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帝國陛下拋出他的鹽政新法時，麵對朝廷即將失去的“厚利”，身為當朝丞相的陸秀夫竟然一言不發、無動於衷，很是令有些人不解。

    趙與珞事後就迫不及待地當麵詢問了他。

    陸秀夫卻笑了笑，看著趙與珞問道：“朝廷眼下缺錢？”

    老趙立刻點頭。

    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錢從來就沒夠用過。

    可陸秀夫仍然看著他。

    趙與珞遲疑了一下，又搖了搖頭。

    啥意思？

    趙與珞他知道，行朝現在仍“缺錢”，是由於複國江南後，隨著地盤的擴大，需要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

    你比如說在整個江南地區兌換北元留下來的寶鈔，還有各地的築城、安置流民等等，都不是什麽小的開支。

    再加上禁軍的規模越來越龐大，還要向西南和兩淮用兵，軍費支出更急劇增加。

    而與此同時，盡管朝廷擁有了江南大部，但福建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荊湖的很多地區都經曆了戰火。按朝廷過去的規定，它們就要免稅三年。再加上陛下的什麽“今守城一日，以後免稅一月；守城一月，免稅三年，”有些地方的免稅期還要長。

    因此，朝廷在田賦上的征收就遠不足以抵消開支的增加。

    但客觀地講，朝廷也絕不是像剛落腳瓊州時那樣，處處捉襟見肘。因為除了國債、寶行，現在的行朝僅是每年能拿出來的新錢就已很多。

    趙與珞最清楚，鑒於製錢方法與過去的不同，為了更好的管理、也是為了更好地控製，朝廷已根據陛下的提議，將惠州的阜民錢監改造成由財部直屬的帝國造幣所，並將原先在瓊州的造幣器械、人員全遷到了那裏，且加以擴大。

    選擇惠州，主要是考慮它臨海，運輸方便。

    同時正式製定了朝廷新的造幣規製，即：各地過去的錢監不再製錢，僅製作造幣材料。製成之後全運到惠州，由造幣所來統一製成新錢。

    其結果就是，這個新的規製訂立後，行朝在製錢的能力上進一步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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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過去年均銅錢製作能力為三百萬貫，同樣數量的錢幣，按新幣製，已經是三千萬貫。

    當集中生產、並有某種機械（盡管它很原始）存在的情況下，隻要您願意，這個製作能力都可以提高十倍。也就是達到三億貫，按後世的幣製是三十個億。

    當然，這仍隻是玩笑話。您既不能這樣做，以時代的條件，原料上也無法持久地滿足，今後還是要向紙幣發展。

    不過整個宋代在貨幣的發行上，已經基本囊括了後世的主要做法，足以令人借鑒。這點以後還會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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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與珞心裏想的是什麽，陸秀夫是能猜到的。

    他淡淡地說道：“陛下知道這些，所以他看重的不是朝廷又能多收多少錢。”

    趙與珞愣愣地看著陸秀夫。

    老趙發呆真的很正常，因為在他原本的觀念中，從來都是錢收的越多越好。過去的大宋對增加朝廷收入的官員，更多有褒獎。

    陸秀夫繼續說道：“他更關注的，是市麵上會否出現物價騰然。”

    “因為從朝廷來看，現在是還缺錢。而從天下著眼，朝廷放出去的錢，實際已不少，甚至今後還會更多。”

    “當年朝廷會子發行過濫，百物市價急升，百姓厭棄，曾經形成會子危機。而你我都知，陛下在瓊州的錢幣改製，其實還是把錢給輕了。這本應該出現錢輕物重，可瓊州和流求為何沒有出現物價騰然？”

    趙與珞露出了沉思之色。

    “這是由於陛下在瓊州實施了糧食的榷賣榷買，壓製了百物的市價。”

    陸秀夫的眼神已經變得意味深長。

    “如果以此觀之，他恐怕早已有所預料，所以當初才一定要朝廷控製糧食。現在推行新的鹽法，其目的仍然是為此。”

    “在陛下的心目中，與朝廷的幣製危機相比，區區的鹽利，已經算不得什麽了。何況朝廷並不是沒有錢。”

    國債、寶行、每年製成的新幣，糧價利差、關稅、商稅等等，就是這個“新鹽政”，雖然大幅減少了朝廷收入，每年仍有幾百萬貫的“鹽稅”（一人一年十斤鹽，四千萬人就是四百萬貫），朝廷的花費絕對是談不上極其緊張的。

    “而一旦市麵上物價騰然，不僅勢必會危及朝廷現行的幣製，更將影響到陛下以後的北伐大計。”

    趙與珞徹底無語。

    陸秀夫的學識、能力，無疑是要遠高於趙與珞的。

    事實上，憑他所處的職位，他早已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自陛下錢幣改製後，僅僅在十年的時間裏，行朝所投放出來的新錢數量就已極為龐大。

    大宋自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發行會子後，是用了近八十年的時間，從開始的一千萬貫，增至六億五千萬貫。其中最快的時期是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到理宗淳祐六年（1246年）的這十四年，從三億三千萬貫攀升到六億五千萬貫，年均增額為兩千多萬貫。由此，形成了會子危機。當時朝臣公認的看法就一條，“過濫”。

    而在他好學生的折騰下，盡管有了國債、寶行的舉措，行朝投放的錢幣也一年比一年多。可即使是在瓊州、流求如此狹小的地域內，行朝卻並沒有像過去那樣出現物價急劇上漲。這種反常，就不能不讓陸秀夫深思。

    話說回來，葉李能看到的事，陸秀夫就更不會看不出。所以他早已明白了陛下當年一定要推行糧食榷賣榷買之政背後真正的原因。

    這不僅是為了保障軍需，更是要“壓製物價騰然”。

    何況後來他還從他好學生的嘴裏得到證實。

    因為在景炎十二年陛下與他和宋瑞的那次密議中，他們三人不僅議定“經略西南”，同時還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朝廷要建立起所謂的“戰時體製”。

    當時對“戰時體製”中的“民政”，在他的追問下，陛下所給的解釋是：“安民，發展生產，在側重於軍事的前提下，盡力保障民生。此時尤其要防範物價騰然。”

    這就足以讓陸秀夫對陛下過去的有些行事脈絡和目的徹底了然於胸，他也就不難了解陛下推行“新鹽政”的真正目的。

    陸秀夫所具有的學識本就讓他很清楚，這個“新鹽法”其實一點都不新，完全可以說是對很久以前、朝廷在河北地區所用之法的一種改進。

    （宋代在這個鹽上，顛過來倒過去，采用了很多方法，其中的有些舉措，不僅為後世的明、清，甚至是南方政權所采用。這裏麵的內容太多，就不提了。）

    但“鹽”不僅屬於“開門七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一，為百姓生活之必須，且自古以來，它與“糧”還存在某種關聯。這種關聯反映在四個字上：“鬥米斤鹽”。

    雖然這種描述並非絕對的精確，可它的上漲，必然會推動物價的升高，影響到百姓的生活。

    而朝廷過去在鹽上所實行的榷賣榷買之法，卻抬高了鹽價，這顯然與陛下“戰時民政”中的“安民、保障民生、防範物價騰然”的宗旨不符。所以，為了更大的目的，那個狡詐的小子不惜舍棄了朝廷在鹽上麵的厚利。

    隻不過讓他無語的是，這又是與曆代的做法逆著來。

    陸秀夫的看法絕對還是到位的，他現在對他好學生真的不要太了解。但他也不可能知道，某人果斷地拋棄大宋舊製，同樣有後世的因素在內。

    因為雖然南宋在“鹽”上麵，年收入可能要高達近一億貫、十個億，可這仍然是毛毛雨。

    後世南方政權於抗戰退守西南時，在鹽稅上更曾達到過年收入七百多億。

    他們能做到這點，不僅“榷賣榷買”，而且還不斷地加稅。從戰爭爆發前的每百公斤鹽稅五元（這做法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是相當合理的），到戰爭開始後退守西南、變為每擔（50公斤）附加300元，一直發展到每擔附加7000元。理由當然是戰爭開支巨大。

    但是，隨著鹽價的上漲，古人所說的“鬥米斤鹽”必然會應驗。其結果就是，鹽價成為物價急劇上漲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雖然它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而物價漲上去容易，降下來就難了。

    其後更形成了可怕的、螺旋般上升的惡性通貨膨脹。

    急劇的通貨膨脹又會導致什麽後果？古書上也有，宋代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後人總結南方政權的敗因之一，主要是經濟崩潰，真的也沒說錯。

    “不能記住過去的人，勢必重複過去。”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恐怕也就是沒有記住那些已經記錄下來的曆史。

    帝國鹽政新法的實施，最終決定先在廣南東路試行，並且陛下秘密前往建康之前，更指定趙與珞和徐宗仁親自處理。於是才有了老趙和徐大尚書親赴鹽場之事。

    但“新鹽法”不過是於壓製物價的總目標下，對過去弊政的一種扭轉，某人拿它來開刀，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放開這個其實並非重要的物資之後，轉而控製其它東西。那些東西才應該在這時代被稱為真正的戰略物資，並為戰時經濟政策所注重。

    當下，帝國陛下看完了奏疏，他微微笑道：

    “老師，趙愛卿，先生，朕看這定得很好。朝廷可以公告天下，並在沿海諸鹽場一並推行。”

    隨即他想了想，再度拿出了另一份文書遞給了陸秀夫。

    “老師，趙愛卿，先生，自即日起，昭告天下：凡戰時期間，大宋境內的糧食、鐵器，包括各類兵器，棉、麻、毛、布帛；茶葉，藥材，皮革，一律隻許進，不得向外輸出。如有任何違抗朝命者，一次罰沒，二次抄沒家產，第三次，棄市。此定為戰時規製。”

    趙與珞和徐宗仁吃驚地相互看了一眼，現在事情又升級了。

    但陸秀夫從他的好學生眼中還看到了某種陰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