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召開成立大會。由此，中國有了統一的全國性的反清革命組織。*當然興奮。此前10年的革命奮鬥，孫先生對自己的革命命運頗為悲觀：“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會的成立，*轉向樂觀：推翻清朝的革命大業可以及身而成。

    在廣泛的樂觀情緒裏，宋教仁卻另有冷思考：“慓忽敢死者易得，條理縝密之士蓋寡，非先植其基，雖滿洲傾覆，猶足為憂。”

    革命與建設，不可偏頗。宋教仁提出的問題當然重大。隻是這一思考，未必被同盟會裏的熱血青年所認可。查索史料，堅定支持宋教仁的革命黨成員隻有楊篤生。更有意思的是，當時楊篤生是清廷考查各國政治大臣的隨員。宋教仁在日本勤力翻譯各國政治製度文獻，即為楊篤生邀請。

    與意欲推翻清朝建立“共和”製度的同盟會對應，此時，清廷正在思考如何“君主立憲”。

    傳統中國如何進入現代社會，政治製度的轉型，當是關鍵所在。在那個時代，兩種不同的未來政治路向——“共和”與“君主立憲”，各自起步，開始競爭。

    100多年後，更心平氣和地看待當年，無論“共和”，還是“君主立憲”，都隻是外源性的政治製度資源而已，並非傳統中國內生而出的製度。那麽，真問題便是：外源性的製度資源，如何適應傳統中國的政治土壤？其解決之道，決定放權“立憲”的慈禧，設計了一個9年的憲法預備期；而在*先生的“革命方略”裏，革命成功後，進入“軍法”、“約法”時期——同樣是9年時間，然後過渡到“憲法”時期。隻是，計劃趕不過變化。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如果說此前“共和”與“立憲”尚有競爭的話，此刻，清朝將亡，“立憲”無本可依，“共和”製度當然無可阻擋。曆史以這種突如其來的方式，給中國人一次實踐民主政治的機會。這當然值得後人再三思考討論。

    以“力量（暴力）”獲權的傳統政治模式，在此機會突然降臨之際，能否就此順利進入民主的“授權”的現代政治軌道？這當然離不開具體的政治製度設計。“條理縝密”之士宋教仁脫穎而出。他所設計的“責任內閣”製度，以這樣一種權力邏輯建構——國民選出議員，議員組成國會，國會多數黨組成內閣（政府），執掌權力。那麽，總統呢？虛位而已。

    權力由民所授，而非以力搏獲。相比於傳統中國政治，這當然是嶄新的製度安排。

    隻是，更冷酷地看，人事與製度——以錢穆先生所揭示傳統政治的兩端，來觀察民國初立時期的政治運行。製度已經設計出來，核心問題則轉向“人事”。換一種說法，這一製度的設計，尤其在其啟動之際，是均衡的還是傾斜的，將可能保證誰的權力，實為重點。製度當然不可能獨立於人事之外。

    宋教仁設計的製度裏，虛位的總統，遂成人事之爭的關鍵。

    辛亥革命以清帝遜位而告成功，中國傳統的君主專製製度也由此終結。如果我們稍稍深入一些觀察辛亥革命的實際，清王朝顛覆，實則由三種政治力量合力促成：清朝“立憲”運動產生的立憲人士為一方，*領導的同盟會為另一方，而說服清帝遜位，完成“臨門一腳”的袁世凱當然同樣是一方政治勢力。這三方，無論哪方，都難言已經準備就緒。曆史並沒有遂*之願，給出中國政治人物與國民予9年民主政治的“培育期”。

    清朝已亡，三方政治力量如何分配政治權力，考驗各方智慧。民主政治的製度安排，當然是權力分配，隻不過不拘一時，而為長久設計。如何均衡與公正，自是關鍵。

    責任內閣製度當然是人民授權的製度，但回到當年的權力現場，真正的悖論就是：以授權和分權為要素的民主政治、權力的各個部分，比如內閣與總統權力如何均衡，才是重點。而事實上，在這兩者的權力分配上，又對應著具體的、已經在位的人。結果，規則製定方，按李劍農先生的批評，“對人立法”，過渡限權總統袁世凱。規則已經偏離政治所需的權力均衡與製約。所以，袁世凱不免抱怨：“當為全國製定憲法，不當為防製一人製定憲法；製定憲法必取消防禦主義。”出身傳統政治係統、強悍如袁世凱，又如何可能將這種限權法律放在眼裏呢？

    由此，現代政治在中國甫經起步，破壞的危險即已存在，本應公正與均衡的規則又有失當，製度建設遂為人事之爭而替代，回歸傳統舊道，沒有意外。

    細觀民國初年的民主政治運作實際，我們可以得出的基本認知當是：政治製度是一個多方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與結果。這一過程在當年，更是傳統以力獲權，與以民授權的現代政治方式的轉換時期，這個局麵，空前複雜。所以，它其實需要足夠充足智慧與時間成本，來完成整體性的均衡與適應。可惜，權力太誘惑，誰也等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