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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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從不主動與人提起生日,甚至對親人,甚至對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記,後來就真的忘記了。十八歲之前,是沒人記得我的生日,十八歲之後,是我不願與人提起。不錯,是十八歲那年。
學校大門外是坑坑窪窪的路麵,向一邊傾斜。跨過馬路,我感到背脊一陣發涼——一定又被人盯著了。
不敢掉轉臉,隻是眼睛往兩邊掃:沒有任何異常。我不敢停住腳步,到了賣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轉頭,正好一輛解放牌卡車疾駛而過,濺起路沿的泥水。兩個買冰糕的少年跺腳,指著車亂罵,泥水濺在了他們的短褲和光腿上。老太太將冰糕箱往牆頭拉,嘴裏念叨:“開啥子鬼車,四公裏火葬場都不要你這瘟喪!”
一陣混亂之後,小街還是那條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雜亂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說話太多,弄得自己神經兮兮?從童年某個歲數起,我時不時覺得背脊發涼:我感到有一雙眼睛盯著我,好幾次都差一點看見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過。
那個男人,頭發亂蓬蓬的,從沒一點花哨色彩閃入我的眼睛。他從不靠近我,想來是有意不讓我看清。隻是在放學或上學時間才可能出現,而且總在學校附近,也從不跟著我走,好像算準了我走什麽路,總等在一個隱蔽地方。
這一帶的女孩,聽到最多的是嚇人的強奸案,我卻一點沒害怕那人要強奸我。
我從未告訴母親和父親,不知如何說才好,說不清楚。很可能,他們會認為是我做了什麽不規之事,臭罵我一頓。好多年我獨自承擔這個秘密,漸漸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懼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著背脊——大約隔半月或十天,我總有背脊發涼的感覺。事情本身沒什麽可怕可恨,可能與生俱來,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人一輩子,恐怕總會有某個目光和你過不去,對此,我可以裝作不在乎。說實在的,平時願意看我一眼的人本來就太少。
每次我想抓機會捕捉這個目光,它都能躲開我。而我不過是為了某種確定,就像過分小心地逮一隻翠綠的蜻蜓。或許虛飄飄的東西本不應該拽緊,一旦看清,反有大禍。
我不敢多想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閃忽迷離,許多事糾纏在一塊,串成一個個結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邊,石牆上的苔蘚如鬼怪的毛發一般,披掛下來。
2
我的家在長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並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溝坎。如果長江發千古未有的大水,整個城市統統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還會像個最後才沉沒的小島,頑強地浮出水麵。這想法,從小讓我多少感到有點安慰。
坐渡船從對岸朝天門碼頭,可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個渡口:野貓溪和彈子石。不管過江到哪個渡口,都得在沙灘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鍾左右,才能到達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門口的岩石上,可遙望到江對岸:長江和嘉陵江兩條河匯合處,是這座山城的門扉朝天門碼頭。兩江環抱的半島是重慶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樓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積木。沿江岸的一處處躉船,停靠著各式輪船,淌下一路鏽痕的纜車,在坡上慢慢爬。拂曉烏雲貼緊江麵,翻出閃閃的紅鱗,傍晚太陽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裏,從暗霧中拋出幾條光束。這時,江麵江上,山上山下,燈火跳閃起來,催著夜色降臨。尤其細雨如簾時,聽江上輪船喪婦般長長的嘶叫,這座日夜被兩條奔湧的江水包圍的城市,景色變幻無常,卻總那麽淒涼莫測。
南岸的山坡上,滿滿地擁擠著簡易木穿鬥結構的小板房、草蓋席油毛氈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爛發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進去就暗乎乎見不著來路,這裏擠著上百萬依然在幹苦力的人。整個漫長的南岸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排水和排汙設施:汙水依著街邊小水溝,順山坡往下流。垃圾隨處亂倒,堆積在路邊,等著大雨衝進長江,或是在炎熱中腐爛成泥。
一層層的汙物堆積,新鮮和陳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樣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鍾,能聞到上百種不同氣味,這是個氣味蒸騰的世界。我從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積場,聞到過那麽多味道。在各色異味中生活,腳踢著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為什麽要長個鼻子受罪。
老是在說,抗戰時日本人投下的炸彈,有好多沒有爆炸,落在山坳溝渠,埋在地底;國民黨1949年底才最後放棄這個城市,埋下炸藥有幾千噸,潛伏特務十幾萬——也就是說,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務,經過50年代初**的大鎮壓、大槍決,依然可能有無數特務漏網。解放後入了**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裏,他們——男特務女特務們——都要出來搞破壞,殺人、放火、奸淫,做各種壞事。他們不會在對岸中心區的水泥大廈間、柏油馬路上活動,喜歡偷偷潛行在這個永遠有股臭味的南岸:這個本來不符合社會主義形象的地方,自然該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出沒。
隻消走出門來,倚著潮濕濕的牆,側著耳朵聽:打更棒棒一聲聲敲著黑夜,沒準兒一個蜘蛛網罩住的房門,會神秘地露出一隻舊時代的紅平絨繡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轉角的男人,黑氈帽壓低,腿上藏著尖刀。陰雨天暗時,走在髒水漫流窄坡上的每個人,都是一副特務嘴臉。隨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兩尺,沒準兒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藥炸彈,或是一本寫了各種奇怪符號的密電碼本,或是用毛筆記錄了各種怪事的變天賬。
一江之隔,半島上的城中心,便有許許多多的區別,那是另外一個世界,到處是紅旗,政治歌曲響亮歡快,人們天天在進步,青少年們在讀革命書,時刻準備長大做革命的幹部。而江南岸,是這大城市堆各種雜爛物的後院、沒法理清的貧民區,江霧的簾子遮蓋著不便見人的暗角,是這個城市腐爛的盲腸。
從過江渡船下來,顫顫悠悠過跳板,在礫石和垃圾的沙灘上走上十多分鍾,抬起頭來,一層層一疊疊破爛的吊腳樓、木房、泥磚土房。你隻會見到一個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陣,唯有我能從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磚的房子,麵前一塊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麵。這一帶的人都管這一角叫八號院子嘴嘴,它位於野貓溪副巷。野貓溪副巷整條街隻是一條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階低低高高不勻,苦楝樹,黃葛樹,還有好些有時臭有時香的植物,歪立著好些早就應當倒成一堆堆木塊的破房子。八號院子嘴嘴,院牆和大門黝黑,一側牆青紅磚相間,任意地潑了點色彩。那是得福於一場雷雨,雷電劈掉了半壁牆,重砌時,碎磚不夠,找來一些紅磚填補。
這還不是我的家。從窄小的街上看,隻會看到一個與整個地區毫無二致的灰暗屋頂。和八號院子平齊的是七號院子,我家院子是六號,順山坡地勢,略略高出前兩個還算像樣的院子,牆板和瓦楞長有青苔和黴斑。中間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兩個廚房,四個閣樓。大廚房裏有一個小回廊,連接後院,還有陰暗的樓梯,通向底層的三個房間和兩個後門。
這麽一說,像個土財主的宅子。的確,原先不知道是個什麽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來了,房主人很聰明地落個下落不明,家具和幾台土織布機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裏的水手家屬們,立即半分配半自動占領了這院子。所以當我說的什麽堂屋、回廊、後院、偏房、閣樓,等等,隻是方便的稱呼。
這個原先的獨家院子住了十三戶人家,不管什麽房間都住著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鄉下親戚熟人時來時往,我從小就沒弄清過這個院子裏住了多少人,數到一百時必掉數。
3
我家一間正房,隻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釘著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實我們這種人家,強盜和小偷不會來光顧。窗隻在冬天夜裏下雨時才關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牆房擋得嚴嚴實實,開了窗,房裏依然很暗,白天也得開燈。從窗口使勁探出頭往那牆頂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黃葛樹的幾枝丫丫。從中學街操場壩流下的小溪,在樹前的峭壁上衝下陡坡,從那兒流入江裏。夜深人靜,溪水嘩嘩響,一點也不像野貓,倒像一群人在吵架,準備豁出命來似的。
我家幸好還有一間閣樓,不到十平方米,最低處隻有半人高,夜裏起來不小心,頭會碰在屋頂上,把青瓦撞得直響。有個朝南的天窗,看得見灰暗的天。
這兩個房間擠下我的父母、三個姐姐、兩個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閣樓裏兩張我父親手做的木板床,睡六個孩子。樓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裏,一個藤繃架子床,餘下地方夠放一個五屜櫃,一把舊藤椅,一張吃飯桌子。
家裏孩子大了,夜裏隻能拆掉父母房裏的桌子,放一個涼板床,兩個哥哥睡。白天拆掉涼板床,騰出空來放桌子吃飯,洗澡的時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說起來手續繁雜,成了習慣也簡單。
1980年,我家住在這個院子已有二十九個年頭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剛搬進這間小房時,父母隻帶著兩個女孩。**在50年代鼓勵生育,人多熱氣高,好辦事,而且不怕打核戰爭,炸死一大半人,中國正可稱雄全世界。大陸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邁入了十億。
從我生下,我們一家成了八口,我從未覺得家裏擠一點有什麽了不起。以前,下鄉插隊的姐姐哥哥隻是偶然回來,現在“文革”結束了,知青返城,開始長住家中。到1980年這兩間板房快擠破開了,像個豬圈,簡直沒站腳的地方。這年夏天的擁擠,弄得每個人脾氣都一擦就著火。
幾天前母親對我說,大姐來信了,就這兩天回來。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鄉插隊知青,因為最早,也就最不能夠回到城市。她離過三次婚,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歲。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這裏一扔,自己又回去鬧離婚結婚。“天棒!”母親一提起大姐就罵,“我啷個會養出這麽條毒蟲?”大姐一回來,待不了幾天,就會跟母親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罵,罵的話,聽得我一頭霧水。直到把母親鬧哭,大姐才得勝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為什麽,大姐不在,母親就會念叨。一聽見大姐要回來,母親就坐立不安,時時刻刻盼望。我總有個感覺,這個家裏,母親和大姐分享著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覺得無關的拐拐彎彎的肚裏事。
這年夏天,好多事情讓我開始猜測,恐怕那些事與我有點關係。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讓我套出一點口風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親一樣,在盼大姐回來。
我是母親的一個特殊孩子。她懷過八個孩子,死了兩個,活著的這四個女兒兩個兒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覺到我在母親心中很特殊,不是因為我最小。她的態度我沒法說清,從不寵愛,絕不縱容,管束極緊,關照卻特別周到,好像我是別人家的孩子來串門,出了差錯不好交代。
父親對我也跟對哥姐們不一樣,但方式與母親完全不同。他平時沉默寡言,對我就更難得說話。沉默是威脅:他一動怒就會掄起木棍或竹塊,無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對哥姐們,母親一味遷就縱容,父親一味發威。對我,父親卻不動怒,也不指責。
父親看著我時憂心忡忡,母親則是凶狠狠地盯著我。
我感覺自己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失望,一個本不該來到這世上的無法處理的事件。
4
父親在堂屋裹葉子煙,坐在一張矮木凳上,葉子煙攤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紅漆掉得隻剩幾個斑點,凳麵有個小方塊,嵌鑲著四塊瓷磚,中心是朵紅花。這樣一個講究的凳子不知從哪兒來的。他熟練地裹煙。堂屋裏光線暗淡,但他不需看見。他眉毛不黑,但很長,臉上骨骼突出,眼神發亮,視力卻差到極點,一到黃昏就什麽也看不見了。他很少笑,我從未見過他笑出聲,也從未見他掉過淚。成年後我才覺得父親如此性格,一定累積了無數人生經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裏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學回家,見房門緊閂,裏麵傳來洗澡的水聲。
“是你媽回來了,”父親說,極濃的浙江口音,“餓了沒有?”他掉過頭來問。
我說,“沒有。”
我把書包掛在牆釘上。
父親說,“餓了的話,先吃點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們回來。”我說。聽著房門裏的洗澡聲,我突然不安起來。
母親一直在外麵做臨時工,靠著一根扁擔兩根繩子,幹體力活掙錢養活這個家。四人抬的氧氣瓶,過跳板時隻能兩人扛過去。她搶著做這事,有一次一腳踩滑掉進江裏,還緊抱氧氣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話就說:“我還能抬。”
她不是想做勞動模範,而是怕失去工作,臨時工隨時都可能被開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剛建好的藥廠砌鍋爐運耐火磚,母親趕去了。那時還沒我,正是大饑荒開始時,母親餓得瘦骨嶙峋。耐火磚又厚又重,擔子兩頭各四塊,從江邊挑到山上,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鍾。一天幹下來,工錢不到兩元。另外兩個女工,每人一頭隻放了兩塊磚,又累又餓,再也邁不開步,就悄悄把磚扔進路邊的水塘裏。被人看見告發了,當即被開除。
不久母親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員,失去了打臨時工的證明,隻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員介紹工作。
那裏的居民委員是個好心人,對母親說:有個運輸班班,都是些管製分子,你怕不怕?母親趕緊說不怕。所以和母親在一起工作的盡是些“群眾監管”有曆史或現行政治問題的人,沒人肯去幹的活,才輪到這批人去幹。
母親隨整個運輸班班轉到離家很遠的白沙沱造船廠,下體力活,汗流浹背,和男人一樣吼著號子,邁著一樣的步子,抬築地基的條石,修船的大鋼板。她又一次落到江裏,差點連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髒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後,心髒病,貧血轉高血壓,風濕關節炎,腰傷,一身都是病。在我上初中時,才換了工種,在造船廠裏燒老虎灶。算是輕活,燒全天。半夜裏把煤火封好,淩晨四點把火啟開,捅煤灰,添新煤旺爐火,讓五點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滾燙的開水。
她住在廠裏女工集體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飯倒頭就睡。哪怕我討好她,給她端去洗臉水,她也沒好聲好氣。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皰,像駱駝背,兩頭高,中間低,正好穩當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墊。擦到正麵,**如兩個幹癟的布袋垂掛在胸前,無用該扔掉的皮疊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擰幹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著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檔頭,雙腿不雅觀地張開。房間裏響著她的鼾聲,跟豬一樣,還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厭惡地把臉掉轉到一邊去。
母親在外工作,病休的父親承擔了全部的家務,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見,依然能摸著洗衣做飯。我生下後全是父親把我帶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隊,全家肉票加起來,割半斤肉。做成香噴噴的一碗,眼睜睜盼到天黑母親回家。母親還不領情,揮揮筷子,繞過肉不吃。父親有次火了,拍桌子,擱了碗筷。他們兩人你來我去,然後把我們轟出門,關門吵架,爭得越來越激烈,聲音卻明顯放低,很怕我們聽明白似的。我認為母親是到父親身上撒氣,心裏更對她窩一肚子火。
母親很少帶我們出門,不管是上街還是走親戚。母親歲數越大,脾氣越變越怪,不時有難以入耳的話從她嘴裏鑽出來。粗話,下流話,市井下層各路各套的,點明祖宗生殖器官的罵法,我從小聽慣了。但這是我的母親,她一說粗話髒字,我就渾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親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東西的聲音極重,經常把泡菜壇子的水灑在地上;她關門砰的一聲,把閣樓都要騰翻的架勢;她說話聲音高到像罵人,這些我都受不了。
我當麵背後都不願多叫她一聲媽媽,我和她都很難朝對方露出一個笑容。
我總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當母親生我養我時,更明白說,十九年前時,是一個什麽樣的母親,懷上了我?
打我有記憶起,就從未見到我的母親美麗過,甚至好看過。
或許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記憶裏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著她一步一步變成現在這麽個一身病痛的女人,壞牙,補牙,牙齒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腫,眼睛混濁無神,眯成一條縫,她透過這縫看人,總認錯人。她頭發稀疏,枯草般理不順,一個勁兒掉,幾天不見便多了一縷白發,經常扣頂爛草帽才能遮住。她的身體好像被重物壓得漸漸變矮,因為背駝,更顯得短而臃腫,上重下輕。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鉛墊在鞋底。因為下力太重,母親的腿逐漸變粗,腳趾張開,腳掌踩著尖石碴也不會流血,長年泡在泥水中,濕氣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剛醒來,我聽見母親趿著的木板拖鞋,在石階上發出好聽的聲音。她從天井走到院外石階上,打著一把油紙傘,天上正飄著細雨。我突然想她也有過,必然有過絲綢一樣的皮膚,一張年輕柔潤的臉。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親為什麽不願照鏡子。她曾向三個姐姐抱怨,說家裏一麵像樣的鏡子都沒有。誰也沒搭這個茬兒,看來,她們比我還知道母親實際上討厭鏡子。
在母親與我之間,歲月砌了一堵牆。看著這堵牆長起草叢灌木,越長越高,我和母親都不知怎麽辦才好。其實這堵牆脆而薄,一動心就可以推開,但我就是沒有想到去推。隻有一兩次我看到過母親溫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個多餘物。這時,母親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這目光隻是一閃而逝。
隻有到我十八歲這年,我才逐漸看清了過往歲月的麵貌。
5
房門打開了,洗完澡的母親對我說:“六六,你把倒水桶給我提來。”她穿了件自己縫的和尚領無袖衫,褲子短到膝蓋,腳上還是一雙舊木板拖鞋。
母親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往木桶裏倒洗得混濁的水。母親說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應該到家了。
我故意說:“你等不到她,她準是騙你的。”
“不會的,”母親肯定地說,“她信上說要回來就得回來。”
提起大姐,母親的臉變得柔和多了,我瞥了她一眼,一不小心,水淌在三合土地上。她罵道:“好生點嘛!叫你做事,你就三神不掛二神。”
我提著滿滿一桶水,邁過門檻。“別倒掉,隔一陣,你得拖樓上的地板。”母親在房裏大聲武氣地說。
水金貴,一是水費高,二是常停自來水。幾百戶人家,共用一個在中學街後的自來水管。排隊不說,那水總黃澄澄的,如果下江邊去擔江水,汗流浹背地挑上來,還得用明礬或漂白粉澄清消毒,做飯菜有一股鐵鏽味。除非斷了自來水,平日江水隻拿來洗衣拖地板。
每家地小,僅容得下一個不大的水缸,還隻能放在公用廚房裏,一整家人用,再多的水也不夠。男人都下河洗澡,懶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身上隻剩褲衩。反正這裏的男人,夏季整個白天也隻穿褲衩,打光背。
講點臉麵的男人夜裏洗,大部分男人不講臉麵,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誤,一盆水從頭澆到腳,白褲衩被水一淋,黑的白的暴露無遺。我是個小女孩時,就太明白不過男人有那麽個東西,既醜惡又無恥地吊在外麵,我到廚房去取東西或往天井水洞倒髒水,就看見天井站著一排男人,老的,少的,白肉生生,一個緊挨一個,擠在唯一必經的過道邊上,他們甚至當眾在天井的水洞裏解小便。
綿長的夏天,經常一個月不下一滴雨。長江開始漲水,上遊的水仿佛來得慢,一旦到了旺水季,一夜間便會淹沒上百米寬的泥灘。這城市之熱,沒住過的人,不可能明白:從心燒,貼著皮膚的毛孔,火苗般一絲絲地烤。沒有風,有風也是火上加熱,像在蒸籠裏,緊壓著讓你喘不出氣。
家裏女人洗澡,男人得出去,到街上混,待到家裏女人們一個個洗完了,才怏怏回家。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摻一丁點熱水,然後閂好房門,快快脫了衣服,洗得緊張,動作飛速:身上擦一遍水,打一點肥皂,用水衝一下,就算洗過了。
我們家有五個女人,時間來不及,就不能一個一個洗,有時幾姐妹得一起鑽進房裏。我受不了**的身子被人看見,哪怕姐姐或母親也不行。我經常等到最後,端一盆冷水鑽進房內,閂上門,擦洗身體。家裏人認為我有怪癖,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間房間被一個人獨占,誰也不會高興。
這是夏天。天稍稍涼快一點,洗澡就更不方便——沒那麽多熱水,又上不起付幾角錢的公共浴室。不方便就少洗不洗。幹活的人一走近,就可聞到一股汗臭,街上每個角落鑽出的許多氣味,又增加了一種。
冬天的冷,跟夏天的熱,同樣是難忍,這裏從來沒暖氣,也沒取暖的燃料。人們隻能用玻璃瓶裝熱水,暖暖手,一家人圍在煮飯的爐子邊,有時幹脆蜷縮在被窩裏。夜裏睡覺,把能穿上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躲進被窩,手腳冰冷,到半夜也暖和不過來。我的手難得有個冬天不生凍瘡,手指不像胡蘿卜。
我把拖把放入水桶,右手提著水桶,用手臂扶著拖把的杆,身子傾斜著小心翼翼,走到堂屋左側的樓梯前,右手換到左手,右手抓住咯吱響的樓梯扶手,準備上閣樓去。
“你別忙著去拖地嘛,炊壺裏還有熱水。”母親不高興的聲音,衝著我的耳朵,“你先洗澡,等會兒洗不成。”
母親一會兒要我這樣,一會兒要我那樣。我擱下水桶,沉著臉,站在樓梯前不動。
她在掃灑在地上的洗澡水,把掃帚拿在堂屋幹的地方舞了幾下,掃帚上殘留的水被幹的地吸去不少。
父親抬起頭,示意我按母親的意思辦,先洗澡。
我隻得聽父親的,取了臉盆去廚房倒來壺裏的熱水,關上房門,脫光衣服準備洗澡。看著自己汗漬漬**的身體,聞到自己腋下的汗味,我覺得惡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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