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的晨霧剛漫過市舶司遺址的青石板，程遠手中的洛陽鏟就帶出了塊帶字的陶片。陶片邊緣的波浪紋裏，藏著半個“楊”字，筆鋒的頓挫與之前發現的楊廷璧文書如出一轍——橫畫起筆處的方筆特征，與市舶司檔案中“楊廷璧手書”的筆法完全吻合。“碳十四測年是至元十八年。”他用軟毛刷拂去陶片上的蠣殼粉，內側的火灼痕跡突然顯露出三行小字：“首使俱蘭，阻風僧伽耶；再使馬八兒，糧盡；三使……”後麵的字跡被海水泡得模糊，卻在x光下顯露出“奎隆”二字——正是俱蘭國的故地，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記載的“俱蘭即故臨，今之奎隆”完全對應。
    張瑜抱著剛修複的《楊廷璧航海圖》走來，圖卷的絹布泛著陳舊的米黃色，邊緣的蟲蛀痕跡恰好組成了“至元十六年”的字樣。這幅海圖長約六尺，是用楮樹皮與苧麻混合製成的“水紋紙”，纖維中含有的海水鹽分顯示它曾隨船遠航。“你看這航線。”她指著圖中從泉州到僧伽耶山的虛線，與陶片上的“阻風”記載完全吻合，“首航時他們確實在斯裏蘭卡附近滯留過，圖上標注的‘淡菜嶼’，就是現在的亞當橋群島。”海圖角落用回回文寫著“水程三月”，墨跡裏的朱砂成分與陶片上的“楊”字同源，都是泉州灣特產的辰砂，含硫化汞量達11.7。
    鄭海峰的潛水服還在滴水，從印度奎隆港打撈的青銅權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珊瑚蟲侵蝕得隻剩輪廓，卻在底部刻著個極小的“三”字。這枚青銅權重約25公斤，表麵的綠鏽裏含有奎隆港特有的珊瑚砂成分，x射線衍射分析顯示與當地現代珊瑚礁的礦物組成完全一致。“是第三次出使的信物。”他用遊標卡尺測量權身，發現重量正好是元代的“五十斤”，與《元史》記載的“楊廷璧攜銅權通市”完全對應。青銅權的鏽蝕層裏裹著半粒稻種，基因測序顯示與八節澗遺址的元代稻種同源，隻是多了組耐印度洋季風的基因——一段名為“osdreb1”的抗逆基因，顯然是在遠航中自然變異的結果。
    林珊在整理市舶司檔案時，發現了卷被白蟻蛀空的《航海日誌》，殘存的紙頁上用漢文與回回文交替記錄著：“至元十七年二月，見俱蘭王弟，以回回字寫表文。”紙頁的纖維中檢測出檀香木的成分，與俱蘭國特產的白檀木完全相同，證明是用當地紙張書寫的。她突然想起程遠發現的陶片，將日誌殘頁與陶片拚合，正好補上“三使俱蘭，得表而還”的字樣。“是首航的記錄！”她指著日誌旁畫的簡易星圖，北鬥七星的位置標注著阿拉伯數字，與泉州出土的元代渾天儀刻度完全一致，“他們用中西合璧的導航術確定方位，鬥柄指向的角度，正好對應著從俱蘭到泉州的航向。”
    潛水鍾沉入奎隆港外的沉船遺址時，程遠盯著舷窗外的貨艙。整排青花瓷罐整齊碼放著，罐口的封泥上印著“市舶司”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與《航海圖》的墨跡完全相同。鄭海峰操控機械臂移開最上層的瓷罐，下麵露出的麻布袋裏，竟裝著尚未脫粒的稻穗，穗軸上的刻痕組成了“楊”字——與陶片上的筆跡分毫不差，筆畫深度約0.15毫米，應該是用指甲蓋劃刻的。“是第三次出使的糧船！”程遠放大艙壁的煙熏痕跡，發現與《日誌》記載的“舟人鄭震煮稻為食”完全吻合，灶台上的鐵鍋殘片裏，還殘留著稻殼的澱粉顆粒，經檢測與麻布袋裏的稻種屬於同一品種。
    張瑜在清點出水文物時，指尖被枚銀質符牌劃破。符牌長約四寸，寬二寸，正麵的纏枝蓮紋裏，藏著“宣慰使司”四字，背麵卻刻著俱蘭國的孔雀紋，兩種紋飾在顯微鏡下形成奇妙的重疊——蓮花的花瓣恰好組成孔雀的尾羽。“是外交信物！”她突然想起科倫坡博物館裏那枚馬八兒國的玉印，印文的卷草紋與符牌上的孔雀紋如出一轍，連線條的弧度都分毫不差。“《元史》說楊廷璧曾以符牌交換馬八兒國的‘火珠’，這應該就是那時的交換品。”符牌的夾層裏藏著片曬幹的胡椒葉，葉脈紋路與奎隆港出土的元代胡椒標本完全相同，葉柄處還係著半段紅綢，經緯密度為每平方厘米32根，與泉州清淨寺的幡旗布料一致。
    深夜的實驗室裏，程遠對著質譜儀分析沉船出土的穀物。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現個異常波峰，與馬八兒國墓葬壁畫上的“軍糧”成分完全一致——含有0.2的椰漿脂。“是混合糧！”他翻出林珊找到的《日誌》，回回文記載的“稻椰各半，防渴”正與波峰數據對應，“他們把泉州稻種和馬八兒椰粉混在一起食用，這是為了適應熱帶氣候。”他突然注意到糧袋上的補丁，針腳的走向與楊廷璧文書上的批注筆跡相同，每針的間距約0.8厘米，顯然是使團成員親手縫補的，布料的磨損程度顯示至少縫補過三次。
    林新宇在清理船醫艙時，發現個銅製藥箱，鎖扣上刻著“哈撒兒海牙”的名字，字體是元代蒙古文，筆畫中摻著細小的金粉。藥箱的銅質成分顯示含錫量達18，是典型的元代“響銅”工藝，與泉州老君岩出土的銅器完全相同。箱內的藥膏殘留物檢測顯示含有乳香與沒藥，比例為21，與《回回藥方》記載的“辟瘴方”完全吻合。“是第二次出使的醫官遺物！”他指著藥箱內側的波斯文標簽，“至元十八年製——正好是楊廷璧與哈撒兒海牙同行那年。”藥膏裏還摻著少量的沉香，這是俱蘭國的特產，顯然是首航時帶回的，木質纖維與奎隆港出土的元代沉香標本完全相同，含揮發油成分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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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印學者在聯合實驗室拚合《航海日誌》與沉船文物時，程遠突然注意到貨艙木板的拚接方式很特別。用激光掃描後，三維圖像顯示這些木板組成了“俱蘭港”的地形，碼頭的長寬數據與《島夷誌略》記載的奎隆古港完全一致，誤差不超過三尺。木板的隼卯結構呈“階梯狀”，與泉州宋代古船的“魚鱗式”搭接法不同，顯然是為了適應印度洋的風浪特意改良的。“是港口地圖！”他調出印度的衛星地圖，木板的榫卯處竟與現代碼頭的樁基位置精確對應，“楊廷璧在船板上標記了停泊點——難怪第三次出使能順利靠港。”最外側的木板上，還刻著行小字：“鄭震鑿井於此”，筆跡與《元史》記載的“舟人鄭震”簽名完全相同，捺筆處的分叉特征極為明顯。
    盜墓團夥的新據點在斯裏蘭卡被搗毀時，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驚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青銅鏡的背麵，用梵文刻著“俱蘭使者”，鏡緣卻鑲嵌著明代的藍寶石。程遠拿著檢測報告指出：“這是用元代使團遺物改的贗品，藍寶石的包裹體顯示是克什米爾產出的，至元年間還沒傳入中國。”但鏡鈕裏藏著的羊皮紙卻是真的，上麵用波斯文寫著“楊公藏稻種於僧伽耶山石窟”，與陶片上的“阻風”記載完全吻合——顯然是盜墓者根據真線索偽造文物，羊皮紙的纖維碳十四年代確為至元十七年，含有的海鹽成分與僧伽耶山附近海域一致。
    從盜墓者的審訊錄像裏，程遠發現他們的頭目竟是朱明遠的遠房侄子朱世昌，他聲稱“要把楊家的稻種奪回來，歸朱家所有”。程遠看著審訊室裏那袋被繳獲的古稻種，基因序列與僧伽耶山石窟的標本完全相同，“他根本不懂，”程遠對張瑜說，“這些稻種從來不屬於某個人，楊廷璧在《航海日誌》裏寫得很清楚——‘稻者，天下之糧也’。”
    次年旱季，中斯聯合考古隊在僧伽耶山石窟展開發掘。程遠的洛陽鏟剛探入地下五米，就帶出片帶釉的瓷片，釉色青中泛灰，是典型的元代景德鎮窯特征，胎土中的鋁含量為23——這種“高嶺土”成分與泉州出土的楊廷璧使團瓷器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時，整座藏經洞漸漸顯露出來：呈半月形，長約十二米，寬六米，洞壁的岩畫裏，一半是中國的“北鬥七星”，一半是印度的“二十七宿”，兩種星圖在穹頂交匯成螺旋狀，像極了dna的雙螺旋結構。
    陶罐裏的稻種雖已炭化，卻仍能提取出完整的dna，與奎隆沉船出土的稻種序列完全相同，隻是多了組抗黴菌基因——顯然是為了適應石窟的潮濕環境。“這才是楊廷璧首航時的儲備糧。”程遠將炭化稻種放在顯微鏡下，“他們阻風時特意藏起來的，罐底的‘楊’字與市舶司陶片如出一轍。”更驚人的是，洞角的石台上，還放著半塊銅鏡，鏡麵反射的光斑在洞壁上形成的圖案，正好是《楊廷璧航海圖》裏的僧伽耶山航線——原來古人用這種方式記錄方位，銅鏡的曲率半徑經過精確計算，誤差不超過0.5毫米。
    張瑜在藏經洞的泥土裏，發現了些散落的銅錢，一半是元代的“至元通寶”，一半是馬八兒國的“方形銅幣”，邊緣都有相同的磨損痕跡，顯然是被同一串繩子穿在一起的。“至元通寶”的錢文是八思巴文，與泉州出土的官鑄錢幣完全相同；馬八兒銅幣的正麵是梵文“吉祥”，背麵是船紋，與《島夷誌略》記載的“馬八兒國錢”完全吻合。“是貿易的證據！”她指著銅錢上的鑿痕，“楊廷璧在僧伽耶山時，曾用中國銅錢兌換當地貨幣，這些鑿痕就是兌換標記，每枚銅錢的鑿痕數量正好對應兌換比例——一枚至元通寶換三枚馬八兒銅幣。”銅錢的鏽蝕層裏檢測出相同的銅元素成分，證明是用同一處銅礦冶煉的——跨越國界的貨幣，竟來自同一片土地。
    鄭海峰的潛水隊在石窟附近的海域，發現了艘更古老的沉船，船板上的“至元十六年”年號清晰可見。船體的龍骨采用的是印度半島特有的柚木，而肋骨卻是泉州產的杉木，兩種木材的接合處用的是阿拉伯式的銅鉚釘，含銅量達99.5。貨艙裏的絲綢殘片上，用蘇繡針法繡著“楊”字，絲線的材質與泉州出土的使團衣物完全相同，隻是染料裏多了印度特有的茜草紅成分，色譜分析顯示與俱蘭國出土的唐代絲綢染料屬同一譜係。“是首航的補給船！”他對著水下攝像機說，“絲綢裏包裹的胡椒籽還保持著完整的顆粒，與俱蘭國的胡椒標本完全相同——這些航海者，走到哪都帶著家鄉的手藝。”
    當程遠團隊將馬八兒稻種與“元爪稻”進行基因比對時，屏幕上的圖譜突然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兩者的第9對染色體完全一致，都帶著楊廷璧改良的“耐鹽基因”標記——一段由22個堿基組成的重複序列。“是有意識的傳播！”張瑜調出元代《農桑輯要》的電子版，其中“楊公三變法”的記載，正好解釋了這個基因的來源：“一曰曬種，二曰拌沙，三曰輪作，可使稻種耐鹹鹵。”她指著圖譜上的變異節點，“每次出使，這個基因的穩定性就增強一分，顯然是楊廷璧在三次出使中不斷改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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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奎隆國家博物館的新展廳裏，楊廷璧的青銅權與俱蘭國的孔雀紋符牌並列陳列，中間的展櫃放著那粒炭化稻種，旁邊標注著“跨越印度洋的種子”。而展廳的另一側，泉州稻種與俱蘭稻種在培養皿裏並肩發芽，根須纏繞在一起，像兩條跨越時空的航線。開幕式上，程遠與印度學者共同按下按鈕，全息投影展現出七百年的稻種旅行：從泉州到僧伽耶山，從馬八兒到俱蘭，最終長成如今的“楊公稻”，穀粒上的紋路同時顯現出漢文與回回文的“豐收”字樣。
    朱明遠特意從泉州趕來參加開幕式，他帶來了家族珍藏的《楊氏宗譜》，其中記載“廷璧公三使俱蘭，攜稻種歸，分與朱紡後裔種植”。將宗譜記載與基因圖譜對比，發現泉州現代水稻中，有17的品種含有楊廷璧改良的“耐鹽基因”，證明這段農業技術的傳承確非虛言。“原來我們朱家世代種植的水稻，早就和楊家的稻種融為一體了。”朱明遠看著培養皿裏纏繞的根須，突然對程遠說，“之前是我狹隘了，這些種子從來不分你我。”
    返航的前夜，程遠在甲板上鋪開《楊廷璧航海圖》的複刻本。海風掀起紙頁，露出夾在裏麵的照片：他和張瑜站在僧伽耶山石窟前，背景是元代藏經洞與現代試驗田，遠處的海麵上，落日把波光染成金紅色，像極了楊廷璧第三次出使時看到的晚霞。“你看這稻浪的走向。”張瑜指著照片裏的穗頭，每穗的顆粒數都在120粒以上，穗軸的彎曲角度約30度，“和航海圖上的航線完全重合，是巧合嗎？”程遠調出衛星雲圖，發現印度洋的季風環流軌跡，竟與稻穗的彎曲方向完全一致——原來種子早已跟著風的方向，記住了回家的路。
    程遠在航海日誌的最後畫了粒稻種，旁邊寫著：“三次出使，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讓稻種在更多土地上生長。”當船駛過印度洋中點時，他將半片元代瓷片撒向大海，瓷片在浪濤中緩緩下沉，與七百年前沉入海底的楊廷璧使團沉船遙遙相對——瓷片上的“楊”字與沉船木頭上的“俱蘭”回回文在海水中形成奇妙的呼應，就像那些跨越山海的種子，終將在泥土裏、在稻穗上、在每個收獲的季節裏，完成最溫柔的相遇。
    船鳴笛起航時，程遠的手機收到條短信，是印度農業部發來的：“‘楊公稻’今年的種植麵積擴大了兩倍，感謝你們讓這段航海史重新發芽。”他望向窗外，現代貨輪正駛過當年楊廷璧船隊經過的航線，船舷的印度國旗與中國國旗在風中獵獵作響，像兩株並肩生長的稻穗，在蔚藍的大洋上搖曳出相同的弧度。鄭海峰遞來一碗用“楊公稻”煮的粥，裏麵加了馬八兒的椰粉和俱蘭的胡椒，味道竟與元代使團的軍糧配方完全相同——這是七百年前那場外交之旅未曾言說的結局，卻藏在每粒種子的基因裏，等待著被發現的那天。
    實驗室的燈光下，程遠團隊正在繪製“楊公稻”的傳播圖譜。從泉州到俱蘭，從俱蘭到馬八兒，每個傳播節點都標注著一個日期：至元十六年、至元十八年、至元二十三年。林新宇突然指著圖譜的中心，那裏是印度洋的季風交匯點，“你看這裏，”他說，“所有的航線都在這裏打轉，像個巨大的漩渦，把文明都卷在了一起。”
    程遠想起那枚銀符牌，正麵的“宣慰使司”與背麵的孔雀紋，在七百年後終於在稻種的基因裏和解。他拿起電話，打給所有參與過發掘的夥伴：“下一站，波斯灣——楊樞當年遠航的終點，應該也藏著種子的故事。”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夾雜著實驗室裏特有的儀器蜂鳴聲，像風吹過稻田的聲音，溫柔而堅定。
    那些沉沒在海底的商船、鏽蝕在石窟裏的銅錢、被蟲蛀的航海日誌，終將在稻浪的覆蓋下獲得新生。就像楊廷璧三使俱蘭的帆影早已消失在海平麵，但那些隨著季風傳播的稻種，卻在每一季的收獲裏，講述著關於外交與貿易、隔閡與融合的故事——這個故事，還在繼續。
    林珊在整理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文書時，發現了一卷用貝葉書寫的《俱蘭使程》，上麵用梵文與漢文交替記錄著楊廷璧第三次出使的細節：“至元二十三年三月，俱蘭王以火珠相贈，廷璧回贈稻種五石，約‘歲輸其新’。”貝葉的纖維中含有俱蘭國特有的檀香木精油，與鄭海峰帶回的沉香標本成分互補，證明是在當地製作的。她將文書與青銅權上的“三”字對照，發現權身的銘文凹槽裏，恰好能嵌入貝葉文書的邊緣——這兩件文物本是一套，青銅權是“信物”，貝葉是“契約”。
    “原來他們有過這樣的約定。”林珊將貝葉文書放在紫外線下，顯露出底層的回回文批注：“楊公言，稻種比火珠珍貴，珠可碎，種能生。”這句話讓她突然想起程遠發現的陶片，那些被海水模糊的字跡，或許正是在記錄這份“種子之約”。
    程遠團隊在石窟外的岩壁上，還發現了些鑿刻的符號，一半是中國的“天幹地支”，一半是印度的“六十甲子”，組合起來正好是“至元二十三年”的紀年。符號的深度約0.5厘米，邊緣的鑿痕顯示是用泉州產的“麻梨木鑿”刻成的，這種鑿子的形製在市舶司遺址的工匠墓中曾出土過。“是楊廷璧留下的紀功碑。”程遠用激光掃描符號周圍的岩壁，發現有火燒的痕跡，與《航海日誌》記載的“祭海儀式”完全吻合，“他們用中國的鑿子，刻下融合兩國曆法的紀年，這本身就是種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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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程遠把這個發現告訴印度學者拉吉夫時，對方從抽屜裏拿出一本泛黃的《農業誌》，是18世紀印度學者根據民間傳說整理的。其中記載：“七百年前，有東方使者帶來‘不死稻’，種之則歲稔，其種能識季風，隨洋流而長。”拉吉夫指著書中的稻穗插圖，穗頭上的紋路與“楊公稻”的基因圖譜驚人地相似，“我們的祖先把稻種的故事變成了神話，而你們的發掘讓神話回到了曆史。”
    在聯合實驗室的儲藏室裏，林新宇正在修複一件特殊的文物：一個被蟲蛀的麻布袋，裏麵裝著半袋混雜的種子——既有泉州的稻種，也有俱蘭的綠豆，還有馬八兒的椰仁。他小心翼翼地分離這些種子，發現它們的外殼都有相同的齒痕，顯然是被同一種 rodents齧齒動物）啃過。“是自然的融合。”林新宇笑著說，“連老鼠都在幫我們傳播種子。”布袋的麻布纖維裏，還殘留著人的毛發，dna分析顯示同時含有東亞與南亞的基因特征——很可能是位隨團的混血商人留下的。
    盜墓者朱世昌的審判現場，程遠作為專家證人出示了一份特殊的證據：將朱世昌盜取的“楊公稻”種子與泉州本地水稻進行基因比對，顯示兩者有92的相似度，證明所謂“楊家私產”早已融入公共種質資源。“這些稻種在七百年裏，早就和各地的作物雜交了無數次。”程遠指著大屏幕上的圖譜，“就像印度洋的洋流，從來不會隻屬於一個國家。”
    審判結束後，朱明遠特意找到程遠，將一枚祖傳的青銅鑰匙交給了他。“這是打開朱家糧倉地窖的鑰匙，裏麵藏著從元代傳下來的稻種。”他看著程遠驚訝的表情，補充道，“楊廷璧當年說過，‘種子要在流通中才有生命力’，我想讓這些稻種住進你們的基因庫，讓它們繼續旅行。”
    半年後，“楊公稻”與印度“奎隆香米”的雜交種在泉州試種成功。收割那天，程遠、張瑜、鄭海峰、林新宇、林珊和朱明遠都來到了田間。金黃的稻穗在風中起伏，稻粒的形狀既保留了泉州稻的飽滿，又帶著俱蘭稻的修長，煮熟後散發著淡淡的檀香——那是俱蘭國特有的香氣，竟通過基因傳承了下來。
    “你聞這味道。”張瑜捧著新米說，“像不像石窟裏的檀香木？”程遠突然想起那卷貝葉文書，上麵記載的“稻種五石”，原來早就把俱蘭的芬芳，種進了泉州的土壤。
    鄭海峰用無人機拍下了整片稻田，從高空俯瞰，稻田的輪廓竟與楊廷璧三次出使的航線圖驚人地相似。“是巧合嗎？”他把照片傳到群裏，林珊立刻回複：“不是巧合——我在《俱蘭使程》裏發現，楊廷璧設計的航線，就是模仿稻穗的生長軌跡，‘曲而能達，柔而能剛’。”
    林新宇則在稻田間發現了一種奇怪的蝴蝶，經鑒定是印度特有的“稻花蝶”，顯然是隨著稻種一起傳過來的。“連生態都跟著遷移了。”他拍下蝴蝶的照片，“就像當年的使團，帶來的不隻是稻種，還有整個生態係統的記憶。”
    當第一鍋用雜交稻煮的米飯端上桌時，所有人都沉默了。米飯的香氣裏，既有泉州稻米的醇厚，又有俱蘭稻米的清香，像兩種文明在舌尖上完成了和解。程遠想起楊廷璧在《航海日誌》裏寫的一句話：“舟楫所至，禾黍自生。”原來七百年前的使者，早就預見了這個結局。
    返航的船上，程遠在航海日誌的最後寫道：“三使俱蘭的勝負早已被季風吹散，但那些沉入海底的稻種、刻進岩壁的符號、寫在貝葉上的約定，卻在時光裏生根發芽。所謂外交，從來不是符牌上的文字，而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培育的種子，在不同的土地上，結出相同的飽滿。”
    他合上日誌時，夕陽正透過舷窗灑在書頁上，光斑的形狀像極了一粒正在發芽的稻種。遠處的海麵上，一群海鷗正追逐著船尾的浪花，它們的遷徙路線，與當年楊廷璧船隊的航線完美重疊——原來有些路，無論人類是否記得，自然都會替我們保存下來。
    船駛入泉州港時，程遠看見碼頭的廣告牌上寫著：“楊公稻，連接七百年的芬芳。”他突然想起那枚被蟲蛀的麻布袋，時光的侵蝕裏，原來早已埋下融合的種子，隻等著後人用耐心和智慧，讓它破土而出。
    實驗室的燈光徹夜亮著，程遠團隊正在破解“楊公稻”的全部基因序列。在最關鍵的第9對染色體上，他們發現了一段特殊的基因，既能抵抗泉州的台風，又能適應俱蘭的高溫，還能耐受馬八兒的鹽堿——是三次出使留下的三重印記。“是環境選擇的結果，也是人類努力的證明。”張瑜的聲音帶著疲憊卻興奮，“就像那些經曆過風浪的使者，最終學會了在不同的文明裏紮根。”
    程遠望著屏幕上跳動的基因圖譜，突然覺得那更像一張新的海圖，標注著文明對話的新航線。他拿起電話，打給波斯灣的考古機構：“明年，我們一起去發掘楊樞的沉船吧——讓這粒稻種，沿著當年的航線，繼續它的旅程。”
    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夾雜著波斯灣特有的椰棗香氣。程遠知道，這場始於三使俱蘭的種子旅程，還遠遠沒有結束。就像那些永遠在海上航行的船，永遠在生長的稻，永遠在書寫的曆史——隻要還有人記得，還有人傳承，就永遠不會落幕。
    夜色漸深，基因庫的燈光透過玻璃穹頂，在泉州港的海麵上投下一片溫暖的光暈。遠處的貨輪鳴著汽笛進出港口，船上裝載的集裝箱裏，或許就有帶著“楊公稻”基因的新種子，正準備駛向世界的每個角落。而海底深處，那些沉沒的使團商船殘骸上，早已長滿了海草，像給古老的航船披上了綠色的新裝——這，或許就是對“三使俱蘭”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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