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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鳴扭頭對旁邊陪同的趙鐵錘和省委秘書長秦書海說：“趙老板，你和秘書長出麵，把農民工的火車票解決一下，讓他們安全返鄉。”

    趙鐵錘說：“好的，好的，我馬上就安排，一定給大家搞到火車票。”

    現在每到春節，就是農民工返鄉的高峰，他們一年到頭在外麵打工，不得和老婆、孩子團聚，隻有在年關的時候，他們才能休息幾天，過幾天人的日子。但是，由於中國在外的流動人口太多，陡然出現的春運高峰，讓中國的鐵路係統，無法保證把每一個人按時送到家裏，這些農民工，為了買到一張回家的火車票，甚至需要幾天幾夜不睡覺，在火車站的售票大廳通宵排隊。他們身上披著軍大衣，或者披著棉絮，幾天幾夜不洗臉，不刮胡子，為了買一張火車票，和野人基本上差不多了。有的體力不好的，或者有病的，當時就暈倒在火車站售票大廳裏的，年年都有。

    去年江城市火車站售票大廳裏就死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聽說是排了三天三夜的隊，又累又困，心裏一急，就突發了心髒病，躺下就死了。等救護車趕到的時候，人已經不行了。後來直接就送去了殯儀館。這件事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後，引起了省長劉放明的注意，他親自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做好農民工的返鄉工作，在各個農民工集中的工地上，開展送票上門的服務。這些措施，確實解決了一部分農民工回家的車票問題。

    現在那些路程不太遠的，有的甚至選擇騎摩托車回家過年。西江省是勞務輸出大省，每年在廣東打工的農民工，號稱七百多萬，每到春節鄰近的那一段時間，在廣東和西江省的交界處，都可以看到浩浩蕩蕩的摩托車大軍，不分晝夜，像潮水一樣湧滿了各個交通要道。那些騎摩托回家的農民工，有的是單獨一個小夥子或者是中年男人；有的是小兩口，男人騎車，後麵坐著自己的女人；有的是拖家帶口，中間坐著小孩，後麵坐著妻子。由於回家過年的時候，都是天寒地凍的時節，氣溫低，路況差，又長時間騎車，如果不注意休息，往往造成摩托車手手腳麻木，四肢僵硬，判斷力降低，再趕上下雪或者下雨，出車禍的概率非常高，這條本來應該是溫馨的回家之路，往往變成了災難之路、死亡之路，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消失在這條回家的路上，沒有人做過完整的統計，人們隻是從新聞媒體偶爾的報道中，才得以窺見一斑。

    去年年關，西江省電視台和東城市電視台，聯合做了一個報道，欄目叫“溫暖回家路”，王一鳴在住處看新聞，才知道這些情況。從電視畫麵裏，他看到那些騎摩托車回家的滾滾鐵流中，一個個摩托車手全副武裝，戴著頭盔，穿著厚厚的羽絨服，戴著棉手套，腳上腿上，綁著一層塑料布。摩托車後麵的行李架上，綁著大包小包的東西，估計都是買的回家過年的物品和行李。有的是一家三口，乘一輛摩托車回家。

    記者采訪了一個小夥子，他是一個人騎車回家，問他為什麽選擇騎摩托車回家過年。小夥子說：“方便，火車票不好買。”

    記者問：“你家是哪裏的？”

    小夥子說：“龍江市江左縣的。”

    記者問：“你要騎多久才能到家？”

    小夥子說：“還不好說，走走歇歇，估計得三個白天。夜裏我不走，路上都是大貨車，燈光太刺眼，不安全。我不急，慢慢走，安全第一，累了我就找個旅店住下來，休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記者問：“你一個人還是有伴？”

    小夥子一指旁邊的幾個騎摩托車的小夥子說：“我們是十幾個，一個車隊，大家都是老鄉，走在路上，相互有個照應。”

    過了幾天，還是這個欄目，報道了在西江省東城市外環路上，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一輛拉沙石的泥頭車，在一個路口拐彎的時候，把一輛正常行駛的摩托車，卷在了車輪下，摩托車上的三個人，當場斃命。泥頭車後麵的兩排車輪，從這輛倒下的摩托車上麵碾過，三個人一個被從頭部碾壓，兩個被從胸腹部碾壓，現場的畫麵慘不忍睹。後來經交警查實，摩托車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婦兩個都才三十多歲，在廣東東莞的一家鞋廠打工，他們夫婦兩個，帶著一個八歲的男孩回家過年，從廣東東莞騎摩托車，已經走了四百多公裏的路程，眼看著馬上就到家了，他們家是東城市郊區下麵的一個鄉鎮的，離他們的出事的地方，隻有區區十幾公裏路程了。

    看了這個報道，王一鳴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淚就掉了下來。他想到，如果當初自己沒有考上大學，說不定自己的命運就是這個樣子的。改革開放幾十年，我們的國家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有錢人，他們可以和國外的富翁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了，可以天天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擲千金，絲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這樣一大批人，他們收入低，或者幹脆沒有固定的收入，靠撿破爛或者小偷小摸為生，得了病沒有錢看，小病往往會拖成個大病，最後淒慘地離開這個世界。他們一天一天，掙紮在死亡線的邊緣。

    有的在外麵打短工，那些又髒又累沒有人幹的活，他們幹。為了掙錢糊口，他們下煤窯，挖礦山，在地下幾百米的巷道內，每天和死神擦肩而過。他們過著奴隸一樣的生活，說是當牛做馬一點也不過分，網上有個笑話，調侃農民工的日子，說是一天一天，吃的比豬都差，幹的比牛都累，活的連狗都不如。他們是新時代的“包身工”，是“蘆柴棒”，是“賣火柴的小女孩”。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弱勢群體。

    他們無聲無息地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又無聲無息地從這個世界上離開，他們是天量財富的創造者，正是由於他們機器人一樣的勞動，中國才成為了世界第一的製造業大國。他們辛勤的勞動，創造了城市的高樓大廈，霓虹閃爍，還有百貨商店裏那堆積如山、琳琅滿目的商品，但是，他們又是命運的棄兒，他們微博的工資收入，不能夠帶來命運的根本改變，他們省吃儉用，一年的收入，竟然買不起城市裏的一平方米樓房。他們隻能像候鳥一樣，輾轉在城鄉之間，直到年老了，再也幹不動了，他們就回到屬於自己的破敗的鄉村，在那裏，度過殘生。他們這個時候，已經是年老體衰，甚至是滿身的傷痛，他們被城市所拋棄，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

    這就是中國幾億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運。

    每每想到這一點，王一鳴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無奈，他在思考，怎麽樣才能走出這個迷局，為什麽中國人這麽勤勞卻不能致富。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窮的社會，怎麽能夠永遠和諧？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東聊天的時候，他問魏正東：“正東兄，你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你怎麽看這個問題？”

    魏正東鄭重其事地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問題，都是一天一天積累下來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個沒有長遠規劃，沒有戰略設計，沒有細節考量的籠統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偉人的表述就是‘摸石頭過河’。至於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究竟要過什麽樣的河，河裏有險灘或者暗礁怎麽辦？什麽樣的石頭可以摸，什麽樣的石頭不可以摸，摸不著石頭怎麽辦？莽撞地硬過河溺死了怎麽辦？嗆水了還過不過？對這些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幾乎沒有做過什麽嚴謹的論。隻是說‘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所以，中國就像一列按照慣性高速運轉的火車，越開越快，速度第一，其他的都靠後。幾十年下來，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到了今天，成了連環套，一個套著一個，想解決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就帶出來了。你看，農民工打工這一項，就牽涉著農民增收難，農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畝耕地，靠種莊稼連維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難。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開鍋，要看病吧，要買農藥化肥吧，要應酬紅白事吧，子女上學，老年人養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掙錢。青壯年勞力出去了，村子裏都是老弱病殘的天下了。這樣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就出來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城市的房價太貴問題，農民工兩口子的夫妻X生活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城市的賣淫**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甚至火車票問題，等等等等，一係列問題都來了，怎麽解決？牽一發而動全身，扯起葫蘆連著瓢，你光解決一個問題，根本不能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都是治標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