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嵩山深處的一間茅草屋前，19歲的岑參蹲在青石上磨墨。山風卷著鬆針落在硯台裏，他伸手拂開，望著遠處雲霧繚繞的山峰，想起父親臨終前的話：“咱岑家曾出三相，你要好好讀書，莫墜了門楣。”墨汁在硯台裏暈開了，像他此刻的心事——父親早逝，家道中落，母親帶著他從荊州遷到嵩山隱居，日子雖清苦，這滿山的風、滿澗的水，倒成了他最早的“詩料”。
    他常背著書囊在山裏走，看見鬆鼠銜著鬆果跳過石階，就掏出紙筆寫“鬆鼠穿鬆枝，鬆果落青泥”；聽見山澗流水撞在石頭上，就念“石上泉聲咽，澗邊苔色肥”。有時遇到樵夫，就坐在樹下聽他們講山外的事，聽他們說安西的風沙、輪台的雪，那些遙遠的邊塞故事，像顆種子，落在他心裏，等著日後生根發芽。
    那時的岑參還不知道，這輩子的詩魂，終究要係在萬裏之外的瀚海戈壁上。他在嵩山讀了五年書，把《詩經》《楚辭》翻得卷了邊，也把山山水水的靈氣，揉進了自己的筆墨裏。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24歲的他背著書囊下山，往長安去考科舉——他想做官，想讓母親過上好日子，更想看看樵夫口中的“邊塞”，到底是怎樣一番天地。
    第一次到長安，岑參被朱雀大街的繁華晃花了眼——酒肆的幌子隨風飄，馬車的銅鈴叮當響，達官貴人穿著綾羅綢緞，從他身邊走過，留下一陣香風。
    這份繁華，卻沒給他留一席之地。他住在平康坊的小客棧裏，每天天不亮就去書鋪抄書掙錢，夜裏就著油燈溫習功課，科舉的日子一推再推，他的錢袋越來越空，詩稿卻越來越厚。
    有天夜裏，他抄完書回客棧，路過一家酒肆，聽見裏麵傳來文人的唱和聲。他站在窗外聽，聽見有人念“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想起嵩山的月夜，想起母親在茅屋裏搗衣的身影，鼻子一酸，掏出紙筆，在路燈下寫了首《長安秋夜》：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這首詩後來被酒肆裏的文人看到，有人讚他“有邊塞氣”，更多人勸他：“岑生，長安的詩要寫花、寫月、寫宴飲，寫邊塞哪有仕途？”岑參沒說話，把詩稿折好放進懷裏——他知道，自己的詩，從來不是為了迎合長安的風氣，是為了心裏那片沒見過的瀚海。
    天寶三載（公元744年），30歲的岑參終於考中進士。放榜那天，他騎著借來的馬，繞著曲江池跑了一圈，手裏拿著榜單，眼淚都快掉下來。喜悅沒持續多久，朝廷給他的官職，是右內率府兵曹參軍——一個抄錄兵籍文書的小官，每天呆在官署裏，對著滿桌的竹簡，抄手得指發麻。
    有次他抄完文書，去長安城外的樂遊原散心。夕陽把天空染成橘紅，遠處的終南山像披了層金紗。他想起樵夫說的安西，想起寫過的“玉關情”，掏出紙筆，寫下“功名隻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他不想在長安抄一輩子文書，他要去邊塞，去那個能讓他的詩“活”起來的地方。
    天寶八載（公元749年），35歲的岑參終於等到機會——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招幕府掌書記，他沒跟母親商量，收拾了個小包袱就辭了官。出發那天，母親來送他，把件新縫的皮袍塞給他：“路上冷，別凍著。要是苦，就回來。”岑參抱著皮袍，沒敢回頭，怕母親看見他眼裏的淚。
    從長安到安西，走了三個多月。越往西走，風景越荒涼，先是麥田變成戈壁，再是戈壁變成沙漠，最後連草都看不見，隻有漫天的風沙，打在臉上像細針在紮。
    有次隊伍在沙漠裏迷路，水囊快空了，將士們都慌了，岑參卻蹲在沙地上，看著遠處的海市蜃樓，說：“別怕，跟著太陽走，總能找到水。”夜裏宿在沙坡上，他裹著皮袍，聽著風沙打在帳篷上的聲音，覺得心裏特別靜——這就是他想找的“詩”，是長安的花月給不了的壯闊。
    到了安西都護府（今新疆庫車），他才知道邊塞的苦。夏天的太陽能曬脫皮，冬天的寒風能凍掉耳朵，住的帳篷漏風漏雨，吃的胡餅硬得硌牙。他一點都不覺得苦，每天跟著高仙芝查看軍營，起草文書，夜裏還跟將士們一起巡邏，聽他們講打仗的故事。
    有天夜裏，軍隊要去偷襲吐蕃的營地，岑參跟著一起去。月光灑在沙漠上，像鋪了層白霜，將士們穿著金甲，手裏握著戈矛，腳步輕得像貓。走到半路，忽然起了風，沙粒打在金甲上，“沙沙”響。
    岑參看著眼前的景象，心裏湧起一股勁，掏出紙筆（他總把紙筆藏在懷裏，怕被風沙打濕），借著月光寫：
    “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這首《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後來成了他的成名作。高仙芝看了，拍著他的肩說：“季深，你這詩，比戰鼓還能鼓舞士氣！”岑參笑了——他知道，自己的詩，終於在邊塞“活”了。
    在安西的三年，他寫了很多詩。寫將士們的苦：“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寫邊塞的奇：“瀚海闌幹百丈冰，愁雲慘淡萬裏凝”；也寫思念：“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有次遇到入京使，他來不及寫信，托使者帶話“報平安”，轉身就寫下《逢入京使》——那不是刻意的抒情，是風沙裏長出的真情，是每個邊塞人都懂的牽掛。
    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40歲的岑參回到長安，本以為能有新的任命，沒承想卻因“坐累”被貶。就在他心灰意冷時，北庭節度使封常清招他去當幕府判官——這次，他沒猶豫，收拾好行囊，再次踏上了去邊塞的路。
    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比安西更靠北，也更冷。他到的時候，正好是九月，輪台的雪下得比往年早，一夜之間，滿城的樹都裹上了雪。他走出帳篷，看著眼前的雪景，忽然愣住了——雪落在樹枝上，像開滿了白色的花，風一吹，雪片飄落，像花瓣在飛。
    他想起長安的春天，想起曲江池的梨花，掏出紙筆，寫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這首《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後來成了盛唐邊塞詩的巔峰。有人問他，怎麽會把冬雪寫成梨花？岑參笑著說：“邊塞的雪，不像長安的雪那麽軟，它有勁兒，有生氣，像春天的花一樣，能讓人心裏亮起來。”
    在北庭的日子，比安西更忙。封常清是個嚴將，每天天不亮就練兵，岑參跟著他，既要起草文書，還要記錄軍情。有次吐蕃來犯，軍隊在常樂城（今甘肅瓜州）打了場硬仗，岑參跟著將士們守在城樓上，箭雨落在身邊的城牆上，“嗖嗖”響。
    他卻一點都不慌，看著將士們舉著盾牌衝鋒，聽著他們的呐喊聲，寫下“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那是他親眼看見的戰場，是血與火裏燒出來的詩。
    除了打仗，他也寫邊塞的日常。寫將士們的宴飲：“涼州七裏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寫邊塞的節日：“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也寫自己的孤獨：“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
    有次夜裏，他在安西館裏看書，燈油快燒盡了，月光從窗縫裏照進來，落在書桌上。他想起長安的家，想起母親，覺得有點孤單，轉念一想，自己寫的詩，能讓長安的人知道邊塞的事，能讓將士們的苦被看見，又覺得值了。
    在北庭的三年，他成了將士們的“親人”。將士們打了勝仗，會拉著他去喝酒；想家了，會找他寫家書；甚至有個小兵，想給家裏寄點西域的葡萄幹，也會找他幫忙寫地址。岑參從不推辭，他知道，不僅是個詩人，還是個邊塞人——他的詩，早已和邊塞的風沙、將士的熱血，融在了一起。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岑參跟著封常清東歸平叛。一路上，他看到長安的繁華變成廢墟，看到百姓流離失所，心裏像被刀割一樣。他跟著軍隊打仗，身上添了不少傷，可他一直護著自己的詩稿——那是他在邊塞的十年，是他的命。
    叛亂平定後，他回到長安，仕途依舊坎坷。先任右補闕，後被貶為虢州長史，最後任嘉州刺史（今四川樂山）。暮年的岑參，住在嘉州的官署裏，窗外有棵老柳樹，每到春天，柳絲垂到窗台上。他常坐在窗前，翻著自己的邊塞詩稿，曬著太陽，想起北庭的雪、安西的風沙、將士們的笑臉。
    有次，他的朋友來探望他，問他：“季深，你這輩子跑了兩次邊塞，吃了那麽多苦，後悔嗎？”岑參笑著搖搖頭，指著詩稿上的“忽如一夜春風來”說：“你看，這雪、這風、這將士，都是我的詩魂。要是沒去邊塞，我哪能寫出這些？”
    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56歲的岑參在成都病逝。臨終前，他把詩稿交給兒子，說：“把這些詩好好收著，別讓它們丟了。要是有人問起我，就說我這輩子，沒白活——我見過瀚海的冰，見過輪台的雪，見過將士們的血，也寫過心裏的詩。”
    他的詩稿後來被整理成《岑嘉州詩集》，流傳至今。人們讀他的詩，能看見邊塞的風沙：“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能看見將士的豪情：“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也能看見他的深情：“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幹”。
    有人說，岑參是“邊塞詩仙”，他知道，他不過是個把邊塞的日子，過成詩的普通人。他的詩意，不是天生的，是風沙磨出來的，是熱血澆出來的，是在孤獨裏熬出來的——他把對家國的愛、對將士的敬、對家人的念，都寫進了詩裏，讓千年後的我們，還能透過文字，看見那個在邊塞風雲裏，握著筆、望著雪、笑著說“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岑參。
    如今，讀岑參的詩，依舊能感受到那份來自盛唐的豪情與深情。他告訴我們，詩意從來不在遠方的花月裏，而在腳下的土地上，在心裏的堅守裏——就像他在邊塞的風沙裏，能看見“梨花”開，能寫出“英雄”誌，能把苦日子，過成最壯闊的詩。
    這，就是岑參的詩意人生，是屬於瀚海、屬於邊塞、屬於每個心懷遠方的人的不朽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