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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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六號院子空壩,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號院子,也隻剩有這個空壩、一截院牆和大門,其他全坍塌成廢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層高的小白樓房。六號院子、七號院子、八號院子,當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貓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這幢樓房在整個貧民區歪斜破爛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腳樓、泥磚和木房中間,非常醒目。

    那時父親尚在。修建小白樓房時,原住戶都各自想辦法搬離。父母說人老了,去新地方兩眼一抹黑,不好。他們不肯離開老地方,就租了七號院子一間房。

    樓建好後,為盡孝心,我給他們買了五層樓臨江的兩室一廳,帶廚房和衛生間。內銷房,價格比外銷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戶憑可憐的工資大都無錢買房,隻有徹底搬走,隻有程光頭和妓女張媽的兒子兩戶搬了回來,前者是幾個兒女把積蓄拿出來,湊齊錢,後者是兒子借了銀行貸款。其他住戶都是新麵孔。不過十三年住下來,陌生鄰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親的喪事,他們倒是很給麵子,湊個份子,人前人後遞個水,移個凳子。

    看見幺舅坐在一張桌子前,我朝他走過去。

    我握著幺舅的手,問好。幾年沒見,他頭發幾乎全白。他接到電話,就帶著三個孩子過江來。說是就這麽一個親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給她守靈。他明顯哭過,眼睛還紅腫著,神情很哀傷。我說,“幺舅,你是我們的長輩,喪事辦得有不對的地方,請千萬指點!”

    他說,“三娃子很能幹,靈堂設得不錯。”

    這下我才仔細打量:緊靠老院子殘牆,紮了四米多長的花牌,深綠色底,配有黃色花朵圖案,掛著駕鶴西去的橫幛,花牌正前方放靈柩,後方正中央牆上是母親遺像,紮了黑紗,周圍放黃白鮮花。花牌上掛挽聯挽幛,樓房牆上也掛著挽聯挽幛,花圈則放在院子大門內兩側。

    靈柩周遭紮著白綢帶白花,有好些新鮮馬蹄蓮滿天星襯托的花籃、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裏,以保新鮮。

    我附和幺舅說:“媽媽生前最愛鮮花,三哥倒是細心。”

    “他呀肯舍得這錢?是我打電話從城中心花店訂來,要了一個快遞。”小姐姐不屑地說。她給我們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側坐下。

    這時三嫂走過來,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將,那兒三缺一。

    我想問幺舅,母親怎麽會自己事先準備遺像?

    母親與幺舅最親,但深知這個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實,又怕事,即使有什麽,也不會告訴他。我便止住了嘴。母親躺在裝有冰的棺材裏,而不是坐在這桌子邊,聽我或別人說話,她活著時,常常會插幾句言,會讓我笑起來甚至捧腹大笑。母親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說話,少一個音,間隔一個字,提高或降低一個調,效果完全不同,從這一點講,母親是個語言藝術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強,繪聲繪色。可是母親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聽見我說話,也不能跟我說話,她再也不能拉著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見了,她就像一個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來,躲到我怎麽夠也夠不著的地方,我怎麽想她,她都不會出現。我摸著自己的手,還留有一股她手上的涼氣。我必須接受母親死了這現實。

    但是不能。母親怎麽可以拋下我,獨自走了?在那種年代,連口水都會把人淹死的時期,她居然敢把我這個私生子生下來,敢把我養大,獨自忍受屈辱和各種可怕的壓力不吭聲,這樣的母親,不會不跟她的這個孩子告別就走的。

    母親當然不會離開我。

    我像一個生有雙腦袋的怪物,一個腦袋承認母親死,一個腦袋拒絕承認。兩個腦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輸贏。

    母親蹲在地上給我洗衣的形象,從記憶深處透出,逐漸清晰。那時我還沒上小學,是一個大年三十晚上,吃過團圓飯,母親得當夜回白沙沱造船廠,運輸隊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著母親去,母親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親隻得點頭同意。沒有船,我們隻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來,雷聲陣陣。

    我緊緊抓著母親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親走到半路,開始埋怨我,說根本不想帶上我,我卻非要跟著,不聽話,給她添事,真是麻煩!我一生氣,甩開母親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親來拉我,我不理會,自己站起來往前走,馬上又跌倒了。

    母親一把抓住我,歎了一口氣說,“這輩子莫非媽媽當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與母親那麽近。母親帶著我風裏雨裏不知走了多久,最後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終於看到船廠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體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紅磚簡易樓房,三四層高。我們走進第三幢,樓梯上全是灰,牆灰剝落,露出塗了一層覆蓋一層斑駁不均的油漆,新標語遮住舊標語,門窗破破爛爛。在二層靠左端裏的一個房間,母親拿出鑰匙,開了暗鎖。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靠右牆有兩張單人木床,掛著發黃的粗布蚊帳,左牆隻有一張單人床,擱著舊木箱,邊上還有一個小桌子,鋪了塑料布,擱了些杯子筷子之類的東西,依牆有一根鐵絲,掛了幾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親的床靠窗,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我睜開眼到處看,想把母親離家在外睡覺的地方記在心裏。母親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幹淨,換上她的一件幹淨衣服,把我塞進被窩裏,順手關掉頭頂紮眼的日光燈。她把我的髒毛衣褲子襪子放在盆子裏,蹲在地上洗起來,窗外路燈餘光打在她臉上,母親看上去很美,很溫柔。

    我馬上就睡著了。

    睡得很香。爬起來一看,母親沒在床上,我找遍船廠,也沒她的影子。我大哭著叫媽媽,醒來,發現是一個夢。可是母親不在房間裏,月亮透過烏雲堆,孱弱地從窗外照耀下來,這小房間變得陰慘慘,更加冷颼颼。我躺在母親的床上,害怕極了,關嚴蚊帳,不敢拉亮燈,也不敢叫。旁邊的單人床,罩著蚊帳,卻始終沒動靜。沒一會兒,母親提著兩瓶開水進來,她走過來,掀開蚊帳看看我,用手把我臉上的淚痕擦掉。我馬上放心地閉上眼睛繼續睡。

    那是母親嗎?母親一向對我蠻橫、出奇冷淡,似乎她臉上總掛著一串冰柱子,與我隔閡,是前世後生都不可改變的,像一個後媽,不像別人的母親那麽寵愛孩子,嗬護有加,表示親熱。

    麵對母親的關愛溫柔,我反倒不習慣了,認為自己在夢裏。

    果然母親第二天早上對我冷冰冰,她把已幹的衣服放在我麵前,埋怨地說,“要不是昨夜媽把衣服拿到鍋爐房烘幹,哪有你穿的,真是淨給媽添麻煩!”她顯得急躁,一副隨時要發脾氣的樣子。

    我在心裏對自己說,就算那是一個夢,不管母親之後對我如何不像母親,我也該滿足。

    2

    我坐在六號院子的空壩裏,給母親守靈。

    院門外,沒有路人,天光暗黑發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雲層變得又低又厚,鋪壓下來。我說,“但願不下雨,一下雨不曉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貓一聽,趕快說,“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個鬼祟的身影在大門外閃了一下,就不見了。

    我整個神經束都豎起來,陡然站起,跑到大門前,看清楚:那是老鄰居王眼鏡。她比記憶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著石階,步伐不太靈便,算起來她也該有七十歲了。

    她來幹什麽?

    王眼鏡住在同街的八號院子,災荒年在一個廠子修建隊管秤,將母親抬的河沙故意倒掉,還壓扁籮筐,欺負母親,沒收母親的臨時工證。王眼鏡後來調到地段居委會當主任,不時把母親當成一個道德敗壞的分子處理,給母親小鞋子穿,拿捏母親,因此年年得先進。我們一家子見著她都怕怕的,盡可能繞道或躲遠,生怕她找碴兒。若她找到碴兒,母親就得到居委會和派出所背書、寫檢查,遭到好些人訓斥。母親最怕派出所那個年輕戶籍,他懲罰母親與眾不同,他在母親的檔案裏添文章,說是要和母親做臨時工的單位領導一起來做母親的思想工作,母親為此掉了好幾次工作。王眼鏡常常出現在我小時的噩夢裏,甚至我長大成人,照舊做她懲罰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濕透牙齒打戰的夢。哪怕我出國,回家探望母親,經過八號院子,王眼鏡瞧見我,也一樣開罵:“爛私娃子!你這破鞋養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罵一聲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國外一家電視台拍我回家探親的電視片,整條小街都得掃入鏡頭。王眼鏡坐在八號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飯,她鬆掉鐵鏈,唆使她的大黃狗來咬我們,阻止拍片。導演看不慣,出來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飯扣在頭上,義正詞嚴道:“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你再來幾個洋威風,我王母娘娘照樣不信玄!”

    電視片裏留下了王眼鏡的一個形象:她灰白頭發,戴一個棕色鏡框的近視眼鏡,手舉著筷子,嘴角掛著笑說:“拍吧,龜兒子,我就還不信這包藥,爛貨生的小爛貨,出息了,在我這革命群眾眼裏還是一樣!”

    不錯,就是一樣。

    當天我在電視拍攝時說,任何時候拿起筆來寫作,我都是長江南岸那個貧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會理解這話呢?誰能真正聽懂呢?

    母親能明白。她幾乎年年都去廟裏,點上七星燈,虔誠地對著蒲團跪下來,口裏念叨:“菩薩保佑六妹,給她百合曼陀羅,給她利劍長江水,給她巫山雲和霧,給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頭路百條,事事通順。”

    院門口兩側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牆疊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識。母親生前沒什麽朋友,死了,一下子鑽出這麽多朋友,令我吃驚。我打量著花圈上的落款,我們六個兒女都給母親送了花圈;大部分親友們也送了,一人一個花圈或兩人一個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親船廠做臨時工的工友;鄰居們都送了,一個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筆寫了一長串名字,奇怪王眼鏡也在內。

    於是我問一旁的鄰居馬媽媽,她瞧著我滿臉疑惑,說,“一條街一人兩元錢,啥人想麻過不給,沒門,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這樣送花圈的?恐怕也隻能發生在野貓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每隔幾年,政策一變,每個人關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現了開火鍋店起家的萬元戶,有了錢,趕快離開這貧民窟,搬到對岸市中區;也有靠賣自己的血為生的老血號,收緊褲帶過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從此再也不肯和這兒有一點兒聯係;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來時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給父母買一台黑白電視,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個比方,馬媽媽,以前住同院,有一隻眼睛生來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廠搬運工,後來兒子掙了點錢,買了中學街街尾的一幢兩層樓的小房子。那兒是一個十字路口,什麽人經過,都得過她的門,她就此開了一家雜貨鋪,安了收費電話,生意興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說鄧小平好,讓人盯著錢轉悠,不搞階級鬥爭,人少和人鬥,耳根清淨,眼根更清淨。王眼鏡這個一向拿捏著居民言行的先進街道主任,威風陡減。

    那時六號院子還聳立在腳下這塊地上,鄰居石媽的丈夫得腦溢血死了,王眼鏡搬來與她同住。石媽的房子就一間,在大廚房裏左邊端頭,窗子朝西,長江中的烏龜石和彈子石渡輪依稀可見。王眼鏡的丈夫和三個兒子先後得羊癲瘋,一個接一個握著拳頭、扭過頭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嚨堵住,憋氣而死。小兒子幸運,長到十五歲也沒有遺傳父親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沒有回家過。王眼鏡與石媽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來賭長條牌,咒罵男人。兩人手氣好,賺小錢可維持平日開支。輸了,她們會喝幾兩五加皮酒,靠江的那個小房間裏會傳出一段川劇。

    王眼鏡學妙齡尼姑:“他把眼兒瞧著咱,咱把眼兒覷著他。他與咱,咱與他,兩下裏多牽掛。”

    石媽聲音提高:“冤家!怎能夠成就了姻緣?就死在閻王殿前,由他把那碓來舂,鋸來拉,把磨來挨,放在油鍋裏去炸。”

    兩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沒有多久,兩人翻臉,石媽讓王眼鏡滾。王眼鏡抱著自己的鋪蓋卷昂著頭走了。屋裏傳出石媽的哭聲:“我的命是落湯雞,是半根稻草。”她哭訴到傷心處,說兒子要帶著兒媳回來住,她應該高興,可就是高興不起來,這麽**小的一間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當頭曬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頭。

    母親聽著,眼淚唰唰往下淌,手裏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個掉在地上摔個碎,又一個掉在地上摔個碎。

    “媽媽,給你。”我遞上一根手絹。

    母親接了過來,“看媽媽沒出息,哭啥子呢?媽媽不哭。”可她眼淚掉得更厲害了。

    母親不喜歡那個臭婆娘,卻要為她哭,為什麽?十八歲的我成天跟母親賭氣,一心想考上大學,離家遠遠,哪會願意去弄懂母親的心。

    3

    我一個人上到五層樓。

    推開家門,我大口喘氣。客廳裏亂亂地堆了客人們的衣物,也沒人。我推開右邊第一個房間,走了進去。

    這是母親的臥室:右邊是三門雙開衣櫃,左邊是老式五屜櫃,櫃上有一台十八寸電視,搭著藍布罩子。平櫃邊上是父親做的兩根凳子,上麵放了三口舊木箱,遮著紅麻布。雙人床正對著門,檔頭黑桃心形,在白牆襯托下發亮。床邊有把舊藤椅,堆滿了被子床單。以前母親總坐在這兒等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門口,回回看見我進來,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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