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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板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麵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描。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表帶到前台。”他說，匆匆寫著。

    “那是什麽？”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嗎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麽？”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描，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著“可疑”這個詞，我怎麽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麽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麽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麵，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裏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著站起來，手裏還拿著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個肮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麵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著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隻是歎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著彎曲的小胡子，一頭銀發。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描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裏想著如今我得帶著“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著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已經擴散。沒法開刀。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當然，可以做化療。”他說，“但那隻是治標不治本。”

    “那是什麽意思？”爸爸問。

    阿曼尼歎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隻能延遲它的到來。”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台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別在公眾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你以為你是誰？”

    塔赫裏將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姍姍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麵上的積水濺上人行道。爸爸點了根煙。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裏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爸爸將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著香煙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經決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該怎麽辦？”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一個成年人！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著帆布雨棚。“你會碰到什麽事情，你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別問這個問題。”

    他打開門，轉身對著我。“還有，別讓人知道這件事情，聽到沒有？別讓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然後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廳裏。那天剩下的時間裏，他坐在電視機前，一根接一根抽煙。我不知道他藐視的是什麽，或者是誰。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許是他從來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麽一陣，即使是癌症也沒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場去。我們星期六仍搜羅各處車庫賣場，爸爸當司機，我指路，並且在星期天擺攤。銅燈。棒球手套。壞了拉鏈的滑雪夾克。爸爸跟在那個古老的國家就認識的人互致問候，我和顧客為一兩塊錢討價還價。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為孤兒的日子並沒有隨著每次收攤漸漸逼近。

    塔赫裏將軍和他的太太有時會逛到我們這邊來。將軍仍是一派外交官風範，臉帶微笑跟我打招呼，用雙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裏太太的舉止顯得有些冷漠，但她會趁將軍不留神，偷偷低頭朝我微笑，投來一絲歉意的眼光。

    我記得那段歲月出現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爸爸在浴室裏呻吟。第一次發現他的枕頭上有血。執掌加油站三年以來，爸爸從未請過病假。又是一個第一次。

    等到那年萬聖節，星期六的下午剛過一半，爸爸就顯得疲累不堪，我下車去收購那些廢品時，他留在車上等待。到了感恩節，還沒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現，假雪灑在花旗鬆的枝椏上，爸爸呆在家裏，而我獨自開著那輛大眾巴士，穿梭在半島地區。

    在跳蚤市場，阿富汗人偶爾會對爸爸的消瘦議論紛紛。起初，他們阿諛奉承，問及爸爸飲食有何秘方。可是詢問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體重卻繼續下降。磅數不斷減少，再減少。他臉頰深陷，太陽穴鬆塌，眼睛深深凹進眼眶。

    接著，新年之後不久，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賣燈罩給一個壯碩的菲律賓人，我在大眾巴士裏麵東翻西找，尋找一條毛毯蓋住他的腿。

    “喂，小子，這個家夥需要幫忙！”菲律賓人焦急地喊道。我轉過身，發現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來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濕了胡子。他眼珠上翻，隻見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們湧過來。我聽見有人說發作了，另外有人說“快打911！”，我聽見一陣跑步聲。人群圍過來，天空變得陰暗。

    爸爸的泡沫變紅了，他在咬自己的舌頭。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說我在這裏爸爸，我在這裏，你會好的，我就在這裏。好像如此這般，我就能減緩他的病痛，讓它們不再煩我爸爸。我感到膝蓋一片潮濕。爸爸小便失禁了。噓，親愛的爸爸，我在這裏。你的兒子就在這裏。

    那個白胡子的大夫頭頂油光可鑒，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掃描。”他說。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燈箱上，用鉛筆帶橡皮擦的那頭指著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圖片，好像警察將凶手的大頭像展示給罹難者的家屬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腦看起來像個胡桃的切麵，點綴著幾個網球狀的灰色陰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轉移了。”他說，“他必須服用類固醇，以便縮減他大腦裏的腫塊，還得吃抗中風的藥物。我建議做放射線治療，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說我明白。我已經熟悉癌症的相關術語了。

    “那就好，”他說，看看他的尋呼機，“我得走了，不過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給我打傳呼。”

    “謝謝你。”

    那天晚上，我徹夜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診室擠滿了阿富汗人，有紐瓦克來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時的工程師。他們紛紛走進來，語調沉痛地向爸爸表達他們的敬意，祝福他盡早康複。那時爸爸已經醒了，他虛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過了一半，塔赫裏將軍和他太太也來了。索拉雅跟在後麵，我們對望了一眼，同時將眼光移開。“你好嗎，老朋友。”塔赫裏將軍說，捂著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著臂上的輸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將軍回以微笑。

    “你們不應如此麻煩的，你們大家。”爸爸呻吟著說。

    “這不麻煩。”塔赫裏太太說。

    “一點都不麻煩。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麽嗎？”塔赫裏將軍說，“什麽都行，請把我當成你的兄弟。”

    我記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起普什圖人的事情。我們也許頭腦頑固，我知道我們太過驕傲，可是，在危難的時刻，相信我，你會寧願在身邊的是普什圖人。

    爸爸在枕上搖搖頭：“你能到這裏來已經叫我很高興了。”將軍臉現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麽樣？親愛的阿米爾？你需要什麽東西嗎？”

    他竟然那樣看著我，眼中充滿慈愛……“不，謝謝，將軍大人。我……”我喉嚨一哽，淚水止不住掉下來，衝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燈箱邊上哭泣，就在那兒，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麵目。

    爸爸的門開了，索拉雅從他的病房走出來。她站在我身邊，穿著灰色的長衫和牛仔褲。她的頭發傾瀉而下。我想在她懷裏尋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爾。”她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卻拿不出什麽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麽嗎？”

    “不。”我擠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這是我們第一次碰觸。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臉上，眼睛上，然後任她抽走。“你最好還是回到裏麵去，不然你爸爸會出來找的。”

    她笑著點點頭，“那我回去。”她轉身離開。

    “索拉雅？”

    “怎麽啦？”

    “我很高興你來了。這對我……意味著一切。”

    隔了兩天，他們讓爸爸出院。他們請來一位放射線腫瘤學專家，遊說爸爸接受放射線治療。爸爸拒絕了。他們試圖讓我也加入到遊說的行列中去。但我見到爸爸臉上的表情，對他們表達謝意，在他們的表格上簽名，用那輛福特都靈將爸爸帶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發上，身上蓋著一條羊毛毯。我給他端來熱紅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後，輕而易舉地將他扶上來。他的肩側在我手中感覺就像鳥兒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兒瘦骨嶙峋，膚色很差。

    “需要我為你做些什麽嗎，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謝謝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辦點事情，如果你身體還撐得過去的話。”

    “什麽事？”

    “我想你幫我提親，我想你到塔赫裏將軍家裏去，向他提親。”

    爸爸的幹嘴唇綻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樹葉上的一點綠色。“你想好了嗎？”

    “我從來沒有這麽清楚過。”

    “你仔細考慮了嗎？”

    “當然，爸爸。”

    “那把電話給我，還有我那本小筆記本。”

    我眨眨眼：“現在？”

    “不然還等什麽時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電話給他，還有爸爸用來記錄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電話號碼的本子。他找到塔赫裏的號碼。撥號。把聽筒提到耳邊。我的心髒在胸口怦怦跳。

    “親愛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說，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謝謝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謝謝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會記住的，謝謝。將軍大人在家嗎？”停下。“謝謝。”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發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頭，塞在嘴裏，咬著它。爸爸輕輕哼笑。

    “將軍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將軍大人，我打電話來，是想問，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和塔赫裏太太，有件很榮譽的事情……是的……十一點剛剛好。到時見。再見。”

    他掛上電話。我們看著對方。我突然笑起來，爸爸也跟著加入。

    爸爸弄濕頭發，將其朝後梳。我幫他穿上幹淨的白襯衫，替他打好領帶，發現領口的紐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間多出了兩英寸的空間。我在想當爸爸逝去，該留下多大的虛空。我強迫自己想別的。他沒逝去，還沒有，今天應該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裝的上衣，我畢業那天他穿著那件，鬆鬆垮垮掛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厲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隻好把袖子卷起來。我彎腰替他綁好鞋帶。

    塔赫裏一家住在一座單層的平房裏麵，那一帶是弗裏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頂，還有個圍起的門廊，我看見上麵有幾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車，再溜回車裏。他倚著副駕駛座的車窗：“回家去吧，過一個小時我打電話給你。”

    “好的，爸爸。”我說，“好運。”

    他微笑。

    我驅車離開。透過觀後鏡，爸爸正走上塔赫裏家的車道，盡最後一次為人父的責任。

    我在我們住所的客廳走來走去，等待爸爸的電話。客廳長15步，寬10步半。如果將軍拒絕怎麽辦？要是他討厭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進廚房，查看烤爐上的時鍾。

    快到中午的時候電話響起。是爸爸。

    “怎麽樣？”

    “將軍同意了。”

    我鬆了一口氣。坐下，雙手顫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過親愛的索拉雅在閣樓她的房間裏麵，她想先跟你談談。”

    “好的。”

    爸爸對某個人說了幾句話，接著傳來兩下按鍵聲，他掛了電話。

    “阿米爾？”索拉雅的聲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說，換手握住聽筒。我在微笑。“我太高興了，不知道說什麽。”

    “我也很高興，阿米爾。我……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聽著，”她說，“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須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麽。”

    “你必須知道。我不想我們一開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寧願親口告訴你。”

    “如果那會讓你覺得好一些，你就告訴我吧。但是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電話那端沉默了好久。“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跟一個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時我十八歲……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們同居了將近一個月。弗吉尼亞所有的阿富汗人議論紛紛。”

    “最後爸爸找到我們。他站在門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裏，哭喊，尖叫，說我恨他……”

    “不管怎樣，我回家了，並且……”她在哭，“對不起。”我聽見她放低話筒，擦著鼻子。“對不起，”她又開始了，聲音有點嘶啞，“我回到家裏，發現媽媽中風了，她右半邊臉麻痹……我覺得很內疚。她本來不會這樣的。”

    “過後不久，爸爸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來了。”跟著一陣沉默。

    “你和你爸爸現在怎麽樣？”我說。

    “我們一直有分歧，現在還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頓，“那麽，我所說的讓你為難嗎？”

    “有一點。”我說。這次我對她說了真話。我不能欺騙她，在聽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後，說我的尊嚴毫發無傷是假的，畢竟我從來沒把女人帶上床。這讓我非常為難，但在讓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經想了好幾個星期。而每次到最後，總是回到同一個問題：我憑什麽去指責別人的過去？

    “你很為難，要改變主意嗎？”

    “不，索拉雅。沒那麽嚴重。”我說，“你無論說什麽，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來。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開了，說出來了，得到解決了。我張開嘴巴，差點告訴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對他說謊，把他趕出家門，還毀壞了爸爸和阿裏四十年的情誼。但我沒有。我懷疑，在很多方麵，索拉雅·塔赫裏都比我好得多。勇氣隻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