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是商王朝開國帝王成湯的七世祖，是先商十四個部落首領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商朝的始祖叫契。據、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動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開始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孫，甲骨卜辭中稱之為

    “高且（祖）亥”、

    “王亥”、

    “高且（祖）王亥”，《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也作

    “王亥”，作王子亥或

    “侯子亥”，作

    “該”或

    “眩”。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王考》一文中說：“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則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在商代王室世係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成湯四位，王亥是卜辭中所稱的三位高祖之一。

    在商朝的發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領，成湯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則是先商時期商族強大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爾雅·釋古》說：“王，君也。”《說文》說：“王，天下所歸往也。”這也就是說，商後代稱亥為王亥，卜辭中多次稱亥為高祖或高祖亥，說明了王亥為首領時所開創的事業及活動值得後人紀念，對商族曆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一點從中多次出現

    “王亥崇我”的記載也可證明。當時，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達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時還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

    王亥為什麽被殷商後人如此重視呢？這還要從王亥所生活的時代及所從事的事業談起。

    王亥大約生活在夏朝的中期，與少康同時。當時，夏朝正處於奴隸製社會階段，奴隸製的生產關係已逐步確立，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快的發展。

    這種情形正如在《反杜林論》中說：“隻有奴隸製才使農業與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所以，商部落的經濟在時期應該是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在《中國史稿》中說：傳說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馴養牛馬，作為運載的工具。

    《管子·輕重戊》記載說：“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誤）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皂”以養馬，

    “牢”以養牛。這說明，到王亥時代，商人已經馴用馬牛。但王亥所處的時代還是奴隸製初期，農業生產水平雖有進步，但還比較低下，飼養家畜無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

    商部落畜牧業的興起，不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時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認為：“王亥是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隨著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商業的產生。

    隨著商部落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剩餘農產品及畜牧產品數量的增加，王亥便開始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這就是開始從事商業貿易活動。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它創造了一個不從事生產，隻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也說：“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內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境界上，在它與其它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這裏開始了物物交換，從此深入到公社的內部，對它起著破壞作用。”王亥作為商部落的首領，他率領部落成員同其他部落進行的貿易已不是簡單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換，而是有一定規模的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貿易活動。

    王亥率領商部落，趕著牛羊到外部落進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們稱為

    “商人”。王亥最後一次貿易是與黃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記載：帝泄，

    “十二年，殷侯王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還說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這就是說王亥由於在貿易時在有易居住時間過長，引起對方不滿，被對方殺死。

    在當時商族日益強大的情況下，王亥的這些商業貿易行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王亥被殺除了商業貿易中雙方發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麵的因素。

    但王亥被殺並未影響商部落的強大，商人所從事的貿易活動也並未因此停止。

    王亥死後其子借助於河伯的武力，打敗有易氏，殺了有易氏國君綿臣，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

    商隻所以能夠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使其日益強大可以說是不爭的事實，商人的商業貿易活動為商滅夏打下了堅實的物資基礎。

    在《中國通史》中就說：“湯滅夏以前，商已是一個興旺的小國。《詩經·商頌·玄鳥》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說明了當時的商國已是房屋成片、人口眾多的狀況。隨著商業的發展，交易的貨物必需增加其數量，夏後氏早已利用奴隸，商應有更多的奴隸從事生產。商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夏朝進步。因此造成代替興起的形勢。”在中國商業史上，殷人

    “肇牽車牛遠服賈”和王亥從事商業貿易並因此被殺害的記載是中國古代文獻關於商業和貿易行為的最早記載，王亥又是當時商部落的首領，所以，王亥可謂是中國商業第一人，即中國商業的鼻祖。

    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後代的隆重祭祀就決非偶然。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說：“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製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在《殷墟卜辭綜類》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辭，就多達96條。

    殷人有時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可見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極高的威信。

    正是王亥所開創的畜牧業和所開始的商業貿易活動給當時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壯大起來。

    《管子·輕重甲》記載，商湯時，的統治者驕奢淫逸，揮霍無度，夏桀僅女樂就有三萬人，而且

    “無不服文繡衣裳”。商湯則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婦女趕織

    “文繡纂組”，換取夏朝大量的糧食，通過這些商業貿易活動，為滅夏準備物資基礎。

    由此也可見，商國的強大應是從王亥所進行的商業貿易這場經濟革命開始的。

    通過持續不斷的商業活動，使商族的糧食日益增加，國力日漸強盛，商國終於在湯時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國曆史上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商王朝。

    商洛市丹鳳縣文史專家童正家在《古商國所在商榷》一文中列舉的史料我原則讚同,比較客觀公正地論述了古商國變遷,我研究認為,曆史資料雖然沒有明確商洛作為古商國國都,但應該屬於一個重要部落,有時候甚至被封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小商國。

    在這個山高皇帝遠的自由王國裏,手工業、冶煉技術和原始物品交易比較活躍,在那個時代頗有名氣,人們對

    “商”記憶尤深,這便是商洛的

    “商”來曆之意。童正家此文可看出古商國遷移概況,也可作為我關於商洛地名來曆的佑證,其文如下:契為商族始祖。

    父帝嚳、母簡狄，吞玄鳥（即燕）卵生契，故有玄王、玄帝之稱。原係虞舜之臣，任

    “司徒”之職（掌管頒布政教法令）。《國語·魯語上》載：“契為司徒而民輯”。

    《史記·殷本記》稱：契

    “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即商國之源——筆者），賜姓子氏。”昔商州城有虞司徒祠，龍駒寨有契廟，曆來為商地之民所敬仰。

    然古之商國所在卻眾說紛紜，特稽而考之。目前較為流行的商洛說、河南說和山東說。

    商洛說之依據為有以下幾點：第一，《括地誌》稱

    “商州東八十裏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約在今商鎮至古城商鞅）封邑方園一帶）；第二，皇甫謐注《史記·殷本記》謂契

    “封於商”即

    “今上洛商是也”。第三，《水經注》亦有：“契始封於此，則斯地為司徒所封之國也”。

    此外，《陝西通誌》、《直隸商州總誌》等，更眾口一詞，皆認定商國在商地。

    現代知名學者石泉（武漢大學人文科學曆史係教授）先生曾指出商地

    “曾有一個曆史悠久的商國存在。”近年來

    “牙璋”、

    “玉戚”、

    “玉璧”、

    “玉鏟”等禮器的出土，更為此說提供了物證。商洛說古今有據。關於河南說，最有力的為上海辭書出版社所出《辭海》。

    《辭海》稱：商為

    “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由地名而成國族名”。然民國三年（1914）商務印書館出版傅運森所編《世界大事年表》載：相

    “十五年”，

    “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民國四年（1915）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辭源》為傅氏說之翻版（完全相同）。

    《世本·作篇》又謂：“相土作乘馬（運輸馬車）”。相土係契之孫。

    傳商國人本善經營，有了當時最先進運載工具後貿易更臻興隆，遂將商國人熟操之業，謂之商業。

    相土在商國主政第十五個年頭後，由於發明了馬拉貨車，提高了運載量，商業更加繁榮，國勢日強，秦嶺腹地之商山已不適應商國發展，方遷往中原商丘。

    兩說一先一後，並無矛盾。關於山東說，已是其後

    “公無前十六世紀商湯滅夏後建立的奴隸製國家建都毫（在山東曹縣南）”曾多次遷移，後盤庚遷都殷（河南安陽）。

    亦與商洛說不相矛盾。幾說並存是很正常的，如諸葛亮之河南南陽臥成崗與湖北隆中之爭，杜康酒的陝豫兩省之爭等。

    鑒於筆者知識之淺陋，特乞教於方家。(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