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紅樓》、《西遊》這類遊戲文字，可自問世後，都如六經一樣，讓後人紛紛按照自己的意圖注解。寫一百單八將聚義梁山的《水滸》更是如此，在不到三十年前的中國，意識形態一通江湖，政製權威無孔不入，《水滸》更是演繹成投降與反投降，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教科書。眾頭領也按階級劃線，而主張招安的大頭領宋江自然是篡奪革命果實、一心想投降的地主子孫。

    其實說梁山這幹殺人放火、隻顧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們是"農民起義"，完全是後人附會。除了遊手好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阮氏三兄弟和農民沾邊外，其他誰是地道農民？與其說梁山聚義是農民起義，不如說是小吏造反。這一百單八將裏許多人原來是體製內的小吏，--那時候民事、軍事分野不嚴格，因此下級軍官也可算小吏。粗略地算了算。這些小吏有如下這些。大頭領是鄆城縣的押司宋江，這是個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縣委縣政府辦公室的主任或秘書，在這個職位上必定心細，善文墨、懂相關法律政策、多權謀、交往廣。宋江在這個職位上結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政策送人情從而博得大名，最後成為造反的眾吏之首決非偶然。警察序列的有都頭（刑警隊長）、管營（監獄管教）等；下級軍官有林衝、（八十萬禁軍的普通教頭品級不高，他並非總教頭，這便是參謀與參謀長的區別，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如果他是高級武官，陪夫人進香怎隻能有丫鬟錦兒陪判而無公職跟隨？又怎能隨便和一個野和尚結拜弟兄？）魯達、索超、楊誌、花榮、孫立、孫新、徐寧、關勝、宣讚、郝思文、單定圭、魏定國、張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個中級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領導核心晁蓋是個保正，即東溪村村民自治委員會主任，無小吏之名，有小吏之實。這些人上梁山的具體路徑不一樣，有主動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騙上梁山的，也有隨大流糊裏糊塗上山的。但從整個小吏群體來看，他們造反，其殺傷力要比普通的農民大得多，普通的農民上梁山也就是個進不了序列的嘍羅。他們拿趙官家的俸祿，小吏的職位也曾為他們帶來風光，他們為什麽還要造反？我們得從中國古代的官製說起，從漢代舉孝廉開始，中國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製度。有其到了隋唐，科舉取士日趨完備，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務官、事務官涇渭分明，不經科舉的能吏要想混個大官，沒有特殊機遇幾乎不可能。

    具體說到宋代，宋太祖這個政變起家的丘八坐了龍廷後，鑒於前朝得失，采取了抑武重文的國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高於前代任何一朝，每次進士錄取名額是唐代的幾十倍。必然造成"冗官"，這麽多正經出身的文人湧進官場，勢必把任何一個官位占忙，而眾多小吏即使幹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崗位上楷點油外，幾乎隻能終身為吏而不能升官。無激勵機製就不會有責任性，而時間一長，整個群體還會對朝廷心生不滿。你看宋江潯陽江頭題反詩那一節。幾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時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此時也醉後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於是便有了那首滿紙反意的《西江月》："自幼曾讀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這可以說是宋江對體製不滿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個忠於朝廷的小吏，他怎會主動結交天下的盜賊強梁，又怎會主動做"黑惡勢力"的*？幾次以老父在堂為由不入梁山，隻是一則時候未到，二則還沒有積累足夠的資本。--這正是宋江狡詐過人之處。宋代的文吏命運如此，軍官更是這樣了。

    代當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這樣一州軍事統領，見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鏢見到老板，他安能服氣？中級軍官如此，更不用說下級軍官了，除了戰功一途，他們幾乎不能出頭。而北宋長達百年的"歲幣"買和政策，他們也難以有戰功。那麽一有風吹草動，這些下級軍官極易造反。--林衝連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見軍官待遇。而且在那時候，權力和責任又不是成正比的。當官的有權有勢卻不辦事不負具體責任，做小吏的無大權，待遇不高卻責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說："上麵千根針，下麵一條線"，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須通過小吏才能在基層落實。你看楊誌失了生辰綱，因擔不起責任而入了盜賊；而在有關部門偵察這驚天大案時，也是太師責府尹，府尹責觀察、觀察責公人。最後壓力落在具體辦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軍威脅緝捕使臣何濤速速破案。--就如政法委領導批示下麵基層公安限期破案一樣。你看府尹所說："我自進士出身，曆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限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他當然隻有打具體辦事人的板子，這具體辦事的小吏又如何服氣？因為即使破了案，向太師報喜領賞最後升官的是府尹，幹小吏何事？小吏能口服心服嗎？不過破案的還是何濤這個小吏，離開小吏什麽太師、府尹頂個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們的能量卻不小。自古中國是鐵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為回避，因為深遷。科舉出來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幾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當地人士，有的還是世代為吏，對當地的社會情況太熟了，張村有哪幾戶富翁，李村有幾個二流子，他們清清楚楚。他們不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場和朝廷的各種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員，要麽讀聖賢書出來的，每天吟詩作對，要麽如蔡九、梁中書這樣靠裙帶關係起來的，具體帶有技術性的事務活，他們遠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盜、收錢、送發公文這些活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暢，而具體辦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這類見識廣、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輕易被瞞騙麽？

    看何濤破案後，報知府尹，府尹卻不親自出馬抓賊，而是讓小小的緝捕使臣何濤去通知鄆城縣政府--依靠當地公安捉拿大盜。恰好碰上了鄆城縣黑社會第一*、晁蓋的結義兄弟宋江。--可見平時官僚主義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級官吏對自己屬下的鄆城縣重要書吏如此複雜的社會關係毫不知情，何況遠在東京的趙官家？這種信息不暢使宋江有通風報信的機會。

    你看這個能吏官場上手腕何等嫻熟，他先恭維何濤："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說太師處著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捎帶上大罵晁蓋："晁蓋這廝，奸頑役戶。"用如簧的巧舌穩住了何濤，然後去東溪村報信。--在抓捕晁蓋等人的行動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鄆城縣兩大都頭朱仝、雷橫也正相通風報信。主要辦事的胥吏如此，難怪如賴昌興這樣的老大隨便就能逃走。對於宋江這樣能幹的書吏，當官的容易被蒙騙，同樣做吏的同行則未必會被騙。--因為他們平時行事和宋江一樣，自家人那點伎倆誰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監獄警察戴宗、李逵喝酒遊樂，當地官員竟然得不到信息，這又是官僚主義嚴重的又一證據。直到題寫反詩被另一能吏黃文炳報告到蔡九那裏，知府下令抓人。這戴宗又出主意，讓宋江裝瘋。--今天這類把戲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後買通醫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診斷，以逃避刑事處罰。可黃文炳卻不會像蔡九這樣的公子哥那樣愚蠢，他說："休信這話。本人作的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隻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評點水滸的金聖歎讀到此處也大讚"黃文炳能。"後來蔡九寫信給父親蔡京請示，被吳用請聖手書生蕭讓和玉臂匠金大堅偽造文書和圖章，幾乎騙過了蔡九這個紈絝，可還是騙不過黃文炳。原來這封假冒的書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圖章，這中間的毛病，技術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堅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隻有吳用和黃文炳才明白。你看黃文炳所說："如今升轉太師丞相，如何肯將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這封假冒書信便幾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終於栽在另一個能吏手中。

    吏中如宋江這樣能幹者不乏其人，他們這種辦事能力、辦事功績與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稱，讓他們公忠體國如何可能呢？他們無非將吏這一公共職位作為自己謀取私利、傷害別人保護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時候吏的工資並不高，像宋江、朱仝這樣的富戶做吏恐怕更多是為了保護本家財富、更兼有某些政治抱負而已，好比現在一些地方富翁的子弟花錢也要進公安，買身*保護自己。而像李逵這樣的牢子也許還是編外人員，他不向犯人敲詐行嗎？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無製度性的保障，所以他們可以傷害別人也容易被別人傷害。那麽他們在體製內三心二意處處為自己留後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讓他們拿那點錢誠心誠意為趙官家，為上司幹活，從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嗎？除非他們腦子進水。--黃文炳的下場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麵教材。

    日積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時機，那就隻有造反了。正因為他們來自體製內，所以並非真正反這個體製。他們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樣能力出眾，年過而立卻隻有江湖上的虛名，而沒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樣。造反後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們自然的選擇，當年我們說投降派頭子是宋江，這也很自然，因為他們作為小吏並沒有真正造那個體製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卻占據高位、在分肥中占盡優勢的大官們的反。造反的目的是為了從吏到大官，為了分肥更方便。

    這樣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麽這樣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