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誌。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誌，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脫脫 《宋史》
    元豐五年的汴京，剛入五月便已是暑氣蒸騰。皇城深處的宮中，宋神宗趙頊卻無心納涼，一身明黃常服的他，正駐足在秘書省的藏畫前，目光死死鎖在一幅人物肖像上。
    畫中人身著南唐紫袍，麵容俊雅溫潤，眉宇間卻藏著揮之不去的愁緒，正是亡國之君李煜。神宗手指輕輕拂過畫軸邊緣，聲音裏帶著幾分歎惋：“都說李後主文采冠絕五代，觀此畫像，果然是風骨不凡，隻可惜……”話未說完，內侍匆匆來報，向皇後在坤寧宮誕下皇子，哭聲清亮，竟是個足月的男嬰。
    神宗大喜過望，轉身便往坤寧宮去，一路上還在回味方才那幅畫。誰知當夜入寢，竟夢到畫中李煜身著舊朝衣冠，緩步走到床前躬身行禮，口中似有話語，卻又聽不真切。驚醒時窗外天已微亮，內侍再次來報，皇子眉眼間竟有幾分清雅之氣，與尋常嬰孩的憨態截然不同。
    這皇子便是趙佶，後來的宋徽宗。隻是彼時無人知曉，這場“李煜托夢”的異兆，竟成了日後大宋覆滅的讖語。
    按說皇子降生是天大的喜事，可宮中欽天監卻在三日後奏報，稱趙佶生於五月五日，這在古人眼中是“惡月惡日”，主不祥。神宗雖不信這些虛妄之說，卻架不住太後與朝臣再三進言，最終隻得下旨，將趙佶的生辰改為農曆十月十日，對外隻稱是十月降生。
    改了生辰，卻改不了趙佶骨子裏的天性。自小便養在深宮的他，不必像太子那般苦讀經史、研習政務，每日裏盡是錦衣玉食、仆從環繞。三歲起便跟著宮中畫師學描紅，五歲能騎小馬，十歲時竟能把蹴鞠踢得如粘在腳上一般，連宮中最善蹴鞠的內侍都自愧不如。
    到了十五六歲，趙佶更是出落得儀表堂堂，麵如冠玉，目若朗星，隻是那眼神裏少了幾分皇子該有的沉穩，多了幾分少年人的浪蕩。他不喜歡朝堂上的爾虞我詐，卻癡迷於筆墨丹青：案頭永遠擺著上好的徽墨宣紙，畫完的山水花鳥能堆滿半間書房；他也愛奇花異石，隻要聽說哪裏有罕見的太湖石、山茶，便不惜重金派人去尋；甚至連養鳥馴獸都成了他的癖好，王府裏養著上百隻名貴雀鳥，還有兩隻通人性的白鸚鵡，能學著人話說“端王千歲”。
    彼時他已被封為端王，府邸設在汴京的繁華地段。每日退了朝，他便換上便服，帶著幾個心腹小廝逛遍汴京的街巷。有時去書坊淘古籍字畫，有時去瓦舍看雜劇，甚至會偷偷溜進勾欄院，聽那些名妓唱新詞。朝臣們私下裏都議論，說這位端王輕佻無行，可趙佶卻毫不在意，依舊我行我素，隻把心思放在那些“無關緊要”的雅事上。
    誰也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竟把這位“風流王爺”推上了大宋的權力巔峰。
    元符三年正月，汴京飄起了鵝毛大雪，皇城內外一片素白。就在這大雪天裏，宮中傳出了一個震驚朝野的消息：年僅二十五歲的宋哲宗趙煦駕崩了。
    哲宗在位十五年，雖早年由高太後垂簾聽政，親政後卻也算勤勉，一心想恢複神宗時期的新法，可惜天不假年，竟無子嗣留下。國不可一日無君，太後向氏當即召集大臣，在福寧殿商議皇位繼承人選。
    殿內燭火搖曳，氣氛凝重。宰相章惇率先開口，聲音沉穩：“按禮法，應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話音剛落，另一位大臣便反駁：“簡王年幼，且體弱多病，恐難擔大任。依臣之見，不如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趙佶，端王年長，且素有賢名。”
    “賢名？”章惇冷笑一聲，“端王輕佻，好聲色犬馬，如何能當皇帝？若立端王，恐誤國誤民！”
    兩人爭執不下，向太後卻在一旁沉默許久。她想起當年趙佶降生時的異兆，又想起這些年趙佶雖愛玩樂，卻對自己極為孝順，每逢佳節，必親自入宮請安，還時常獻上自己畫的扇麵、寫的字帖。相比之下，簡王趙似性子孤僻，從未主動親近過她。
    最終，向太後緩緩開口：“先帝諸子中，端王最長，且仁孝有禮，哀家看，便立端王吧。”
    章惇還想爭辯，卻被向太後打斷：“此事哀家已決定，眾卿不必多言。”大臣們見太後態度堅決，再無人敢反對。
    消息傳到端王府時，趙佶正在後院與小廝們蹴鞠。聽到內侍宣讀的聖旨，他竟愣在原地，手裏的蹴鞠“咚”地掉在地上。他從未想過自己會當皇帝，在他眼裏，皇帝不過是個被困在皇宮裏的囚徒，每日要處理堆積如山的奏折，還要應付朝堂上的明爭暗鬥，哪有當王爺逍遙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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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聖旨已下，容不得他拒絕。三日後，趙佶身著龍袍，在崇政殿舉行了登基大典。當百官跪拜、山呼“萬歲”時，他望著階下密密麻麻的人頭，心中竟沒有絲毫喜悅，隻覺得那龍袍重得壓人，連呼吸都有些不暢。
    登基之初，趙佶倒也想做個好皇帝。他下旨赦免了部分元佑舊黨官員，又減免了地方的賦稅，還時常召大臣入宮議事。可沒過多久，他便覺得政務枯燥乏味，那些奏折上滿是“災情”“賦稅”“邊防”等字眼，遠不如他畫紙上的山水、案頭的奇石有趣。
    漸漸地，他開始疏於朝政，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宮中。他命人在禦花園裏修建了一座“擷芳園”，專門用來存放他搜集來的奇花異石；又在宮中設立了“翰林圖畫院”，召集天下有名的畫師入宮，每日與他們探討畫技；甚至還親自上陣，寫了一手瘦金體，筆畫瘦硬挺拔，如刀刻一般，一時間引得滿朝官員爭相模仿。
    就在趙佶沉浸在自己的“雅趣”中時，一群奸佞之徒卻悄悄盯上了權力的中心，為首的便是蔡京、童貫二人。
    趙佶登基的第二年，改元崇寧。這一年，他覺得宮中的陳設太過陳舊，便下旨修建景靈西宮，還想搜集更多的奇花異石、書畫珍玩來裝點宮殿。
    可去哪裏搜集這些東西呢？趙佶第一個想到的便是童貫。童貫是宮中的宦官，早年曾跟隨李憲出征西夏，頗有幾分辦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極會揣摩趙佶的心思，每次趙佶想要什麽，他總能提前備好，從不落空。
    於是，趙佶任命童貫為供奉官，讓他南下江浙一帶，專門負責采辦奇珍異寶。臨行前，趙佶特意召見童貫，叮囑道：“你此去務必用心，若能尋到稀世珍品，朕必有重賞。”
    童貫躬身領旨，心中早已盤算好，這不僅是采辦珍寶的差事，更是他攀附權貴、擴大勢力的好機會。他帶著一隊人馬，浩浩蕩蕩地離開了汴京，直奔江浙而去。
    彼時的蔡京，正被貶在杭州任職。說起蔡京，也是個有才華的人。他書法極好，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畫技也頗為精湛。可他性子貪婪，又善鑽營，早年因支持新法，被元佑舊黨打壓，屢屢遭貶。這些年在杭州，他每日鬱鬱寡歡，總想著能有機會重回汴京，東山再起。
    聽說童貫奉旨南下采辦，蔡京眼前一亮，他知道童貫是徽宗身邊的紅人，若能搭上童貫這條線，說不定就能重回朝堂。於是，他立刻派人打聽童貫的行程，在童貫抵達杭州的當天，便帶著厚禮登門拜訪。
    童貫早就聽說過蔡京的才名，又見他如此殷勤，便熱情地接待了他。兩人一交談，竟然十分投緣，蔡京知道童貫要討好徽宗，便主動提出，願意幫他搜集書畫珍品，還能親自作畫題跋；童貫也明白蔡京的心思，便暗示他，若能幫自己辦好差事，定會在徽宗麵前為他美言。
    從那以後，蔡京便成了童貫在杭州的“得力助手”。他每日閉門作畫，畫的都是徽宗喜歡的山水花鳥，每幅畫上都題上優美的詩句，還特意署上自己的名字。他知道徽宗欣賞有才之人，這樣既能展現自己的才華，又能讓童貫在呈送時提及自己。
    除此之外，蔡京還四處奔走，幫童貫搜集當地的奇珍異寶。他得知太湖邊有一塊巨大的太湖石，形狀奇特，如臥虎一般，便親自帶人去搬運，光是運費就花了上千兩銀子；他還找到一位民間藝人，讓他用象牙雕刻了一套“八仙過海”的擺件，工藝精湛，栩栩如生。
    童貫見蔡京如此用心，心中大喜。臨行前，蔡京又偷偷塞給童貫一箱金銀珠寶，低聲道：“還望公公在陛下麵前多多提攜，蔡京感激不盡。”童貫收下珠寶，拍著胸脯保證：“蔡大人放心，此事包在咱家身上。”
    回到汴京後，童貫第一時間入宮向徽宗複命。他把蔡京畫的書畫、搜集的珍寶一一呈上，特意說道：“陛下，這些書畫中有不少是杭州通判蔡京所畫，此人不僅畫技高超，書法更是一絕，臣覺得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如今屈居杭州，實在可惜。”
    徽宗拿起蔡京的畫，仔細一看，隻見畫中山水意境悠遠，筆法細膩，題詩也頗有文采，不由得點頭稱讚：“此人確實有才，朕竟不知江浙還有這樣的人才。”
    童貫見徽宗心動，又趁熱打鐵，聯絡了朝中幾位與自己交好的大臣，讓他們也在徽宗麵前舉薦蔡京。同時，他還賄賂了宮中的宦官和宮女，讓他們時常在徽宗耳邊說蔡京的好話。
    徽宗欣賞有才之人，再加上眾人的舉薦，便下旨召蔡京回京，任命他為定州知州。僅僅兩個月後，又改任大名府知府。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蔡京連升數職，最終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也就是宰相，一躍成為朝中權勢最大的大臣。
    蔡京上任後，第一件事便是報答童貫的恩情。他向徽宗舉薦童貫，說他南下采辦有功，又有軍事才能，請求徽宗重用。徽宗本來就非常信任童貫，便任命童貫為開府儀同三司，還讓他掌管樞密院。要知道，樞密院是掌管軍事的重要機構，曆來由文官擔任長官，童貫一個宦官能擔任此職，在大宋曆史上還是頭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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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蔡京與童貫結成了緊密的同盟，開始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勢力，排擠異己。而徽宗則依舊沉浸在自己的“雅趣”中，對朝堂上的暗流湧動毫不知情，大宋的國運，也在這看似繁華的表象下，一步步走向了深淵。
    蔡京當上宰相後，便以“複行新法”為旗號，開始在朝中大肆排擠異己。他知道徽宗對元佑舊黨心存不滿，當年元佑舊黨打壓新法，還曾反對徽宗登基，於是便借機發難，把所有與自己政見不合的大臣都扣上“元佑黨人”的帽子。
    他首先拿原宰相司馬光開刀。司馬光雖是一代名相，卻因反對新法，被蔡京視為眼中釘。蔡京向徽宗上奏，說司馬光“廢除新法，動搖國本”，請求徽宗追奪他的官職。徽宗一開始就對司馬光沒有好感，再加上蔡京在一旁煽風點火，便下旨追奪司馬光的“溫國公”封號，還銷毀了他的畫像。
    緊接著，蔡京又列出了一份“元佑黨人名單”，把文彥博、蘇轍、蘇軾、黃庭堅等一百一十七位大臣都列入其中。這些人中，有的早已去世，有的已經退休，還有的正在朝中任職。蔡京不管這些，他請求徽宗禦書這份名單，然後命工匠刻在石碑上，立在端禮門，名曰“黨人碑”，讓天下人都知道這些人是“奸黨”。
    徽宗覺得這是個彰顯自己權威的好機會，便親自提筆寫下了“元佑黨籍碑”五個大字。石碑立起的那天，蔡京特意帶領百官前往觀看，還下令：“凡列入黨籍者，其子孫後代不得為官，宗室不得與他們通婚，臣僚中若有姓名與黨人相同者，一律改名。”
    一時間，朝中人心惶惶。有位大臣名叫李惇，與黨人名單中的一位大臣同名，不得不改名為李亨；還有一位宗室子弟，娶了蘇轍的孫女，蔡京得知後，立刻上奏徽宗，請求廢黜這門婚事，徽宗竟也準了。
    蘇軾的弟弟蘇轍當時正在潁昌府任職，蔡京下旨將他貶為雷州別駕，流放嶺南。蘇軾雖然早已去世，卻也未能幸免，蔡京下令銷毀蘇軾的所有著作，連民間流傳的蘇軾詩集都要收繳焚燒。有位書生因為藏了一本蘇軾的詩集，被官府發現後，竟被杖責一百，流放三千裏。
    黃庭堅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也被列入黨人名單，貶為涪州別駕，安置在黔州。蔡京還覺得不解氣，又派人去黔州，把黃庭堅寫的碑文都鑿掉，連他為朋友寫的墓誌銘都不放過。
    對於那些不肯依附自己的大臣，蔡京更是毫不留情。有位名叫陳禾的禦史，因彈劾蔡京專權，被蔡京貶為地方小官；還有位大臣名叫陳師道，因拒絕為蔡京寫碑文，被罷官回家，最終貧病交加而死。
    短短幾年間，朝中凡是反對蔡京的大臣，不是被貶官流放，就是被治罪處死，剩下的大多是蔡京的親信和黨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六賊”——除了蔡京和童貫，還有朱勔、王黼、李彥、梁師成四人。
    朱勔是蔡京的親信，負責在江浙一帶為徽宗搜集奇花異石，也就是後來的“花石綱”。他為了討好徽宗，不惜勞民傷財，強行征收百姓的財物，還縱容手下欺壓百姓，江浙一帶的百姓苦不堪言，卻敢怒不敢言。
    王黼長得英俊瀟灑，能言善辯，很得徽宗的歡心。他靠著巴結蔡京和童貫，一路升遷至宰相，與蔡京分掌朝政。此人極為貪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家中的財富比國庫還要多。
    李彥是宮中的宦官，負責在京畿一帶強占百姓的土地，把百姓趕出家園，將土地改為皇家的莊園。他手段殘忍，凡是反抗的百姓，輕則被毆打，重則被處死，京畿一帶的百姓流離失所，紛紛逃亡。
    梁師成也是宦官，卻自稱是蘇軾的私生子，靠著模仿蘇軾的書法，深得徽宗的信任。他在宮中權勢極大，甚至能擅自任免官員，朝中大臣都稱他為“隱相”。
    這“六賊”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把持朝政，橫征暴斂，把大宋的朝堂攪得烏煙瘴氣。而徽宗則依舊沉迷於書畫、花石之中，對“六賊”的惡行視而不見。他下令修建更大的宮殿，搜集更多的奇珍異寶，甚至還微服出宮，去民間尋花問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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