給我閨女和侄女。”付完錢，她兜裏隻剩五塊二毛。
    包裹寄出一周後，安安穿著新皮鞋站在南灌渠邊上。冬日的陽光把水泥渠壁照得發白。嬌嬌正踮腳去夠崖邊的野棗，突然“哎呀”一聲——右腳上的新皮鞋掉進了灌渠。
    “我的鞋！”嬌嬌尖叫。那鞋在水麵漂了一會兒，慢慢沉入墨綠色的深處。
    安安折了根樹枝蹲下來，嬌嬌有樣學樣。兩個小女孩趴在地上，手臂伸向深淵，樹枝尖勉強碰到水麵。落後半步的小表弟揪著嬌嬌的衣角，小臉皺成一團。
    “要死啊！”炸雷般的吼聲嚇得安安手一抖，樹枝掉進渠裏。李瑛像陣旋風衝過來，先抱住嬌嬌拖回安全地帶，又拽過兒子，照著倆孩子屁股“啪啪”就是兩巴掌。
    輪到安安時，李瑛突然收手，冷笑一聲：“有人能治你。”
    安安懵懂地跟著回家，疑惑舅媽今天怎麽不打自己了。她不知道，李瑛在上房門口已經哭成了淚人：“這野種要害死我嬌嬌啊！把鞋往渠裏扔，灌渠那麽高，掉下去準沒命...”
    太爺的旱煙杆“啪”地敲在門框上。嬌嬌被叫到跟前時，嚇得直往母親身後躲。
    “是她扔的嗎？”太爺的聲音像鈍刀磨石。
    三歲的嬌嬌大眼睛裏蓄滿淚水，看了看母親繃緊的下巴，微不可見地點了點頭。
    安安蹦跳著進院時，正看見太爺朝她招手。老人平時招呼表弟都會給糖塊，安安雖然疑惑，還是走了過去。突然瞥見太爺另一隻手的梨木拐杖——那根打死過野狗的棍子。
    梨木拐杖掄起的瞬間，杜母剛從後院抱了柴火出來。她看見陽光在拐杖上閃了一下，接著是“咚”的悶響——第一下砸在安安後腦勺上。孩子像截木頭般直挺挺跪倒，額頭磕在磚地上。
    “啊！”杜母的尖叫和第二下破風聲同時響起。她撲過去時，拐杖已經落在安安背上，第三下打在了她自己肩胛骨上。
    安安蜷在地上，後腦腫得像扣了半個蘋果，血從鼻孔流到嘴裏。杜母抱起孩子，摸到後背一片濕熱——不是汗，是滲出的組織液。
    “你要打死她，先打死我吧！”杜母嘶吼。
    太爺的旱煙杆指著安安：“李家的種，骨頭裏都是壞的！”
    “她也是你的血脈！”
    “髒血！”太爺啐了一口，“沒扔山裏喂狼是杜家仁義！”
    炕上的安安昏沉了七天。喂進去的米湯總從嘴角流出來，夜裏發高燒說胡話，一會兒喊“媽媽”，一會兒喊“別打”。杜母用雪水浸濕毛巾給她敷額頭，看見孩子瘦成巴掌大的臉上，睫毛像受傷蝴蝶的翅膀般顫動。
    杜若是接到“孩子不行了”的電話趕回來的。進門時，太婆正給安安換藥。孩子的頭發被剃光了，露出頭皮上紫黑的淤血，後背的傷結了痂，像貼了張歪扭的樹皮。
    “我六歲那年，”太婆突然開口，“後娘讓我看弟弟，弟弟掉進水缸...我挨的揍比這狠。”她枯枝似的手撫過安安額頭，“孩子像草，看著弱，一場雨又活了。可再耐活的草，也經不住天天踩。”
    月光透過窗紙照在安安臉上，杜若想起去年在天津，雇主家孩子發燒，全家連夜送兒童醫院。而安安這些年生病受傷，都是怎麽熬過來的？
    “汽修廠要個做飯的，”同學在電話裏說，“月薪二百，活累。”
    杜若看著女兒因噩夢抽搐的小腿，答得幹脆：“我去。”
    同學介紹的汽修廠在縣城郊區。杜若去看時，二十幾個工人正圍著一輛卡車忙碌。廠長領她到廚房——磚砌的土灶，牆上油汙斑駁。
    “二百塊，管三頓飯，住後麵板房。”廠長踢了踢漏風的門，“幹不幹？”
    杜若摸了摸兜裏女兒退燒藥的處方，點頭。
    那晚她給上海雇主打電話辭工，對方歎息：“早該這樣了，孩子比什麽都重要。”
    掛掉電話，杜若望向炕上的安安。月光下，孩子蜷縮的姿勢像子宮裏的胎兒，仿佛隨時會消失。她輕輕躺下，把女兒摟進懷裏。
    院外，太婆的歎息飄在風裏：“這丫頭命硬。”
    而杜若知道，從今往後，她們母女的命要牢牢拴在一起。汽修廠的油煙會嗆啞她的嗓子，板房的寒風會凍裂她的手指，但每天傍晚，她都能牽著女兒的小手走回那間漏風的屋子——這一次，誰也別想把她們分開。
    雪漸漸停了，月光照在母女相握的手上，像道永不愈合的傷疤，也像條銀色的繩索，將兩顆破碎的心緊緊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