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書記即刻就說道：“我們這邊由分管衛生工作的副市長負責，市衛生局、市人民醫院的院長協助，最後由馮市長審核定稿。”

    笑著即刻也說道：“我們這邊由分管基本建設的副校長負責，校辦主任、基建處處長協助。”

    董書記很是高興，即刻去與校長握手，“這樣的話，這件事情也就不算是什麽事情了。其實合同什麽的並不重要，畢竟我們雙方都是國家單位，所以雙方的誠信和誠意才是最重要的。今後即使是我們雙方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也可以隨時坐下來談。”

    校長點頭道：“是這樣。你們兩位主要都是很具開拓精神的領導，一定會把東江建設得非常好。我們醫科大學願意為我們江南省未來的經濟開發區做出一些貢獻，同時也是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所以我相信我們之間的合作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事情就這樣基本上談妥了。

    從這件事情上我可以感覺得到：這位醫科大學的新校長又是一位像以前章校長一樣的人物。

    要知道，一個投入這麽大的項目，作為校長來講，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以就這樣直接決定得了的，除非是他能夠保證在校黨委常委會上能夠得以通過。

    作為像他那樣級別的人來講，絕不會輕易向別人承諾任何的事情，特別是像這樣的項目，如果承諾後又得不到實現，那是非常丟麵子的。級別越高的人就越在乎自己的麵子和尊嚴，因為那是一個人權力的象征。

    接下來董書記安排了酒宴。因為事情談得很順利，所以大家也就放開了在喝酒。醫大的校長和他的隨從都喝得大醉，董書記和我當然也和他們差不多。

    午餐後醫大的校長非得要回去，我們也就沒有刻意挽留。不過這天下午董書記和我都沒辦法上班了。

    這是我到東江之後唯一的一次上班時間在睡覺。結果這一覺睡到晚上才醒過來，醒來後全身還是酸軟的，這才忽然想起忘記了去買健身器材的事情。

    明天再說吧。我這樣對自己說道。

    第二天我專門住持召開的一次會議，專題研究與醫科大學合同的問題。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也隻有我熟悉其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參加會議的除了分管衛生的副市長之外，還有市衛生局、市人民醫院、市商委、市委法製辦等單位的負責人。在會上我特地強調了合同的幾個細節問題：一是我們現有醫務人員的身份改變、後勤工作人員的安置問題。二是土地劃撥的具體價格。三是市級減免的稅項。

    其實這個項目真正要操作起來也不是那麽的簡單，首先醫大方麵要到省衛生廳立項。其次他們要把我們現有的人員接收過去成為醫科大學下屬新醫院的編製。還有就是我們現有的後勤工作人員如果不能被他們全部接收的話，這就涉及到這部分人的安置問題。

    當然，我也就隻是在會上談主要的原則性問題，至於具體的事項，那就是下邊這些人的事情了。而且今天還特地請來了市委法製辦，他們的工作就是把握好合同的法律問題。

    雖然董書記那樣對醫大的校長講了，但是在真正操作的過程中，雙方還是必須要以合同為基礎，不然的話我們還簽這份合同幹什麽？

    董書記的話其實也就是表明一種態度罷了，不然的話雙方為何一致都認為在正式簽約之前要反複磋商合同的內容？

    當然，如果今後雙方在合同的執行上真的出了什麽問題的話，肯定還是以協商解決為主的，畢竟這是公對公的事情，沒有必要把事情鬧到法庭上去。

    其實民企與政府之間的合同糾紛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民企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肯定是不願意與政府打官司的。民企與政府打官司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這很可能會讓這家企業從此再也拿不到官方的項目。

    不過我從來都認為，在很多民企與政府的官司中，單純就官司而言，往往都是政府會成為輸家，因為政府的官本位思想過於嚴重，所以往往就會成為違反合同的那一方。

    在我們國家，知法犯法早已經是一種普通現象。究其原因來講其實很簡單，說到底還是我們很多的官員法律意識薄弱，思想裏麵封建意識濃厚，“老子就是王法”這樣的想法在很多官員的骨子裏麵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所以，我從來不認為我們國家建設法治社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經常就想，如果我們國家真的要建設成像西方國家那樣一切都遵循法律行事，這起碼還需要至少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這說到底還是法治與人治的問題。如果進一步去分析的話，那就是體製的問題了。在我們現行的這種體製下，是不可能從人治完全地轉換到法治上去的，因為中央集權體製與法治本來就是一種矛盾。

    但是，對於一個民族眾多、幅員遼闊、社會矛盾較重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央集權卻又似乎是唯一可行的體製，因為似乎隻有這樣的體製才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從而使得一個國家領土得以完整、人心得以凝聚。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要有法律，這是約束公民最起碼的準則。隨著社會的進步，法治社會與人治社會的差異將會變得越來越小，說到底就是法律公平的原則是否能夠得到真正體現的問題。

    商業合同就是人們必須遵循的最起碼的法律準則。所以我從來都認為，如果政府與民企在發生法律糾紛之後，而且政府方麵有著明顯的違約責任的話，那麽政府的官員就應該受到黨紀的嚴肅處理，這才是推動法治建設最好的方式。可惜的是，目前我們國家並沒有這樣去做。當然，這其中的原因是可能比較複雜。

    這說到底還是因為體製的問題，這個問題太過敏感，即使是上層也不得不小心翼翼。這是國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