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本挺厚，許多地方都用筆勾畫著，扉頁上印著兩個大字《故鄉》。

    他翻開第一頁，見上麵寫著：

    “冬天。離舊曆新年還有一個多月。天上落著零星小雪。在一個小型火車站，唐朝陽和宋金明正物色他們的下一個點子。點子是他們的行話，指的是合適的活人。他們一旦把點子物色好了，就把點子帶到地處偏遠的小煤窯辦掉，然後以點子親人的名義，拿人命和窯主換錢。這項生意他們已經做得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可以說做一項成功一項。他們兩個是一對好搭檔，互相配合默契，從未出過什麽紕漏……”

    語句樸實平淡，但王大倫卻感到後脖頸一陣涼意。上輩子他也是打工的，也曾聽工友聊起那些黑心工廠，或者黑磚窯的事情。但這種把人命當成賺錢工具，他是聞所未聞，更有種毛骨悚然。

    他一下子就看進去了，隨著故事內容一點點顯現，他終於知道為什麽劉勇紅會在電話裏跟自己這麽說，這遠比《海鮮》還要冰冷刺骨。

    如果說當初他看到《海鮮》的劇本讓他壓抑，警察鄧建國的角色讓他心跳加快的話，那現在他隻能用震撼來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次因為劇本中的幾個角色感到莫大的悲哀。

    “這本子是你寫的？”

    他摸出煙盒，遞給李陽一根，點上，用力吸了一口，試圖用尼古丁的刺激來平複自己的心情。

    “是根據劉青邦老師的小說《神木》改編的。”

    “這是真事？”王大倫依舊不大相信。

    李陽苦笑道：“劉青邦老師年輕的時候就在這種小煤窯裏挖過煤，後來長期在煤炭係統工作。其實有些事情比這裏寫的還要殘酷。”

    他看了看王大倫的神情，接著道：“也許你可能不相信，當初我也有這種感覺。但後來我和一個跑煤礦的記者，到山西、內蒙、寧夏的煤礦待了四個多月，整天和礦工一起下井、吃飯、聊天……”

    李陽眼神迷離，似在回憶當初的情形，而後語氣明顯有些激動道：“記得我第一次下井的時候，就好象走進地獄，感覺生命和身體分離了，死神時刻緊盯著你。你知道嗎？我接觸的幾乎每個礦工都能說出一個或幾個熟悉的親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

    後來我又查了些資料，全國每年都有六千多人遭遇礦難，這個數字相當於世界其他國家礦難死亡人數的總和。這僅僅還是公開的數字，被掩蓋的死亡人數有多少？這誰也說不清。”

    這種近乎用生命做賭注的工作方式，那為什麽還有那麽多去挖煤呢？王大倫想起當年拍《站台》時，三明去小煤窯上工簽的那張生死狀，那是真真實實存在的，為的就是生存，這還需要理由嗎？

    他吸著煙，看著煙頭火星子忽明忽暗的閃動，沒有說話，隻是心裏的悲哀正在默默地放大。

    李陽似乎徹底打開了話匣子，真誠而又激動道：“我拍這個片子，沒什麽大道理，就是想拍。其實這幾年很多人想拍礦工。?以前當然有過很多礦工題材的作品。我老家是陝西的，父親那時是省裏有名的演員，所以我小時候經常能看到一些好看的歌舞，比如一堆舞蹈演員表演礦山來了更先進的設備，奮力掘進過程中，塌方了，而後他們用自己的肩膀和雙手頂住了塌方，繼續鑽煤，終於奪得又一個高產日。?

    當時搞文藝的學習各種材料報告，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這樣的場麵本以為是創作者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表演又那麽生動，所以至今我還記得。?

    後來才知道這是個動聽的謊言。一個美麗的場麵，但隻是文藝工作者拿來騙人的。那些文藝工作者騙人之後，還可能振振有辭，是上級讓他這麽做的、是先進工作者編造出來的、革命浪漫主義允許誇大現實等等。反正沒有人會對彌天大謊負責任。以後會不會有年輕的愚蠢礦工到塌方的時候真用肩膀去頂住，跟這些文藝工作者也沒有關係。活該！?

    現在你如果想拍，肯定會有人首先嚐試阻止你，原因很簡單，太危險！既有具體的井下的危險，又有意*識*形*態上的危險：你拍出來想放給誰看？你想幹什麽？”

    “哼！”李陽的臉上掛著一絲冷笑，或者說是嘲笑，道：“現在我們能看到什麽？這幾年煤礦的各種災害報道中，有井下的照片嗎？我隻記得大部分新聞照片或者視頻都是一群人圍在井口正在搶救。哦，有時候倒是有井下的照片，那是領導過節的時候下去慰問……”

    “……曾經美國記者在他們那裏發布非洲的饑民照片時，有很多人反對，那些照片被認為粗暴、窺視、暴露醜陋等，反對者居然大部分都是黑人，因為他們感覺受到了侮辱。可是，災情並不因為某些人看不到就不存在，不會為了讓所謂社會主流更舒服而自動消失。?就象我們礦井之下的生活，確實是所有人不應當看見的嗎？……?”

    王大倫聽著李陽絮絮叨叨的感慨也好，牢騷也罷，他也不認為自己比李陽偉大多少，但就是有種衝動，哪怕不要片酬也演的衝動。

    當然最後還是理智戰勝了情感，他重新又點了根煙，看著一臉期待地李陽道：“具體分成怎麽算？”

    “呃，我這邊投了一百萬，你的片酬就……就算五十萬吧，一共一百五十萬，你占三成怎麽樣？”

    不得不說導演都是人精，哪怕一臉真誠且儒雅的李陽，在計算王大倫片酬的時候也難免耍了個滑頭，硬是扣掉十萬，讓他的分成比例少一點。

    王大倫沒有計較，其實他們這一代的導演之所以個個是人精，完全是因為這個時代，想想老賈拍《小武》時的苦逼；朱紋在籌備《海鮮》時的無奈；樓燁在拍《蘇州河》時拍到最後沒錢了，隻能先停下來，等湊到錢了再拍等等。

    你讓張大導或者陳大導這樣試試？他們能這樣拍出電影嗎？所以不精，你就拍不了電影，這完全是被這個時代逼的。

    “成！”

    其實李陽還算是不錯的，至少四十多歲，眼睛依舊清澈，甚至還是個“老憤青”！就衝這點，王大倫對他就很有好感。

    直到很久以後，王大倫才知道李陽這種近乎偏執地討厭“高大全”式的人物，總是在自己電影中刻畫人性的矛盾，是和他早年的不愉快有關係。

    他小時候家境優越，就讀於西安最好的幼兒園和小學，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專門料理。但特殊時期開始後，他們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會最底層。社會上的人群被截然劃為“好人”和“壞人”兩大陣營。身為著名演員的父親被劃入了“壞人”陣營，後被昔日好友出賣含冤死去。

    為逃避同學的歧視和羞辱，這個黑五類的兒子曾經三次轉學。在他記憶中，整個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視和羞辱中度過的。所以，長大後任何一點歧視和羞辱，都會激起他強烈的反抗。

    有一次酒後，李陽講過一個他親身經曆的故事：1990年，他曾作為導遊兼翻譯，帶一個德國旅遊團飛赴桂林。在桂林機場辦理手續時，安檢口順利放行每一個德國遊客，惟獨把他攔下要求驗血。他堅決不從，大聲抗議這一歧視性規定。隨團的德國遊客，也紛紛以回國要挾，聲援他。但機場人員以“執行製度”為由，表示不能通融。他毫不妥協：寧可丟掉工作，我也決不驗血！僵持到最後，機場人員才終於讓步。這次以遊子身份回國，在家門口遭遇的“製度性羞辱”，讓他刻骨銘心。

    口頭上達成協議之後，李陽很高興，雙方就拍攝事宜商量了一下。李陽這邊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隻要王大倫現在手頭的戲一殺青，他那邊就能開機，而且他已經在山西一個偏遠地區聯係好了一家小煤窯作為拍攝地點。

    倒是王大倫這邊有些困難，他早就跟女朋友約好聖誕節去香港遊玩，而且還通知了雅各布幫忙訂好了12月21日到27日的來回機票和在香港的酒店。

    最後雙方約定，李陽帶著劇組先行趕往山西拍攝，到時候王大倫直接過去和劇組會合。

    和李陽的合作公司那邊倒好說，隻要打聲招呼就行，之前《海鮮》就是先例，而且雙方的合作本來就屬於鬆散型的，隻要不影響明年的新戲《拿什麽拯救你，我的愛人》，啥都好說。

    但是範子怡卻跳了起來。中午老公說是去跟人聊聊，回來的時候居然又接了新戲，她原本隻是為了年底這段時間又不能在一起感到有些不高興。但在男朋友做晚飯時，她無意中翻了翻劇本，嚇了一跳。

    太危險了！劇本裏有大量井下拍攝。這年頭煤礦的事故實在是太多，沒見中央台新聞隔三差五就報道哪裏的煤礦瓦斯爆炸了，哪裏透水了，哪裏又冒頂，被困礦工多少多少。然後各類領導第一時間怎麽樣怎麽樣，然後再各種求援，到最後極少有人生還……

    範子怡真的擔心，誰特麽知道會不會掉下一塊大石頭，咣的一下，她就成小寡婦了。所以她非常不願意老公接這部戲，而且現在還隻是達成口頭協議，正式合同還沒簽呢，吵著鬧著要他回了這部戲。

    王大倫沒辦法，隻得掰開來分析給她聽。首先宋金明這個角色極其難得，人性矛盾的衝突，飽受善惡撕裂的煎熬，要遠比《海鮮》裏警察鄧建國更具有挑戰意義，要是演好了說不定還能得個影帝。

    其次，李陽下午跟他談的時候也透露了，他在德國時跟柏林電影節組委會那邊有點關係，明年二月份肯定是趕不上了，等再下一屆送過去參展。以王大倫多次參加電影節的經驗，按劇本的精彩程度，要是不失手，入圍某個單元估計不成問題，弄不好還能入圍主競賽單元，角逐一下金熊也不是沒有可能。國外保準有市場。

    最後他還跟女朋友稍稍透露了一下《海鮮》的前景，他沒敢往多裏說，打了一半的埋伏也是相當驚人的。

    沒想到範子怡聽到數字隻是稍稍震撼了一下，用她的話說，要是人沒了，他說的這些理由全都不成立。

    沒辦法王大倫隻有發誓賭咒，保證須發無損地回來。晚上又不惜透支體力和寶貴的腎髒，連著兩天當了兩回“四次郎”，才換得娘娘很勉為其難的恩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