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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土肥原賢二拉漢奸，拉不動北洋派，卻拉動了民國派

    華北的漢奸之父是土肥原賢二。土肥原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期間與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和閻錫山為同學，交往甚密。從1913年以後，他在中國整整活動了30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是日本軍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國通”。土肥原與板垣征四郎一樣，也是日本昭和軍閥中的佼佼者。土肥原當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務機關，自任特務機關的機關長。

    土肥原非常善於利用關係，比如，他與閻錫山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他們曾經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土肥原到中國，首先就利用與閻錫山的關係，建立了與多個北洋軍閥之間的關係，包括段祺瑞、吳佩孚、韓複榘、石友三都與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當然是不一樣，比如段祺瑞、吳佩孚，是堅決不跟著日本人幹的，雖然與土肥原的個人關係不錯，但是一到了關鍵時刻真要跟著日本人幹了，段祺瑞和吳佩孚是不上這個當的。還有一個北洋軍閥孫傳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沒有拉動。孫傳芳曾公開地對記者直斥日本的陰謀，聲稱絕不做傀儡政權的首領。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並不大。他在天津拚湊所謂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拉過來，成為日本人的工具，但沒有拉成，沒有人跟他幹。吳佩孚不幹，段祺瑞不幹，孫傳芳也不幹，所以土肥原沒有辦成。北洋軍閥這些人物，從段祺瑞開始，到吳佩孚，再到孫傳芳，他們這些人的民族氣節還是可以的，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在替日本人幹還是替中國人幹的問題上，他們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後來拉民國派，卻成功了。比如汪精衛，還有宋哲元也差一點兒。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國是打倒北洋軍閥的，而民國派首領、國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衛卻成了頭號大漢奸。還有像陳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參加了**“一大”的，最早的中國**黨員，**“一大”的發起者和參與者，這兩個人最後都脫黨，成了大漢奸。

    從這一點上看，民國派表麵上是打著革命的旗號，暗地藏著最複雜的心態。平時喊著打倒帝國主義很容易，一旦帝國主義真的來了，連北洋軍閥都不願做傀儡，而整天喊打倒帝國主義，喊打倒北洋軍閥口號的汪精衛，卻做起了真正的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一道“深奧莫測的、令人難解的啞謎”。

    汪精衛革命了一輩子，怎麽就做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做了中國頭號大漢奸？要知道汪精衛在清末的時候還刺殺過攝政王載灃，那時表現出了多大的革命勇氣！最後卻變成了這樣一種貨色，成為中國頭號大漢奸。

    所以說，一些假的革命者，最容易從這個極端跳到那個極端。

    86宋哲元如何最終堅定抗日決心

    土肥原拉不動北洋軍閥，便想方設法拉攏民國將領。其工作重點之一，就是拉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當時中國有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蔣介石實際上沒有真正地統一中國。宋哲元是西北軍的一部分，是馮玉祥軍隊的一部分。

    中國當時分成許多派係，包括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湖南軍閥何鍵、四川軍閥劉湘、雲南軍閥龍雲、貴州軍閥王家烈、山西軍閥閻錫山、山東軍閥韓複榘，還有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控製華北。中國的社會，就像板垣所講的那樣，很容易被各個擊破，這些擁兵自重的地方軍事領導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都不由自主地玩弄一種平衡。

    開始是在紅軍與蔣介石之間玩弄平衡，後來是在蔣介石與日本人之間玩弄平衡。他們當中有相當一批人存在這樣的心理：完全服從國民政府，服從蔣介石是不行的，必須要靠一個力量來製約蔣介石。

    靠誰的力量呢？靠日本的力量。

    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它與國內的革命戰爭不一樣，當一個外來的力量，當日本介入之後，你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來擺平國內的一些派係，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很危險了。

    宋哲元也是位抗日英雄，但是他在抗日之前，也曾反複猶豫，反複動搖，反複在親日與抗日之間搖擺不定。宋哲元不是不知道民族大義，但他當時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為了不讓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華北，他覺得有必要在日本華北駐屯軍和蔣介石之間玩弄一種平衡，對蔣介石作出一種牽製。

    當年，如果沒有日本人，蔣介石的軍隊就有可能長驅直入，把華北占領了，而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是雜牌，將來怎麽維持生存是個很大的問題。因此，宋哲元開始在日本人和蔣介石之間玩弄平衡。這種平衡術最後確實把宋哲元推到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日本人在華北步步進逼，宋哲元基本上是步步後退，眼看就要被日本人拉了過去。

    從這一點看，我們最該感謝的是中國的民意。

    就在宋哲元動搖不定的時候，促使他終於堅定信心，不站到日本人一邊，堅決地站在中華民族一邊，最大的原因來自什麽呢？就是來自全國民眾的抗日呼聲。其中包括1935年12月爆發的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也包括上海的輿論對天津方麵所產生的強大壓力；還包括天津本地的報紙，天津《大公報》在1935年12月發表的社論，勸宋哲元萬勿製造分裂，都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若不是沸騰的全國輿論使其有“黃雀在後”之感，天知道這位後來的“抗日英雄”在日本人步步進逼麵前還會幹出什麽事情來。

    學生、報紙、記者、民意、商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壓力，終於促使宋哲元下了抗日決心，與蔣介石站在一起共同反對華北自治。

    這真是危難時刻救人的輿論。若沒有這種輿論，不知有多少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淪為漢奸。

    到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宋哲元已經確定了一個非常明智的戰略方針：堅決抗日。“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就是二十九軍的軍歌。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二十九軍對日本侵略軍采取了堅決的抵抗措施。

    中華民族，經曆了多少次覺醒，而到了1937年是一次比較徹底的覺醒，整個民族的覺醒。至此，抗日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不是哪一個黨派的問題，也不是哪一個權勢集團的問題了，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麵臨的根本問題了。

    雖然抗日戰爭中產生了大量的漢奸，但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已被動員起來了，很多抗日態度不堅定的人，包括宋哲元這樣的民國將領，甚至蔣介石本人，都在國內輿論和世界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到了那一刻，在中國除了漢奸，不抗日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板垣征四郎是東北漢奸之父，土肥原賢二是華北漢奸之父。到了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時候，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都作為東京國際戰犯審判的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

    這就是我們麵對的真正的曆史，所以說曆史它是荊棘而不是花環。

    87土肥原賢二如何為日本侵華作準備

    日本侵華軍隊中的重要人物土肥原賢二是1945年東京審判被判處絞刑的甲級戰犯，他在中國所起的作用，不僅僅是個漢奸之父，同時也是個特務頭子，當然還是個著名的日軍指揮官。

    從這個人身上，能充分地看出日本軍國主義要滅亡中華的野心。

    前麵說過，土肥原賢二早年與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那時他就與閻錫山結下了很親密的關係。20世紀20年代土肥原賢二到山西去，當時閻錫山已經是山西的軍閥，是山西王了，統一掌管山西所謂的黨政軍大權。老同學土肥原去看他，閻錫山待若上賓。

    20世紀20年代中日關係還不是那麽緊張，土肥原到了山西之後，他沒有別的要求，就是要求到山西各地轉轉。老同學提出這個要求，這是人之常情，閻錫山便慨然應允。山西的任何地方，土肥原隻要願意去的都可以去，由閻錫山提供一切方便。

    但閻錫山萬萬想不到，他的老同學土肥原趁在山西旅遊的工夫，把山西的兵要地誌作了詳細的偵察和記錄。尤其是走到晉北雁門關一帶，土肥原一邊看，一邊詳細地記錄了路況，包括橋梁、道路和山路，重武器能不能通過，土肥原全都掌握了。

    這個日本人是不是太有心了？當時日軍的侵華計劃還沒有出來，但像土肥原賢二這樣的人就已經開始行動了，不得不說日本軍隊內早就擁有這樣一批極富侵略自覺的人，他們未雨綢繆，早在日本軍部的侵華作戰方案出籠之前，就抓緊作大量的戰爭準備。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日軍向山西大舉進犯。閻錫山事先在判斷上犯了錯誤，他以為雁門關是天險，道路狹窄、地勢起伏，橋梁的承重能力都很差，尤其是鐵甲嶺，根本沒辦法通過重武器，日軍過不來，要過來也是小分隊，大部隊過不來。所以閻錫山對整個晉北的防備是忽略的，既沒有構築工事，也沒有派適當的兵力把守，以致日軍突然從雁門關這個空隙中鑽了出來，而且是配備重武器的日軍。

    日軍之所以從雁門關偷襲成功，憑借的就是將近十年前，土肥原在這一帶所謂旅遊時完成的兵要地誌的詳盡考察。最後，閻錫山的晉北抗戰化為泡影，全線潰退。

    從這個角度看，閻錫山在山西混了一輩子，自稱山西王，結果對山西的地形還不如他的日本同學土肥原清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它不僅僅是兩個同學之間的關係問題，也不僅僅是一方是中**閥另一方是日本將領的問題，從這兩個方麵可以看出來，雖然像閻錫山這樣的人物最後也抗日了，但他在關注國家安全、關注國家利益方麵——就算隻關注山西的安全利益方麵，也是太粗心、太馬虎了。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日本要滅亡中國，他們是非常有心的，是早作了準備的。所以說，為什麽抗戰的前期到中期，中國戰場受到那麽大的損失？一方麵，可以說是日本的侵略成性、嗜血成性；另一方麵，我們不得不說，當時中國的這些統治者，在關注中華民族的利益和中國國家利益方麵是太粗心了。大量的精力被用於軍閥內戰，或者各個勢力範圍的劃分。而對於整個國家安全的經營，是漏洞百出、四處破綻，於是就被侵略者輕易擊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