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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歐洲和中國的文化知識及其生活方式進入奧斯曼帝國的渠道很多很雜，除了官方推動還有民間演化，但它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奧斯曼社會的不同層麵。到目前為止，改革效果最明顯，最可喜的地方在於軍隊，來自歐洲和中國的軍官以及技術人員都在努力的工作，他們把各種軍事技術和武器介紹給奧斯曼新軍和學校裏的年輕的奧斯曼人。這些新式的奧斯曼軍官和年輕學生也組成了奧斯曼社會的一個新興的政治集團。……”
    龐振坤的奏折一直都是一旬一到的，而且是直接遞到陳鳴的手上。雖然很昂貴，但也讓陳鳴對奧斯曼局勢的發展有了更確切的掌握。雖然陳鳴對於奧斯曼的證據並不是一無所知，但現在他對奧斯曼無疑有了新的認識和更深刻的了解。
    奧斯曼的軍隊、政治、信仰、經濟，有無數的矛盾匯聚在一起，在陳鳴看來，這就好比清末的中國。軍隊和政治上的保守勢力就好比清末的頑固派，新興的改革集團就像滿清的洋務派，他們也有一些人身居奧斯曼這個國家的高位，他們還掌控著不俗的武裝力量，但這些麵對著奧斯曼整個老舊腐朽的社會，就顯得那般的孱弱了。
    而奧斯曼的信仰教團比之清末的腐朽儒教來，也半點不遜色。
    同時奧斯曼內部激烈的民族矛盾比之清末的滿漢之爭，那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奧斯曼皇室甚至連滿清皇室都要不如，後者怎麽著也從異族中豢養出了大批忠心耿耿的馬仔，而奧斯曼帝國的支撐力量卻近乎完全來自奧斯曼民族。
    而至於龐振坤口中的那個‘新興政治集團’，應該就是清末的維新派/立憲派了。
    陳鳴繼續看著龐振坤的奏折，這次的上疏，龐振坤更多是在講自己到達奧斯曼之後的感受。
    “在奧斯曼國內，他們的活動不存在什麽限製。”這兒說的‘他們’就是從中國進到奧斯曼搞援助的那些‘工作者’。“他們與奧斯曼人的接觸也沒有特殊規定。盡管他們隻是提供技術、知識指導，但在他們的指導下，很多奧斯曼人不可避免地被置於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所影響……”
    這些改革模式是傳統的奧斯曼人對時代需要做出的反映。親身來到奧斯曼的龐振坤在親自感受到奧斯曼社會的複雜和頑固勢力的強大之後，再一次覺得塞利姆三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在繼位之初就將改革派的大將阿朗達爾·穆斯塔法·帕夏提到了大維齊這個位置上，一舉收攏了改革派的人心。就算之後阿朗達爾·穆斯塔法·帕夏被逼無奈的遠走多瑙河之後，賽利姆三世也緊緊地把握住了伊斯坦布爾新軍的軍權，可以說從根本上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然的話，依照奧斯曼帝國內部反對勢力的強大，龐振坤很難相信賽利姆三世能一直坐穩蘇丹寶座。要知道這家夥繼承蘇丹大位這麽多年了，伊斯坦布爾和蘇丹的皇宮內，還依舊遍布著數也數不清的保守派人物。尤其是他對教團的做法，雖然打擊了教團的影響力，但這一些事情上卻又表現的對之很尊敬。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天方半島上的瓦哈比教團，沙特家族一處處的摸老虎屁股，塞利姆三世為了不跟教團力量徹底翻臉，隻能借助陳漢的手來將之徹底剿滅。
    龐振坤很不看好奧斯曼的未來，但他認為塞利姆三世的改革能夠為奧斯曼王朝續上幾十年的性命。這就像張居正的改革，龐振坤覺得他這樣比較是很適合的。
    看似很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已經在衰退期中掙紮了一百多年，但這個大帝國顯然還沒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那就像是張居正執政時的大明。已經看到了政治的腐敗和王朝倒塌的危險，但隻是看到。
    這時期的奧斯曼帝國還沒有一所真正的現代水準的學校，雖然天方世界很早很早就有大學了，中世紀時候的天方文明更是比歐洲更加‘科技科學’，但天方人要怪就都去怪蒙古人吧，是蒙古人的入侵讓巴格達化為一片廢墟，也讓天方科技文明的燦爛成果化為烏有，隻剩下了一本《天方經》。
    現在他們在陳漢的支持下，辦起了學校，各階段的學校，從小學一直到大學，整個新式教育體係完全搬習中國。這不能表明奧斯曼就真正的世俗化了，就真正的‘開化’了。近代的思想在這兒並沒有紮根，但龐振坤相信它一定留下了種子——改革派，等待下一時期就會開出真正的花朵。
    陳鳴也是這麽認為的。原時空清末時期的中國不就是這樣的嗎？先有了種子——洋務派，然後才開花——維新派，最後是結果——革命！
    “……塞利姆三世有很多反對者，我之前雖然早就知道了這一點，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了外交部駐伊斯坦布爾特使的報告，但不親自來到奧斯曼，不親身體驗一下，那是根本就不會知道他有多少反對者的。”
    “反對塞利姆三世的行動在伊斯坦布爾，在整個奧斯曼，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加尼沙裏軍團和其他受到塞利姆三世改革威脅的人，自塞利姆三世統治初期就變得騷動不安。長老們也堅決反對塞利姆三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為塞利姆三世的每項革新都是對天方教法律和傳統的一次侵犯。其他許多奧斯曼人，包括一些改革者，現在開始認識到新的世俗主義的觀點對奧斯曼的‘傳統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毀滅力量。因此，他們要求在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後重新把奧斯曼回到過去。”
    “塞利姆三世沒收了很多封建主的封地，並大力改革舊軍隊，增加了一些人的怨恨。而且改革是在沒有任何理性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實施的，降低幣值和巨大的政府開支導致新的通貨膨脹，使奧斯曼的很多民眾開始怨恨塞利姆三世和他的各種改革措施，認為他們現在所麵臨的所有困難都是這些改革造成的。”
    陳鳴讀到這裏的時候有點感慨，他慶幸自己是穿越到了乾隆時候，而不是整個社會都爛掉的明末和外來壓力如山一般重大的清末。
    龐振坤所說的沒有理性財政政策和降低比值的金融手段，以至於最後所造成的通貨膨脹，陳鳴想起來就覺得頭疼。在金融上麵，他始終沒有入門，就是到了現在他都是似懂非懂。再說了，塞利姆三世的政策還使的改革派自身分成了若幹敵對派別，他們不僅與保守派鬥爭，還要在互相間鬥爭，這雖使塞利姆三世牢牢掌握了大權，但也削弱了他的支持者——改革派的政治力量。他現在還沒有遭受到什麽危機，但塞利姆三世比陳鳴小了十歲，他現在還不到五十歲，至少還有十幾年的統治時間。而在未來，奧斯曼所要麵對的局勢又是少不了戰爭的，戰爭會讓危機出現，而在危機時刻蘇丹最需要的就是這種政治力量的支持。
    可陳鳴也不能說賽利姆三世這樣的選擇就是錯了。要是他是塞利姆三世，很可能他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來。這又讓陳鳴想起了原時空的清末，當時的改革實力，不管是洋務派還是維新派，乃至最後的革命派，可全都是四分五裂。
    奧斯曼境內還有少數的教團長老沒有一味的反對改革，他們就像清末時候的開明士紳，知道時局變化已經不改革不行了，但反對徹底的，動搖性的改革。他們在實際上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製度讓奧斯曼徹底的強大起來，就像原時空的‘西學中用’！他們也知道奧斯曼腐化了，他們也渴望恢複奧斯曼強盛時期的無限榮光。
    合著龐振坤的奏折一塊遞到陳鳴手裏的還有不少其他方麵的情報。軍情局在天方世界已經努力了好幾十年，之前陳漢與奧斯曼帝國的深層次合作，和蘇伊士運河工程，都讓軍情局更加深入的滲透進了奧斯曼社會。
    這次送來的情報中，就有不少軍情局關於奧斯曼經濟發展的反饋。在之前的時代——陳漢與奧斯曼結合之前，奧斯曼帝國幾乎處於經濟完全孤立的狀態，他們被迫屈從於歐洲商業力量的擴張，歐洲商人利用“讓步”協議擠壓奧斯曼的商人，以相對廉價的價格擷取這個帝國的原料——這是商業不可或缺的東西。但是奧斯曼各個行會這個時候也發揮出了‘威力’，他們讓他們的規章變得更具有限製性，利用自己與政府的天然聯係，一定程度上保存下了他們手中的一部分利益，同時也阻止了新的勞動力和技術的流入，而後者本來是可以讓他們發展出抵製歐洲商業及與之競爭的能力的。
    這些行會一方麵保護了奧斯曼的利益，另一方麵他們也阻礙了奧斯曼的發展。但奧斯曼行會的力量在伊斯坦布爾與中國國家層麵上的合流之後，就變得如薄紙一樣輕薄了。
    中國與奧斯曼帝國的商業貿易和技術輸入，讓奧斯曼境內的現代工業有了一定的積累，雖然奧斯曼近代工業的發展依舊步履艱辛，但他們始終在發展當中。
    這一切都讓陳鳴想到了原時空的滿清。多麽的相似，怪不得奧斯曼在原時空被稱作西亞病夫。那病的真的很厲害。而至於現在的奧斯曼，有了中國幫助後的奧斯曼，或許那就像是甲午戰爭之前的大青果，洋務運動幾十年的虎皮還有那麽一點威懾力，讓他們有了一段如是‘同治中興’的中興。
    當然，武力上，這個時候的奧斯曼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的。隻是這個優勢卻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現在都是1810年了，再過二三十年歐洲各國的工業革命就都要完成了，那個時候的奧斯曼國力必然大大落後於歐洲列強。到時候的奧斯曼就真的很像甲午之前的滿清了。隻不過滿清那時候是一頭紙老虎，而奧斯曼則是一頭病的快要死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