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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離家多年，當我決定走得更遠的時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號院子門口時，我才有點忐忑不安，不知家裏人會怎樣對我。父親坐在堂屋家門口一小爐子邊，他把幾層外套重疊著穿，縮著腰，怕冷似的雙手插在袖子裏，正對著院大門。眼睛已完全看不見了，但能感覺是我，能聽出是我的聲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親從屋裏走出，手裏的一節藕掉在地上，她變得很老，背更駝了。她說：“你回來做啥子，你還記得這個家呀？”話很不中聽，但她看著我的神情告訴我，對我的回家她又驚又喜。

    我把隨身帶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著。這兒的一切，包括父母，與我想象的一樣，隻不過更為朽敗，毫無新奇之處，也沒有親切的感覺。而我回來也不過是瞅上一眼，對自己曾經那麽多年在這地方生活做個交代，有幾分是為了看父母呢？

    最多後天，說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過晚飯，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裏，不管怎麽彎著頭，也看不到一點窗外掉盡葉子光禿禿的黃葛樹。我脫了衣服上床，母親在給五屜櫃上的一尊佛規規矩矩作揖，嘴裏輕輕念叨著什麽。那是個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麵前放著一個小香爐。母親信佛比以往更為虔誠，已把佛請到家裏來。

    母親上床後，與我的身子挨得極近，我很不習慣往裏麵挪了挪，她扯過她的棉被給自己蓋上。架子床靠牆一邊橫擱了一個窄窄的木板，上麵放了夏天衣服和一個個用布包起來的小包袱。弄得一張床不倫不類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頭，就會撞上。我忍不住說：“床下有箱子，還有五屜櫃，都裝不下了？”

    “這你就不曉得了，把東西包起來，隨時就可以走。”母親說。

    還不等我問她走哪兒，她就說，她準備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牽走我父親，再拎包。

    呼吸著母親的氣息，我想，她不過才六十二歲的人，腦子卻真是老了。

    我眼皮開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藥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藥，腦子馬上昏昏沉沉。

    母親關了燈，她說這個月退休工資沒領成，幾家造船廠都發不起工人工資，退休工人連領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幾次都白跑，有幾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門口靜坐。她怕冷，怕心髒犯病，沒有去。公司若再不發退休工資，他們說要到朝天門港口去靜坐。“那麽冷，都是上了年齡的人，活不了幾天，朝死裏奔。”黑暗中，母親自言自語，“我現在就是去一趟石橋廣場買菜，人就累得不行。”

    這幾句我聽清楚了，我對母親說：“我要睡著了，明天我給你錢就是了。”

    母親想說什麽，果真停了嘴。她那麽說，不過是提醒我應當養家的一種方式罷了。

    母親也不問我的情況，在外邊幹些什麽，她依然不把我當一回事。不過她問，我能說什麽呢？假如我告訴她，她的第六個女兒靠寫詩寫謀生，她一定不會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經二十六歲，往二十七歲靠了，她也沒有問一問我有沒有談對象，什麽時候結婚。也可能她明白，我這種女兒的生活方式，還是不問為好，省得焦心。

    2

    第二天我醒來，就聞見燒香敬佛的大眾牌衛生香，氣味刺鼻。香爐上彎彎曲曲冒著三根白煙。父親早起來了，摸下樓。麵朝我站著，他喘得很厲害，在喝一種顏色很濃的藥水。他看不見我，隻是感覺到我站在門檻邊。

    母親提著菜籃回來，她把白蘿卜，還有幾兩豬肉一束蔥，放在門外靠牆放的竹桌上。我過去幫母親理蔥上的須和黃葉，掏出錢給她。母親把錢仔細地數了數，還了兩張給我。我沒推辭，就收下了。我對母親說，我以後還會寄錢給她。

    “一籠雞不叫，總有隻雞要叫，”母親說，“我知道你會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斷母親。

    母親臉上的笑容頓時沒了，嘴裏卻說：“你昨天晚上講，我今天就多買點菜呀，你啷個不早點說嘛？”

    父親把爐子邊上的扇子拿著，在對著爐子扇。母親走過去，一把奪了下來，“火燃得又不是不好，扇啥子，瞎起個眼睛，盡添事！”

    她是有氣想對我發，但又不能朝我發，就對父親發。人還是得長大，我想，起碼長大了，母親不能隨便朝你發火。

    整個下午和傍晚，家裏空氣都異常沉悶。晚飯時，五哥回來了一趟，他變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見了我僅說了句“你回來了”。連他都變得如此陌生，那麽不用說其他姐姐哥哥了，我決定明天走是對的。我隻想等到黑夜來臨，盼望這一天盡快結束。

    母親洗了腳，遲遲不上床，牆上掛鍾都快夜裏十二點，整個院子的人都睡了，她還在翻箱倒櫃，找什麽東西似的。她一定是記憶出差錯了，總找不著。

    看著她著急的樣子，我躺在被窩裏說：“你要找的東西說不定就在我頭上的包裏。”她拍了一下自己的頭，就爬上床，把邊上一個布包取下。

    我懶得看她，幹脆閉上眼睛，準備入睡。

    母親叫我，我張開眼睛，見她手裏拿著一隻口琴，攤開的布包上是墨藍色兒童絨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經見過的，她把口琴遞給我。“你再也見不到他了。”她說這話時好像帶著一種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個擊中要害的報複。

    “為什麽？”我問，我知道母親在說誰。

    “他得肺癌死了。臨死前他希望見到你和我，讓他的老母親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卻沒有過江來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親拿準我說，“即使你在，你也不會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複母親的話。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氣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歲的我在哪裏？在哪個城市瀟灑地打發時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閑聊，哈哈大笑，正把身體倒向一個自認為愛我的男人的懷裏？我想不起來，感覺腦殼上開始有東西在敲，我從被子裏坐了起來，語氣平淡地說：“人要死了，我還是得去的嘛。”

    母親俯下身的臉，我看不清楚，覺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臉，那麽說，她在流淚？

    二姐寫信從來沒提這事，我相信她今後也永遠不會給我講這件事：生父的母親，我的婆婆，為了兒子臨死前想見我一眼，來找二姐。二姐卻直截了當地說：“你不要來找我們家，不要來找我們家六六，我們家六六不會認你們的。”

    二姐會一直守住這個秘密，如同她守著另一個秘密一樣：曾代母親收我生父按月寄給我的十八元生活費。

    母親後來知道了，也沒有一句話責怪二姐。在這件事上，母親心裏一直很虛，她對我們家其他的孩子總是采取一種卑微的姿態，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給自己。

    母親說她有感覺，連續好些天夜裏做夢，都夢見我生父像個小兒哭啼，責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夢裏不是這副樣子，母親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沒有醫院肯收他，集體所有製的塑料廠付不出醫療費，家裏人抬著他，一家家醫院走，隻有幾張病床的一個鄉鎮小診所算是開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時間，也不幹了，連火葬場都不願去，她心裏明白自己在他心裏的位置。

    “死的時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親再來找我們倆。”母親停了停，說我生父平常連個雞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於缺營養，身體差，在廠裏長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親的手哭著說，他才四十九歲，我這種活夠了的白發人不死，他啷個死了，老天爺長的啥子眼睛嘛？

    3

    或許從那以後，母親就開始把佛請到家中，父親和母親也分開睡，母親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細心周到，照顧著比她大十歲的父親，天一亮就上閣樓去，倒掉父親的尿罐，提著燒開的水，為父親泡上一杯茶，因為父親的支氣管炎，她硬是把父親的葉子煙扔掉，讓父親戒了煙。父親生病臥床不起時，母親就把做好的飯菜送上樓，喂父親，睡在父親身邊，怕父親一口氣喘不過來。她寧願自己走在父親後麵，哪怕到時她一人無人照顧，若她走在父親前頭，沒她，父親怎麽辦？

    她不愛父親，卻為父親做從未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獨，她的心事，隻能向佛訴說，她沒有一個聽眾，連她這刻對我說的，也是聲音輕得不能再輕。知道眼瞎耳聰的父親未睡著，聽力出奇的好，隔著一層薄薄的樓板也沒用，她不願意傷害父親，她認為自己傷害父親已經夠多的了。

    口琴的冰涼，刺激著我好不容易在棉被裏暖和過來的身體。我這個冷心人，不，一個冷血動物，伸過手去拿那頂墨藍色的小帽，摸著麵上的絲綢，裏麵的絨，帽子上被老鼠或蟲咬壞的小洞。我閉上眼睛，想象當年生父怎樣從他的褲袋裏掏出這頂帽子，然後把它戴在我的小腦袋上的一串動作；站在嚴冬寒流中，他對母親說風大，不要讓我著涼了；我十八歲時，我們一輩子唯一的一次會麵，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討好，想討我喜歡的種種情形。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點枇杷山公園，對我說過的話，當時我根本不在意，這時我卻一字一音記起來了。

    他說，尤其是你未來的丈夫，絕對不能讓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萬不要透露給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會看不起你。以後一生會吃大苦，會受到許多委屈。

    他說，在他跟著我時，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過來幫我，心裏直恨自己。

    他說，你得原諒我沒有盡到一個做父親的責任，你得原諒你媽和我，你得對你媽好點，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個焰火齊放的夜晚，想起來真是燦爛。我當時感覺到那是一個節慶，不明白這座山城有什麽可喜，想必是國慶節。為了確認，我在圖書館翻到1980年舊曆八月二十三，母親和生父記在心頭的我的生日。原來那天正是十月一日，這個國家在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級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設宴請外賓，柬埔寨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以及越南**親華派流亡領袖黃文歡，儼然還是番王來朝的宮廷氣派。

    我把裝訂好的一冊冊報紙逆時翻，手指一觸，泛黃的紙，一不小心就脆開一條縫。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厲害，紙的裂縫也就越大：那是個星期五，為舊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那天發生最大的事，是聲討美帝國主義侵略罪行，我空軍擊落u-2美蔣間諜飛機，**接見空軍英雄。讚歌頌曲一片，雲南煙區精選煙種，江西旱煙收成也好極了，我的家鄉四川提供耕牛兩萬五千多頭給缺牛區，廣西中稻豐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饑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麗。這樣的報紙太有價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國，想了解曆史，應當經常翻閱。

    天已開始有點發亮，卷煙廠又雷鳴般放蒸汽。我毫無睡意，索性起來。母親從布包底抽出疊得整齊的藍花布衫，說：“你試試。”我生父九年前為我扯的那段布，母親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襖的對襟衫，一針一線縫得紮實均勻。

    我站立床前，把衣服穿在身上，一顆顆布紐扣扣好，母親呆呆地看著我。如果她這時，對我說一句：“六六你留下，多住幾天。”我會改變主意的。她沒提出，我就堅持原來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讓母親躺到床上，她很聽話，就躺了上去。我穿著衣服在她身邊躺了下來，把房間裏的燈熄掉。

    母親的眼睛閉著，呼吸變得均勻，但我知道她沒睡著。

    雞叫第一遍，江上輪船的鳴叫零零落落，傳到半山腰來，像有人在吊嗓子那麽不成調地唱著，一遍又一遍，都不滿意，又重新起頭。我下了床，穿上皮鞋，這時，聽見母親輕輕地說：“六六，媽從來都知道你不想留在這個家裏，你不屬於我們。你現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攔你，媽一直欠你很多東西。哪天你不再怪媽，媽的心就放下了。”她從枕頭下掏出一個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遞給我。

    我打開一看，卻是一元兩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幣，厚厚的一遝，有的新有的皺有的髒。母親說：“這五百元錢是他悄悄為你攢下的，他死前交給你的婆婆，讓你的婆婆務必交給我，說是給你做陪嫁。”看見我皺了一下眉，母親說：“你帶上！”她像知道我並不想解釋為什麽不嫁人，她沒有再說話。即使我想說點什麽，她也不想聽。

    那天清晨霧很大，重慶層層疊疊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霧幛後麵。

    我提著小箱子走到江邊，江上霧好像是專為我而散開，好讓我坐輪渡過江，我一直來到江對岸，走過沙灘，上了一坡長長的石階，站在朝天門碼頭頂端，四十六年前我母親從鄉下坐船來到這個城市的地方，江上沒有一聲汽笛，像啞了一樣。

    這麽說，我“成年”後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飛走了，他還是每月成習慣地把錢省出來留給我。沒有機會再偷偷跟在後麵看我，他可能心裏空得慌。他的情感專注，到死還想著我，沒有一點改變。而我呢？連一聲爸爸也不願喊，我看不起這種情感，我鄙棄地把他推到一邊，絲毫也不猶豫，連轉過頭去看他一眼也不肯。

    突然淚水湧滿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淚水不再聽我使喚，嘩嘩往外淌著，我身子痛得站不住，倚著石牆直往台階上滑。

    4

    1989年2月，我乘火車到了北京，在魯迅文學院作家班讀書。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會已在大學校園裏舉行，學生們在熱情地辯論中國應當成為什麽樣的國家。4月，北京學生開始走出校門，走上街頭。到處是歌聲，到處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學們一起，在人流中，想起離開重慶時，特地轉道去郊區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隻種雜糧的荒野嶺上，不過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麵，堆了些石頭，一些大大小小的亂石，壘成一個小堆，算是標記。連個起碼的碑石、連個名字也沒有，旁邊亂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稈，山坳下種了紅苕高粱。看來他的農村妻子和兩個兒子，也想把他忘掉。當然，多少年來每個月他得給另一個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錢，這麽大筆錢，誰能抑製得住怨氣？還不用說他的心從來都未真正屬於這一家，盡管他拚命勞作幹活，履行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我的那兩個從未見麵的弟弟，會問姐姐在哪裏嗎？也許我和他們一生都不可能見麵。

    寬闊的馬路，人行道兩旁全是人，牆上樹上也有人。這麽多人，這麽整齊的呼喊，這麽蔚藍的天空，祖國首都的天空，在這個我從小向往的地方，聖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見一個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長江邊，在暗沉沉的雨雲下飛快地奔跑。那是五歲半的我，我一邊跑，一邊想，盡管我不認識路，但隻要我順著長江往下遊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邊造船廠做搬運工的母親，把五哥腿被纜車壓傷的消息告訴她，叫她趕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沒完，密密地鋪灑下來，江岸翻成一片泥漿，在我的腳下濺起。我跌倒了，馬上爬起來，繼續跑。

    一陣口琴聲，好像很陌生，卻仿佛聽到過，這時從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過來，傳到我的耳邊，就像在母親子宮裏時一樣清晰。我掛滿雨水的臉露出了笑容。

    1996年6月初稿

    1996年11月終稿

    2013年1月修訂

    2016年2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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