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波士頓，查爾斯河上白帆點點。我拖著兩個巨大的行李箱，站在MIT心理學係的紅磚樓前，感覺像走進了常看的學術期刊的封麵。
    “這就是你接下來一學期要學習的地方。”弗洛伊德老師的身影在異國的陽光下顯得格外清晰，他好奇地打量著這座現代與古典交織的校園。
    經過層層選拔，我獲得了來MIT認知科學係交換一學期的機會。李教授說這是“開闊眼界的好機會”，原園羨慕地說“要去感受資本主義的學術氛圍”，方舟則簡單直接：“照顧好自己。”
    我的導師是著名的意識研究專家，懷特教授。第一次見麵時，他直接丟給我一篇預印本論文：“讀一下，下周組會上討論。”
    論文題目是《夢境中默認模式網絡與執行控製網絡的動態交互》，內容前沿得讓我頭皮發麻。那一周，我幾乎住在了圖書館，一邊查資料一邊啃論文。
    組會上，懷特教授犀利地提問：“你認為這個發現對意識研究有什麽意義？”
    我深吸一口氣，用還不流利的英語回答：“它可能揭示了意識在睡眠中並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懷特教授點點頭，雖然沒說什麽，但眼神中的認可讓我鬆了口氣。
    實驗室的生活節奏快得驚人。這裏的研究生們可以為了一個實驗設計爭論到深夜，可以為了調試設備連續工作36小時。我的實驗室搭檔是個印度女生普婭，她有著驚人的數學天賦和永不枯竭的熱情。
    “今，來看這個結果！”某天深夜，普婭興奮地叫我，“我們可能發現了一個新的夢境特征標記！”
    我們擠在電腦前分析數據，直到晨曦透過實驗室的百葉窗。這種純粹的科研熱情，讓我想起了和陳浩在北師大熬夜的日子。
    獨立日假期，方舟突然出現在我宿舍樓下。他申請到了哈佛的短期訪問項目。
    “你怎麽不告訴我？”我又驚又喜。
    “想給你個驚喜。”他笑著舉起手裏的中餐外賣，“聽說你想念宮保雞丁了。”
    我們坐在查爾斯河畔的長椅上分享晚餐，夕陽把河水染成金色。方舟說起他在哈佛的見聞，我分享在MIT的收獲，就像回到了北師大那些並肩奮鬥的日子。
    “感覺我們都在快速成長，”方舟輕聲說，“有時候快得讓人害怕。”
    我懂他的意思。當每個人都在全力奔跑時，難免會擔心被落下，或者落下別人。
    假期結束後，懷特教授邀請我參與一個跨國合作項目——與美國、德國、日本的研究團隊共同研究文化背景對夢境內容的影響。
    第一次視頻會議，我緊張得手心冒汗。但當討論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托夢”觀念時，我忽然找到了自己的獨特視角。
    “在中國文化中，夢境常常被賦予超越個人心理的意義，”我努力組織著英語句子，“這種文化認知可能會影響人們對夢境的記憶和解釋......”
    會議結束後，懷特教授特意留下我：“你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視角。跨文化研究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本土化的理解。”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裏寫道：
    在異國他鄉，反而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根。
    我的文化背景不是障礙，而是獨特的資源。
    隨後的研究中，我主動承擔了中國樣本的收集和分析工作。通過社交媒體，我聯係到世界各地留學的中國學生，記錄他們的夢境報告和文化適應程度。
    初步分析顯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文化衝擊越強烈的學生，夢境中出現中國文化元素的頻率越高。
    “這很像退行現象，”弗洛伊德老師觀察著數據，“當人在壓力下，潛意識會回歸到更早期的經驗中尋求安慰。”
    感恩節時，普婭邀請我去她家過節。坐在她家地毯上，看著橄欖球賽，品嚐著印度風味的火雞，我突然理解了跨文化研究的真諦——不是在差異中劃分界限，而是在交流中尋找共鳴。
    期末臨近，我負責的合作項目部分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我們的論文被一個頂級期刊接收，我的名字排在第三作者。
    “很了不起，”懷特教授在組會上說，“很少有交換生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做出這樣的貢獻。”
    回國前夜，我獨自在校園裏散步。這半年，我不僅學到了先進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在跨文化環境中保持自信，在頂尖學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方舟來送我機場，遞給我一個U盤：“這裏麵是我改進的算法代碼，應該對你接下來的研究有幫助。”
    “謝謝。”我接過U盤，感覺接過的不僅是一份禮物，更是一份承諾——我們會繼續在各自的軌道上前行，也會繼續相互支持。
    飛機起飛時，我看著逐漸變小的波士頓城，心裏充滿感激。這趟交換生經曆，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也讓我更清楚地認識了自己。
    弗洛伊德老師坐在旁邊的空座位上，微笑著說：“現在，你準備好把這個世界帶給你的收獲，帶回你來的地方了。”
    是的，我準備好了。帶著新的知識、新的視角、新的信心，準備在熟悉的土地上，開啟全新的探索。
    成長，就是在這一次次的出發與回歸中，拓展著心靈的邊界。而這次國際交換的經曆，無疑為我的成長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