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裏港的漁火在夜幕中次第亮起時，程遠的帳篷裏還亮著燈。他正對著電腦屏幕拚接石碑的三維掃描圖，張瑜端著兩杯熱咖啡走進來，杯沿的熱氣在冷空氣中凝成白霧。
    “看這個，”程遠指著屏幕上放大的碑銘細節，“波斯文的‘諸蕃會同’旁邊，有個極小的船錨刻痕，和忽魯謨斯測深錘上的紋樣一樣。”他放大圖像，錨鏈的節數正好是七節，“是暗指七下西洋，鄭和真的把細節做到了極致。”
    張瑜把咖啡放在桌上，指尖劃過屏幕上的泰米爾文：“當地學者說，‘友誼之證’這四個字的書法，融合了印度教的曲線美學，不是純粹的漢文筆法。”她調出南京明故宮的碑刻對比，“你看這捺腳的弧度，明顯更圓潤，是入鄉隨俗的調整。”
    帳篷外突然傳來鄭海峰的喊聲，兩人抓起手電筒跑出去。隻見“潛龍三號”的機械臂正從沉船貨艙裏取出個青銅盒子，探照燈的光柱下，盒蓋上的“鄭和船隊”四個字閃著幽光。
    “是船隊的‘貿易契約’！”鄭海峰戴著手套打開盒子，裏麵的羊皮紙契約用漢文和古裏文雙語書寫，“永樂四年，古裏國王與大明使者鄭和約定：瓷器、絲綢等價交換胡椒、寶石，永不通商稅。”契約末尾的朱紅印章，與碑亭青銅印的印文完全吻合，“是立碑後簽訂的貿易協定，《明史》說‘古裏自此歲貢不絕’，根源就在這裏。”
    契約旁的絲綢樣品讓張瑜眼前一亮——南京雲錦的“妝花緞”上，用金線織著阿拉伯文的“吉祥”，“是專門為古裏定製的，”她撫摸著緞麵的暗紋，“把對方的文字織進我們的絲綢，這種尊重太動人了。”
    當第一縷晨光掠過古裏港，程遠團隊的無人機正沿著海岸線飛行。屏幕上，碑亭遺址、沉船位置與現代港口的集裝箱碼頭在航拍圖上重疊，像一幅跨越六百年的文明拚圖。
    錫蘭山佛牙寺的修複現場，林新宇正指揮工人加固壁畫後的石碑。當他用軟布擦拭碑身的泰米爾文時，突然發現筆畫裏嵌著細小的紅寶石粉末——與科倫坡博物館藏的“布施碑”複製品完全不同。
    “原碑是鑲嵌過寶石的！”林新宇請珠寶專家檢測，發現是當地特有的“星光藍寶石”粉末，“《星槎勝覽》說‘和以寶石飾碑’，果然不是誇張。”他突然注意到碑頂的蓮花紋有修補痕跡，“是後來的斯裏蘭卡國王重鑲的，這碑在他們心中早已超越了外交禮物。”
    佛牙寺的藏經閣裏，一卷明代漢文佛經引起了林新宇的注意。經卷末尾的題跋寫著“永樂七年，鄭和布施於錫蘭山”，筆跡與石碑漢文部分完全一致。經卷的夾頁裏，藏著張“供燈清單”，用泰米爾文記錄著“每日用油三升，供佛燈七盞”，與寺內出土的青銅油燈容積完全吻合。
    “看這油燈的磨損痕跡，”林新宇指著燈座的包漿，“至少燃燒了二十年，是鄭和離開後，當地人一直在延續他的供燈傳統。”窗外的菩提樹下，幾個穿著校服的孩子正在臨摹石碑銘文，他們的課本上印著三體碑文的插圖——原來最好的傳承，是融入日常的教育。
    錫蘭山王城遺址的排水道清理現場，程遠的竹籃裏已裝了三十多枚箭鏃。當他撿起枚刻著“神機營”的火箭時，突然注意到箭杆上的火硝殘留，“是火藥箭！”他比對《武備誌》的記載，發現與明軍裝備的“飛天噴筒”箭完全相同，“《明成祖實錄》說‘和軍有火器’，這就是實證。”
    遺址的蓄水池底，考古隊員發現了批陶罐。罐內的穀物經鑒定是中國的秈稻，與雲南昆陽的品種同源，“是明軍攜帶的軍糧！”程遠數著陶罐的數量，正好夠兩千人食用三日，與“和以二千兵破王城”的記載對應。罐底的“昆陽倉”字樣，讓他突然想起馬哈之墓出土的糧食罐——原來鄭和連軍糧，都帶著家鄉的印記。
    當程遠在王城的斷壁上發現“止殺”二字的刻痕時，夕陽正將城牆染成金色。這兩個字的筆跡與鄭和布施碑如出一轍，顯然是破城後所刻。他突然明白，第三次下西洋的這場自衛戰，從來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製止更多的殺戮。
    蘇門答刺“亂港”的紅樹林裏，鄭海峰的團隊正在給沉船殘骸做防腐處理。當他用內窺鏡檢查船艙時，發現了個暗格——裏麵的《蘇門答刺風土記》詳細記錄著當地的習俗：“男子善使彎刀，女子戴金環，婚俗以檳榔為聘”，每段描述旁都有鄭和的朱筆批注，“可借鑒其彎刀技法”“以絲綢換金環，利厚”。
    “是他的考察筆記！”鄭海峰放大批注中的“剿亂不剿民”字樣，墨跡較深，顯然是反複書寫的重點。筆記的最後一頁畫著幅“引水圖”，標注著蘇門答刺港口的暗礁位置，與《鄭和航海圖》的“蘇門答刺國針路”完全吻合。
    紅樹林邊緣的土著村落裏，一位白發老人顫巍巍地拿出個青銅煙盒。盒蓋的“鄭”字印章與沉船兵器上的標記相同，老人用當地土語說：“祖輩傳說是中國將軍留下的，他幫我們趕走了強盜，還教我們挖井。”鄭海峰測量煙盒的金屬成分，發現與明軍軍用水壺屬於同一批鑄造——原來曆史的記憶，真的能在民間流傳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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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枝“封山碑”的保護棚搭建完成時，張瑜正在核對碑文的拓片。當她把波斯文翻譯稿與《明會典》對照時，發現了處有趣的細節：碑文中“疆界”的波斯文譯法，特意避開了帶有“臣服”含義的詞匯，改用“友好分界”的中性表述，“是鄭和特意叮囑的翻譯細節，太懂外交辭令了。”
    柯枝的香料市場裏，一個攤位的木秤引起了張瑜的注意。秤杆的“大明工部製”字樣已模糊，但刻度與古裏港出土的天平完全一致。攤主笑著說：“這是祖上傳下的‘鄭和秤’，用它稱香料，童叟無欺。”張瑜看著秤砣上的磨損痕跡，突然想起《瀛涯勝覽》“和立市規，至今遵守”的記載——原來最好的規則，是能被世代認可的公平。
    柯枝王宮遺址的壁畫修複現場，一幅“鄭和賜印圖”漸漸顯形。畫中的鄭和身著明代官服，卻戴著當地的金冠，國王則穿著融合了明式補子的長袍。畫師在兩人腳下畫了條線，線兩側的花卉一邊是中國牡丹，一邊是印度蓮花，“是平等的象征！”張瑜比對壁畫的顏料成分，發現使用了中國的朱砂與印度的靛藍，“連顏料都是融合的。”
    忽魯謨斯“碼頭遺址”的探方裏，林珊的手鏟碰到了塊方形物體。當她拂去浮土，一塊“永樂通寶”的母錢突然露出——錢範上的“寶”字最後一點是圓點，與流通銅錢的方點不同，“是未發行的樣錢！”她比對《錢錄》的記載，發現與“鄭和專用貿易錢”的描述完全一致。
    碼頭的貨棧遺址裏，一批明代絲綢殘片被密封在陶罐中。經檢測是南京的“庫緞”，但織法中加入了波斯的“緯錦”技法，“是為當地定製的‘中西合璧緞’！”林珊在殘片上發現了個針孔標記，與古裏港沉船的絲綢完全相同，“是同一批貨物，分運到了不同港口。”
    忽魯謨斯博物館的館長給林珊看了本家族檔案，其中記載著“永樂十九年，中國使者鄭和與我祖交易，以瓷器百件換乳香千斤，約為永久之契”。檔案附帶的交易賬本，用漢文和波斯文雙語記錄，與碼頭出土的“貿易天平”砝碼重量完全對應，“是第六次下西洋的貿易延續！”
    當林珊在碼頭的燈塔基座上發現“鄭和到此”的刻痕時，夕陽正沉入波斯灣。這四個字的筆畫裏還殘留著紅色的珊瑚砂，顯然是離開時所刻。她突然想起那幅星圖，中國的北鬥與阿拉伯的大熊座在圖上共用一根軸線——原來真正的導航，是找到不同文明的共通之處。
    長樂“太平港”的天妃宮重建工地上，程遠的團隊正在清理地基。當洛陽鏟帶出片彩繪陶片時，他立刻認出是明代“天妃像”的殘片——陶片上的天妃衣袂飄飄，手裏卻托著個阿拉伯式的香爐，“是融合了伊斯蘭元素的天妃像！”他比對《天妃靈應之紀》碑的記載，發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曾重修天妃宮，“是特意為船隊中的穆斯林船員所塑。”
    太平港的“航標塔”遺址裏，一塊明代青銅“量天尺”被發現。尺上的刻度同時標注著中國的“丈”與阿拉伯的“腕尺”，“是跨文化的測量工具！”程遠用它測量遺址的柱洞間距，發現與寶船的吃水深度完全匹配，“是為停泊寶船專門校準的。”
    在長樂的“鄭和紀念館”裏，一位姓鄭的老人拿出了祖傳的《航海日記》。日記的作者是他的先祖鄭義，曾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其中記載著“宣德八年，和公在古裏染疾，仍校閱船隊”，與《明史》“鄭和卒於古裏”的記載吻合。日記的最後一頁，畫著幅簡易海圖，標注著“從古裏到南京”的航線，旁邊寫著“公囑：若吾不返，將此圖獻於朝廷”。
    “看這海圖的針路，”程遠指著“壬丙針”的標記，與忽魯謨斯出土的羅盤完全相同，“是他最後的航海指令。”老人說，先祖鄭義回來後，每年都要在七月六日鄭和返京日）焚香祭奠，這個傳統延續了十六代，“原來曆史的記憶，真的能穿越六百年。”
    盜墓者王奎在古裏接受審判時，程遠帶著《舶貨賬》出席了庭審。當法官展示王奎團夥盜掘的瓷片時，他指著上麵的纏枝蓮紋說：“這些紋飾裏藏著鄭和的理念——不同文明可以像藤蔓一樣相互纏繞，共同生長。”王奎在最後陳述時說：“我現在才明白，那些沉船和石碑裏的，不是黃金，是比黃金更珍貴的信物。”
    古裏國際研討會的閉幕式上，程遠和張瑜、鄭海峰、林新宇及林珊共同展開了複原的《鄭和航海圖》。當投影儀將七次下西洋的航線疊加在現代世界地圖上時，全場響起了掌聲——那些六百年前的航跡，如今大多已成繁忙的國際航線。
    “從第一次到第七次，”程遠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會場，“鄭和用二十八載證明：航海的真諦不是抵達遠方，而是讓遠方不再遙遠。”他指著屏幕上重疊的航線，“這些航跡像一條條紐帶，把不同的文明係在了一起，而我們今天的考古，就是重新擦亮這些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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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瑜展示了那塊三體石碑的複製品，三種文字在燈光下熠熠生輝：“這方石碑告訴我們，尊重差異才能真正相通。”鄭海峰播放了古裏沉船與現代貨輪同框的照片：“從木船到巨輪，改變的是船的大小，不變的是交換的渴望。”
    林新宇的ppt最後定格在佛牙寺孩子們臨摹碑文的畫麵：“最好的遺產，是讓年輕一代繼續書寫友誼。”林珊則展示了永樂通寶與現代人民幣的對比圖：“從銅錢到數字貨幣，貿易的形式在變，但公平的原則從未改變。”
    當研討會結束的鍾聲響起時，印度洋的浪濤正拍打著古裏港的防波堤。程遠站在重建的碑亭下，望著夕陽為三體石碑鍍上金邊。他想起在各地考古時發現的那些細節：鄭和的“止殺”刻痕、供燈的延續、貿易秤的傳承……原來偉大從來不是驚天動地的瞬間，而是由無數個尊重與理解的細節組成。
    回程的航班上，程遠的筆記本裏夾著片從古裏帶來的菩提葉。葉脈的走向像極了鄭和船隊的航線圖，在晨光中泛著生命的光澤。他知道，這場跨越六百年的考古之旅還未結束——隻要還有人記得那些航跡，鄭和的故事就永遠不會落幕。
    而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物，石碑、沉船、經卷、銅錢……它們不再是冰冷的遺存，而是一個個等待被傾聽的故事。當我們讀懂這些故事，就會明白：真正的諸蕃要會，從來不是地理上的交匯，而是人心的相通。這或許就是鄭和留給世界最珍貴的禮物——一份跨越時空的邀請函，邀請所有文明，在理解與尊重中，共赴一場永不落幕的相會。
    古裏港的季風帶著新一季的雨水來臨時，程遠團隊的臨時實驗室裏，正進行著一場特殊的“對話”。張瑜將古裏石碑的波斯文銘文輸入翻譯軟件，屏幕上跳出的譯文與六百年前鄭和隨員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幾乎重合——“諸蕃於此會同，交易而不相欺”。
    “看這個詞，”張瑜指著波斯文的“會同”，“馬歡意譯為‘共集’，但原詞有‘平等相聚’的含義。”她調出南京明故宮的外交檔案，“朱棣給鄭和的敕諭裏寫‘待諸蕃以禮’，看來這種平等觀念是貫徹始終的。”
    實驗室角落的恒溫箱裏，存放著從古裏沉船提取的絲綢樣本。鄭海峰正用光譜儀分析絲線成分，突然指著屏幕上的峰值曲線：“裏麵摻了印度的棉花纖維！”他比對《天工開物》的記載，發現是“絲棉混紡”工藝，“是為適應熱帶氣候改良的麵料，鄭和船隊連衣著都考慮到了當地環境。”
    沉船的龍骨縫隙裏，一枚銅製“船票”被清理出來。票麵上“清和號”的船名與龍江船廠檔案完全一致，背麵卻用古裏文寫著“乘客張三，攜瓷器十件”，“是船隊允許蕃商搭乘的憑證！”程遠數著船票上的艙位編號，發現與《前聞記》“船分上下艙”的記載對應，“原來寶船不僅載貨，還兼做‘國際航班’。”
    當程遠在船票邊緣發現“免稅”二字時，窗外的古裏港正泊著艘中國貨輪。現代起重機的吊臂與六百年前的寶船桅杆在暮色中重疊，他突然明白，所謂“諸蕃要會”，從來不是靜止的港口，而是流動的文明長河。
    錫蘭山佛牙寺的修複車間裏，林新宇正用顯微鏡觀察石碑上的顏料層。當他放大泰米爾文“佛陀護持”的“護”字時，發現顏料中混著細小的珍珠粉末——與科倫坡博物館藏的“鄭和布施珍珠”成分完全相同，“是用貢品珍珠研磨的顏料，太奢侈了！”
    寺內的古井裏，抽水機帶出了批明代陶器。其中一個陶碗的內壁刻著“大明永樂”，外壁卻畫著斯裏蘭卡的“佛牙寺全景”，“是船員繪製的當地風光！”林新宇比對碗底的指紋，與沉船出土的《錫蘭山日誌》上的指紋一致，“是隨船畫師的作品。”
    佛牙寺的檔案室裏，一卷明代《航海星圖》的複製品讓林新宇駐足。圖上錫蘭山的位置標注著“佛牙寺在北，港口在南”，旁邊用朱筆寫著“寺前有菩提，可作航標”，與實地考察的地形完全吻合，“是鄭和船隊的實用導航圖！”圖上的星象標注同時用了中國的“宿度”與阿拉伯的“黃經”，精度誤差不超過半度。
    當林新宇看到當地僧人用傳統方法修補壁畫時，突然注意到他們使用的粘合劑——糯米汁混合當地樹膠，與石碑的砌築工藝完全相同。“是鄭和帶來的技法傳承！”老僧人笑著說：“祖輩說，中國使者教我們用糯米汁修寺廟，能抗海風。”原來最好的文化交流，是把技藝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錫蘭山王城遺址的祭祀坑清理現場，程遠的毛刷掃過一尊青銅雕像。雕像的上半身是明代武官，下半身卻是錫蘭樣式的裙裾，手持的盾牌一麵刻著“大明”，一麵刻著“獅徽”，“是中西合璧的戰神像！”他比對銘文，發現是“永樂九年，錫蘭新王所鑄”，正是鄭和扶立的賢王後裔，“是新王對和平的象征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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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址的糧倉裏，一批碳化穀物讓程遠驚喜——中國的小米與當地的薏仁混合存放，儲存方式用了雲南的“高架倉”技法，“是明軍與當地人共同儲存的糧食！”他數著糧倉的柱洞，發現采用了明代“四柱三間”的結構，卻用了當地的鐵木，“是建築材料的融合。”
    王城的斷壁上，程遠發現了處有趣的刻痕：漢文的“鄭和”與錫蘭文的“朋友”並排刻著，深度相同，顯然是同一時間所刻。“是破城後百姓補刻的，”程遠撫摸著風化的石麵，“他們分得清侵略者與正義之師的區別。”夕陽下，這處刻痕在殘垣上投下細長的影子，像一座跨越時空的橋梁。
    蘇門答刺“亂港”的土著集市上，鄭海峰被一個賣木雕的攤位吸引。攤主手裏的“寶船模型”雖然粗糙，卻準確刻著九根桅杆，船帆上還畫著“鄭”字旗，“祖輩傳下來的樣式，說是‘帶來和平的大船’。”鄭海峰比對模型的比例，發現與“清和號”的船型數據完全一致，“連桅杆間距都沒差！”
    集市旁的水井裏，抽水機帶出了塊明代磚。磚上的“長樂窯造”戳記清晰可見，與太平港的城磚完全相同，“是鄭和船隊幫助挖井時運來的建材！”鄭海峰測量井壁的弧度，發現與南京明故宮的水井工藝一致，“但井底用了當地的珊瑚石過濾，是技術改良。”
    亂港的清真寺遺址裏，一塊明代瓷片嵌在牆體中。瓷片的青花圖案是阿拉伯文的“清真言”，底款卻是“永樂年製”，“是專門為當地穆斯林燒製的瓷器！”鄭海峰在瓷片旁發現了枚銅釘，與沉船兵器艙的銅釘屬於同一批次，“是船隊留下的，被當地人嵌進了清真寺。”
    當鄭海峰看到當地孩子在沙灘上畫寶船時，突然明白：所謂遺產，不是博物館裏的文物，而是活在人們記憶中的故事。那些孩子或許不知道鄭和的名字，但他們畫的船，仍帶著六百年前的桅杆與帆影。
    柯枝“封山碑”前的廣場上，張瑜正看著當地工匠複製石碑。老師傅手裏的刻刀技法很特別——既用了中國的“雙刀法”，又融入了印度的“圓刀刻”，“祖輩說，這是中國使者教的刻碑手藝。”張瑜比對複製品與原碑的紋路，發現連石屑的飛濺方向都相同，“是技法的完美傳承！”
    柯枝的香料倉庫裏，一批明代“香料秤”被整齊地掛在梁上。秤杆的“大明標準”刻度旁，用紅漆標著當地的“擔”“斤”，“是鄭和製定的雙軌度量衡！”倉庫管理員笑著說：“用這秤稱香料，中國商人與本地商人都放心。”張瑜看著秤砣上的磨損痕跡，突然想起《星槎勝覽》“和立市規，至今遵守”的記載——原來信任，真的能被時光打磨得更醇厚。
    柯枝王宮的壁畫修複到“貿易圖”時，張瑜發現了個細節：畫中中國商人與柯枝國王擊掌為誓，而不是用印章，“是入鄉隨俗的禮儀！”她比對《柯枝國誌》的記載，發現當地以“擊掌為信”，“鄭和特意入鄉隨俗，這種尊重太動人了。”壁畫的顏料裏，中國的石綠與印度的赭石形成和諧的過渡，像兩種文明的自然交融。
    忽魯謨斯的“香料市場”裏，林珊的目光被一個老攤位吸引。攤主用的“香料研缽”是明代瓷器，內壁卻刻著波斯文的“配方”，“祖輩傳下來的，說是中國使者贈送的。”林珊比對研缽的造型，發現與古裏沉船的“藥碾”同屬一套器具，“是船隊的醫官用來配製香料的，後來送給了當地人。”
    市場旁的“古驛站”遺址，出土了批明代“通關文牒”殘片。上麵的“鄭和關防”印章與龍江船廠的檔案完全相同，旁邊的波斯文批注寫著“免稅通行”，“是船隊為蕃商發放的通行證！”林珊數著殘片上的商號名稱，發現有二十多家來自不同國家，“證明忽魯謨斯確實是‘諸蕃要會’的西端樞紐。”
    忽魯謨斯的“天文台”遺址，一塊明代“日晷”被清理出來。晷麵的刻度同時標注著“北京時間”與“當地時間”，“是為船隊校準時間用的！”林珊根據晷針的陰影推算，發現與《西洋番國誌》記載的“晝夜時刻”完全吻合，“誤差不超過一刻鍾，太精準了。”
    當林珊在天文台的牆壁上發現“四海同春”的漢文刻痕時，夕陽正為波斯灣鍍上金邊。這四個字的筆畫裏嵌著紅海的珊瑚砂與印度洋的貝殼，顯然是船員們從不同海域帶來的砂石鑲嵌而成，“是他們對世界的理解——無論身處何方，春天都會到來。”
    長樂“太平港”的“寶船塢”遺址，程遠的團隊正在進行最後的清理。當洛陽鏟帶出塊船板時，他立刻認出上麵的“水密艙”結構，與“清和號”沉船完全相同，“是第七次下西洋的造船遺存！”船板的榫卯處還殘留著桐油，與《龍江船廠誌》記載的“防腐工藝”完全吻合。
    太平港的“祈風壇”遺址，出土了批明代“祈風文”殘片。其中一篇的末尾寫著“宣德六年，鄭和率船隊祈風於天妃宮，願‘四海和平，諸蕃協和’”，筆跡與《天妃靈應之紀》碑如出一轍，“是他最後一次下西洋前的祈願。”殘片的紙質經鑒定是“桑皮紙”，與古裏石碑的包裹紙屬於同一批，“連紙張都帶著跨洋的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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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樂的“鄭和故裏”紀念館，程遠見到了本《鄭氏家譜》。其中記載著“和公第七次下西洋前，曾歸鄉祭祖，言‘此行若不返，願葬於海’”，與《明史》“鄭和卒於古裏”的記載呼應。家譜的夾頁裏，藏著張“家信”，是鄭和寫給侄子的，“吾雖遠行，心在家鄉，望汝善待鄉鄰，如待諸蕃。”
    “看這信裏的‘善待鄉鄰，如待諸蕃’，”程遠指著這句話，“這才是他七下西洋的初心——把對家鄉的善意，延伸到萬裏之外。”紀念館外的閩江正向東流去，與六百年前寶船啟航的方向一致，仿佛還在運送著那份跨越山海的善意。
    古裏港的考古現場即將結束時，程遠團隊在碑亭遺址旁種下了棵菩提樹苗。樹苗來自佛牙寺的菩提古樹，是斯裏蘭卡學者贈送的禮物。張瑜在樹苗旁埋下個時間膠囊，裏麵放著七次下西洋的航點土壤樣本——從太倉到忽魯謨斯，從紅海到柯枝，二十種不同的泥土在膠囊裏交融。
    “六百年後，”鄭海峰拍著程遠的肩膀，“或許有人會挖出這個膠囊，像我們今天發現石碑一樣，驚歎於這些泥土曾見證過怎樣的相遇。”林新宇正在調試無人機，準備拍攝最後的全景圖，鏡頭裏，各國考古隊員正圍著三體石碑合影，不同語言的笑聲在印度洋的海風裏交織。
    程遠的目光落在石碑的“永昭萬世”上，突然明白這四個字的真正含義：不是奢求石碑永存，而是希望那種跨越文明的理解與尊重，能永遠流傳。當暮色為古裏港披上藍紗，他在考古日誌的最後一頁寫下：
    “從第一次到第七次，鄭和用二十八載航跡告訴我們：世界的精彩，不在於彼此相同，而在於和而不同。那些沉沒的寶船、矗立的石碑、流通的銅錢，不過是這場偉大實踐的注腳。真正的遺產，是刻在人類文明基因裏的——對未知的好奇，對他人的尊重，對和平的向往。”
    日誌合上時，遠處的航標燈開始閃爍，與六百年前寶船的燈籠在時空中呼應。程遠知道，這場跨越六百年的考古之旅結束了，但鄭和開啟的故事，還在繼續——在每一次不同文明的相遇裏，在每一次平等尊重的對話中，在每一個相信“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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