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梁山新報》，如同一塊被燒得滾燙的烙鐵，狠狠地燙在了大宋王朝那本就千瘡百孔的肌體之上。
    這一期的頭版，並非往常的戰報或政令，而是一篇措辭犀利、筆鋒如刀的“社論”。這篇名為《問大宋天下何以至此？——析內憂外患與梁山之義》的長文，如同一位冷眼旁觀的史官，毫不留情地撕開了東京汴梁那層繁華錦繡的遮羞布。
    文章開篇便直指當下時局之危殆：“今之大宋，內有餓殍遍野，民怨沸騰；外有強虜環伺，邊關不寧。然廟堂之上，袞袞諸公，所慮者何？所行者何？”
    隨即，文章條分縷析，將矛頭直接對準了九五之尊的徽宗皇帝：
    “一曰窮奢極欲，費錢擾民。花石綱一役，耗天下之財，竭萬民之力，隻為一人之奇趣，致使東南膏腴之地，破家者十之五六，此非亡國之兆乎？”
    “二曰任人唯親，忠奸不分。潑皮無賴如高俅者，因蹴鞠之戲竟居殿帥之職，執掌天下兵馬；蔡京之流，結黨營私，把持朝政，阻塞賢路。親小人，遠賢臣，此非取禍之道乎？”
    “三曰荒淫無道，罔顧廉恥。身為一國之君，不思勵精圖治，反與娼妓之流私會於青樓密室，置皇家體統於何地？置天下臣民之望於何地？”
    “四曰不理朝政，玩物喪誌。終日沉溺於書畫金石、奇花異草，將國事委於奸佞，邊備鬆弛，武備不修，此非自毀長城乎？”
    筆鋒一轉，文章又為梁山正名：“反觀我梁山，本皆安分守己之民，或受貪官汙吏逼迫，或遭豪強惡霸欺淩，求告無門，伸冤無路，方聚義於此八百裏水泊，隻為求一活路！我等占據州縣，非為割據，實為安民；我等開坊建學，非為惑眾，實為興利。山寨上下，自給自足，不搶不擾，與民秋毫無犯，何罪之有？”
    緊接著，文章痛斥朝廷無端征剿：“然朝廷視我等如寇仇，屢次發兵，必欲除之而後快。童貫率十萬邊軍精銳，不遠千裏，勞師遠征，結果如何？濟州城下，火炮一響，先鋒盡歿；鄆城道中，騎射如雨，偏師覆亡！損兵折將，徒費朝廷錢糧，此非庸帥誤國乎？”
    最後，文章發出了最振聾發聵的質問，直指問題的核心與可怕的後果：“尤為可慮者，童貫為征剿我梁山，竟抽調西北邊軍精銳，致使邊防空虛！倘若此時北虜（暗指崛起之金國）南下，以如今邊備之鬆弛，豈非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社稷傾覆，隻在旦夕之間！更可悲者，我漢家兒郎，邊軍健兒，未能戰死於保境安民之沙場，卻枉死於國內自相殘殺之內耗！此等精銳，消耗一分，則國勢弱一分，豈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歎息？！”
    這篇社論，如同一篇戰鬥檄文，又似一道清醒的警鍾。它沒有謾罵，而是擺事實、講道理，將大宋麵臨的深層危機與梁山被迫反抗的無奈，剖析得淋漓盡致。它說出了許多朝臣、士子乃至百姓積壓心底已久卻不敢宣之於口的真話！
    當這份報紙被通過各種渠道，在汴梁城內大量散發後，頓時引發了軒然大波。
    茶樓酒肆、書院學舍，士子們聚在一起，激動地傳閱、議論。
    “痛快！真是痛快！此言可謂一語中的，道盡了我等心中塊壘！”
    “花石綱之害，有目共睹！高俅蔡京之奸，路人皆知！隻是無人敢如此直陳禦前耳！”
    “抽調邊軍，自毀長城，童貫該殺！朝廷……朝廷真是昏了頭了！”
    “這梁山……看來並非尋常草寇，其見識，遠超朝中諸多屍位素餐之輩！”
    輿論在沉默中爆發了。很快，以國子監太學生陳東為首的一批熱血士子，聯名上書，言辭懇切而又激烈，要求徽宗皇帝“順應天理民心，懲治蔡京、高俅等奸佞，下罪己詔，反省朝政失宜，重振朝綱，鞏固邊防，並停止對梁山無謂的征剿，以免親者痛，仇者快！”
    幾乎與此同時，童貫兵敗濟州、損兵折將的確切消息，也通過其他渠道傳回了東京。敗績得到證實，與《梁山新報》的描述相互印證，更是將朝廷和徽宗皇帝推向了風口浪尖。
    垂拱殿內，徽宗趙佶看著案頭堆積的、要求懲治童貫、蔡京、高俅以及招安梁山的奏章，再聽著內侍匯報市井間流傳的關於他昏庸無道的議論，隻覺得一股邪火直衝頂門，眼前陣陣發黑。他一生順遂，何曾受過如此公開的指責和逼迫？
    “反了！都反了！”徽宗氣得渾身發抖，將手中的一份奏章狠狠摔在地上，“查！給朕嚴查！所有傳閱、議論此逆報者，一律抓起來！《梁山新報》，乃大逆不道之物，全部給朕收繳焚毀！禁止任何人再傳閱議論！”
    然而，高壓的禁令，如同企圖用手堵住決堤的洪水，非但無法平息輿論，反而更加激起了士林和朝中部分正直官員的不滿。私下裏的議論更加激烈，甚至一些原本中立或膽小怕事的官員，也開始覺得皇帝此舉，實在是昏聵不明，掩耳盜鈴。
    朝會上，要求追究童貫敗軍之責、嚴辦蔡京高俅誤國之罪、以及招安梁山以穩定內部、應對北方潛在威脅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李綱、宗澤等人更是直言不諱，指出當前最大的危機並非梁山，而是朝政腐敗與邊防空虛，當務之急是整頓內政，鞏固邊防，對梁山應以招撫為主。
    徽宗被群臣的“逼宮”和宮外的輿論壓得喘不過氣來，他既不願承認自己的過失，又無法有效反駁臣子的諫言，更舍不得處置蔡京、高俅這些善於逢迎的“自己人”。在極度的焦慮、憤怒和憋屈之下，他終於支撐不住，隻覺得胸口一陣劇痛，喉頭一甜，竟猛地噴出一口鮮血，當場暈厥在龍椅之上！
    “陛下！”
    “快傳禦醫！”
    金殿之上，頓時亂作一團。
    皇帝突發重病，無法理政。經太後與重臣緊急商議，隻得令太子趙桓監國，代理朝政。
    太子趙桓，雖性格不算剛毅，但與其父相比，較為務實，也對蔡京、高俅等人的所作所為早有不滿。他監國之後，麵對內外交困、輿情洶洶的局麵，深知若不拿出果斷措施，恐國將不國。
    在征得太後同意並谘詢了李綱等大臣後，趙桓連續頒布數道監國太子令：
    一、罷免太師蔡京、殿帥府太尉高俅一切職務，勒令其閉門思過，聽候審查。其黨羽，亦多有貶黜。
    二、責令童貫即刻停止對梁山的軍事行動，率殘部撤回原防區，整飭邊備，戴罪立功。
    三、擢升李綱為尚書右丞，委其為招撫使，全權負責與梁山泊接洽招安事宜，務求穩妥，平息內患。
    這幾道命令，如同幾劑猛藥，暫時穩定了動蕩的朝局。蔡京、高俅的倒台，讓無數人拍手稱快；停止征剿梁山，使得朝廷得以喘息，將精力轉向更危險的北方邊境；而派遣素有名望、且主張鞏固邊防的李綱去招安梁山，也顯示了新執政者的誠意與策略。
    消息傳出，汴梁城內的士林輿論為之一緩。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了山東，投向了那片八百裏水泊，等待著李綱與梁山泊主王倫的會麵。一場新的博弈，即將在談判桌上展開。而病榻上的徽宗皇帝，則隻能在昏沉中，無奈地聽著外界的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