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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3月有個年輕的婦女坐在我們對麵。她穿著一身橄欖綠服裝，黑色的披肩將麵部包得嚴嚴實實，以抵禦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車急刹或顛簸過路麵的凹陷，她就會出聲祈禱，每次汽車的高低起伏總伴隨著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壯，穿著破舊的褲子、天藍色的長袍，一手抱著嬰兒，空出來的那隻手用拇指轉動著念珠。他嘴唇開合，默默祈禱。同行的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來個，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們兩腿之間，盤膝坐在被帆布包起來的後鬥上，跟這些陌生人擠在一起，搭乘這輛破舊的俄國卡車。

    我們淩晨兩點離開喀布爾，自那時起我的內髒就已經翻江倒海。雖然爸爸沒有說什麽，但我知道在他眼裏，暈車是孱弱無能的表現——這可以從他的臉色看出來，有好幾次，我的胃收縮得厲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尷尬。那個拿著念珠的矮壯男人——在祈禱的那個婦女的丈夫——問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說可能是。爸爸把頭別開。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駕駛室的窗門，要求司機停下來。司機卡林是個黑瘦的漢子，一張老鷹般的臉上留著小胡子，他搖搖頭。

    “我們離喀布爾太近了。”他大喊，“讓他撐住。”

    爸爸低聲咕噥了幾句。我想告訴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間我滿嘴唾液，喉底嚐到膽汁的苦味。我轉過身，揭起帆布，在行進的卡車一邊嘔吐起來。在我身後，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賠不是，仿佛暈車是犯罪，仿佛人們到了十八歲就不應該暈車。我又吐了兩次，卡林這才同意停車，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擔心我弄髒他的車，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卡林是個蛇頭，從被俄國人占領的喀布爾，將人們偷偷運到相對安全的巴基斯坦，這在當時可是日進鬥金的生意。他把我們載往喀布爾西南170公裏外的賈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圖爾在那邊接應，負責再送逃難的人一程，他有一輛更大的卡車，會載著我們通過開伯爾隘口，去往白沙瓦。

    卡林把車停在路旁，這時我們在瑪希帕瀑布以西數公裏的地方。瑪希帕——它的意思是“飛翔的魚兒”——是一處山峰，壁立千仞，俯覽著下麵1967年德國人為阿富汗援建的水電站。數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過那座山峰，前往賈拉拉巴特，那個遍地柏樹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過冬的勝地。

    我從卡車後麵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邊布滿塵灰的護欄。我嘴裏漲滿了唾液，那是快要嘔吐的征兆。我蹣跚著走近懸崖邊，下麵的深淵被黑暗吞噬了。我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做好嘔吐的準備。在某個地方傳來樹枝劈啪作響的聲音，還有貓頭鷹的叫聲。寒風微微拂動樹枝，吹過山坡上的灌木叢。而下麵，水流在山穀淌動，傳來陣陣微弱的聲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們如何離開家園，那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仿佛我們隻是外出下館子：廚房的洗碗盆堆放著沾有肉丸夾餅殘渣的盤子，盛滿衣物的柳條籃子擺在門廊，被褥還沒疊好，衣櫥裏掛著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裝。起居室的牆上仍掛著壁毯，我媽媽的圖書仍擁擠地占據著爸爸書房裏的架子。我們出逃的跡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結婚照不見了，爺爺跟納迪爾國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張老照片杳然無蹤。衣櫥裏少了幾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麵筆記本也消失了。

    早晨，賈拉魯丁——五年來的第七個仆人——興許會以為我們出去散步或者兜風。我們沒有告訴他。在喀布爾，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為了獲得懸賞或者因為受到威脅，人們彼此告密：鄰居告發鄰居，兒童揭發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賣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邁德·查希爾，他在我13歲生日那天彈奏手風琴。他和幾個朋友開車去兜風，隨後有人在路邊發現他的屍體，有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腦。那些人無所不在，他們將喀布爾人分成兩派：告密的和沒有告密的。最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誰屬於哪一派。裁縫給你量身時，你幾句無心快語可能會讓你身處波勒卡其區的黑牢。對賣肉的老板抱怨幾句宵禁，你的下場很可能是在牢欄之後望著俄製步槍的槍管。甚至在吃晚飯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裏，人們說話也得深思熟慮——教室裏麵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教小孩監視父母，該監聽些什麽，該向誰告發。

    我三更半夜在這路邊幹什麽呢？我應當躺在床上，蓋著毯子，身旁放著一本毛邊的舊書。這肯定是一場夢，肯定是。明天早晨，我會醒來，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沒有那些陰沉著臉的俄國士兵在巡邏；沒有坦克在我的城市裏麵耀武揚威，它們的炮塔活像責難的手指那樣轉動；沒有斷壁殘垣，沒有宵禁，沒有俄**隊的運兵車在市場上迂回前進。這時，我聽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後討論到了賈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續了一根煙的時間。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證，他的兄弟有輛“很棒的、質量一流的”大卡車，到白沙瓦去可謂輕車熟路。“他閉上眼也能把你們送到那兒。”卡林說。我聽見他跟爸爸說，他和他的兄弟認識把守關卡的俄國和阿富汗士兵，他們建立了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這不是夢。一架“米格”戰鬥機突然從頭頂呼嘯而過，仿佛在提醒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裏的香煙，從腰間掏出一把手槍，指向天空，做出射擊的姿勢，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聲咒罵。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裏。跟著，不可避免地，我對著雜草叢吐出來，我的嘔吐聲和呻吟聲被米格震耳欲聾的轟鳴淹沒了。

    過了二十分鍾，我們停在瑪希帕的檢查站。司機沒熄火，跳下車去問候走上前來的聲音。鞋子踏上沙礫。短促的低聲交談。火機打火的聲音。“謝謝。”有人用俄語說。

    又一聲打火的火機聲。有人大笑，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聲讓我跳起來。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發笑的那個男人哼起歌來，帶著厚厚的俄國口音，含糊走調地唱著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禮歌謠：

    慢慢走，我心愛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開懸掛在卡車後麵的帆布，探進三張臉。一張是卡林，其他是兩個士兵，一個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個咧嘴而笑的俄國佬，臉龐像牛頭犬，嘴巴叼著香煙。在他們身後，一輪明月高懸在空中。卡林和那個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圖語談了幾句。我聽到一點——有關圖爾和他的黴運。俄國士兵把頭伸進卡車的後鬥，他哼著那首婚禮歌謠，手指敲打著卡車的後擋板。雖然月色昏暗，我還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掃視過一個又一個的乘客。盡管天氣寒冷，他的額頭仍有汗珠滲出。他的眼光落在那個戴著黑色披肩的婦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著她，朝卡林說了幾句俄語。卡林用俄語簡略地回答。那士兵聽了之後轉過身，更簡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開口說話，聲音低沉，曉之以理。但俄國士兵高聲說了幾句，他們兩個畏縮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變得緊張起來。卡林假咳幾聲，低下腦袋，他說俄國士兵想與那位女士單獨在卡車後麵相處半個鍾頭。

    那年輕的婦女拉下披肩，蓋住臉，淚如泉湧。她丈夫膝蓋上那個嬰孩也哭喊起來。那個丈夫的臉色變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樣蒼白，他跟卡林說，求求那個“士兵老爺”發發善心，也許他也有姐妹，也有母親，也許他還有妻子。俄國佬聽卡林說完，連珠炮般叫囂了幾句。

    “這是他放我們通過的代價，”卡林說，他不敢正視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們已經付出可觀的報酬，他得到了一大筆錢。”丈夫說。

    卡林跟俄國士兵交談。“他說……他說任何代價都有一點附加稅費。”

    那當頭，爸爸站起身。這回輪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將其抹開，拔起腿來，他站立的身影擋住了月光。“我要你跟這個家夥說幾句，”爸爸說，他在跟卡林說話，但眼睛直望著那個俄國兵，“你問他的羞恥到哪裏去了。”

    他們交談。“他說這是戰爭。戰爭無所謂羞恥。”

    “跟他說他錯了。戰爭不會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們甚至比和平時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漢不可嗎？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嗎？但我知道他不會——忍氣吞聲不是他的本性。問題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們上西天。

    俄國兵對卡林說了什麽，嘴角露出一絲邪笑。“老爺，”卡林說，“這些俄國佬跟我們不同，他們不懂得尊重、榮譽是什麽。”

    “他說什麽？”

    “他說在你腦袋射顆子彈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說不下去，但朝那個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彈掉手裏還沒吸完的香煙，取下他的手槍。看來爸爸要死在這裏了，我想，事情就會這麽發生。在我的腦海裏，我念了一段從課堂上學來的祈禱。

    “告訴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顆子彈，也不會讓這齷齪下流的事情發生。”爸爸說。我的心思一閃，回到六年前那個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處窺視。卡莫和瓦裏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緊放鬆，他的屁股前後晃動。我算哪門子英雄？隻擔心風箏。有時我也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親生兒子。

    臉龐像牛頭犬的俄國兵舉起他的槍。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說，拉著他的衣袖，“他真的會朝你開槍。”

    爸爸將我的手打開。“我什麽也沒教過你嗎？”他生氣地說，轉向那個一臉壞笑的士兵，“告訴他最好一槍就把我打死，因為如果我沒有倒下，我會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媽的。”

    聽完翻譯，俄國兵獰笑依然。他打開保險栓，將槍口對準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嚨，用雙手把臉掩住。

    槍聲響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歲，孤身一人，在這世上舉目無親。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裏呢？埋完之後我該去哪裏呢？

    但我睜開眼睛，看到爸爸仍站著，腦裏這些盤旋的念頭停止了。我看見又一個俄國兵，還有其他人。他的槍口朝天，冒出一陣煙霧。那個要射殺爸爸的士兵已經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禮。我從未像此刻一樣，又想笑又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