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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事許譽卿就去問袁崇煥，用什麽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內平遼。袁崇煥道：“我這樣說，是想要寬慰皇上。”許譽卿已服侍崇禎將近一年，明白皇帝的個性，袁崇煥卻是第一次見到皇帝。許譽卿於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豈可隨便奏對？到五年期滿，那時你還沒有平遼，那怎麽得了？”袁崇煥一聽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剛才的話說得有些誇張了。

    他答應崇禎五年之內可以平定滿清、恢複全遼，實在是一時衝動的口不擇言，事實上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袁崇煥和崇禎第一次見麵，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大概他見這位十七歲半的少年皇帝很著急，就隨口安慰。

    過了一會，皇帝又出來。袁崇煥於是又奏道：“建州已處心積慮的準備了四十年，這局麵原是很不易處理的。但皇上注意邊疆事務，日夜憂心，臣又怎敢說難？這五年之中，必須事事應手，首先是錢糧。”崇禎立即諭知代理戶部尚書的右侍郎王家楨，必須著力措辦，不可令得關遼軍中錢糧不足。

    袁崇煥又請器械，說：“建州準備充分，器械犀利，馬匹壯健，久經訓練。今後解到邊疆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今後解去關遼的器械，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辦。”

    袁崇煥又奏：“五年之中，變化很大。必須吏部與兵部與臣充分合作。應當選用的人員便即任命，不應當任用的，不可隨便派下來。”崇禎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將袁崇煥的要求諭知。

    袁崇煥又奏：“以臣的力量，製全遼是有餘的，但要平息眾人的紛紛議論，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與皇上就隔得很遠，忌功妒能的人一定會有的。這些人即使敬懼皇上的法度，不敢亂用權力來搗亂臣的事務，但不免會大發議論，擾亂臣的方略。”崇禎站起身來，傾聽他的說話，聽了很久，說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條，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統一事權。崇禎認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事後，賜袁崇煥酒饌。

    袁崇煥辭出之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基本戰略的三個原則：[5]“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代兵製，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往。因此守遼的部隊來自四麵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首先對守禦關遼不大關心，戰鬥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時期，便遣回家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認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保護家鄉，抗敵勇敢，又習於寒冷氣候。訓練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長期薰陶不為功，不能今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換。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逐步擴大防守地域，既省糧餉，又可不斷的收複失地。

    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明兵打野戰的戰鬥力不及習於騎射的清兵，這是先天的限製，不易短期內扭轉過來，但大炮的威力卻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長，守堅城而用大炮，立於不敗之地。隻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敵不意之時，才和清兵打野戰。為了爭取時間來訓練軍隊、加強城防，有時還須在適當時機中與敵方議和，這是輔助性的戰略。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執行上述方策之時，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踏實地，慢慢的推進。絕對不可冒險輕進，以致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這三個基本戰略，是他總結了明清之間數次大戰役而得出來的結論。明軍三次大敗，都敗於野戰，以致全軍覆沒；寧遠兩次大捷，都在於守堅城、用大炮。

    這基本戰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轉形勢，轉守為攻。但他耽心兩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對他不信任，二是敵人挑撥離間，散布謠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對此特別強調。他聲明在先，軍隊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蠻勁，幹事不依常規，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穩，麵麵俱圓，那做不到。總而言之：“我不顧自己性命，給皇上辦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請皇上不必理會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立功勳，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辭謝了。

    崇禎這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任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料中，終於被處極刑。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嶽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切無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其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後來何酷。

    其間的分別是，嶽飛當時對自己後來的命運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煥卻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將來難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敵人的離間之計，卻還是要去擔任艱危，這番舍身赴難的心情，更令後人深深歎息。

    [1]陳子壯：“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籌在握奇。”梁國棟：“笑倚戎車克壯猷，關前氛祲仗誰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護錦州。”傅於亮：“天山自昔憑三箭，遼左而今仗一夫。秉鉞紛紛論製勝，笑談尊俎似君無？”鄧楨：“冠加薦角峨應甚，賜有龍文許自專（指尚方劍）。借箸獨當天下計，折衝隨運掌中權。”鄺瑞露：“行矣莫忘黃石語，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帳夜懸南海月，談鋒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憐天下士，高歌誰是眼中人？”鄺瑞露即鄺湛若，廣東名士，南海人，後助守廣州，清兵破城時不屈而死。

    [2]近人葉恭綽題袁崇煥墓有句雲：“遊仙黃石空餘願”。自注：“袁再起督師，諸友餞別詩多以黃石、赤鬆為言，疑有所諷，惜袁不悟。”其實不是袁崇煥不悟；張良是功成身退而從赤鬆子遊，袁崇煥根本沒有機會“功成”，自然談不上“身退”。不過以他的熱血熱腸，即使是功成了，多半還是不肯身退的，勢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袁崇煥不是明哲保身的“智士”，而是奮不顧身的“烈士”。

    [3]對崇禎本應稱朱由檢、思宗、莊烈帝、懷宗、毅宗，或崇禎皇帝。本文以他年號稱呼，是習慣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稱清聖祖為康熙、清高宗為乾隆。

    [4]崇禎召見袁崇煥的情形與對話，主要根據李遜之所著《三朝野記》與文秉所著《烈皇小識》兩書，其後周延儒對袁崇煥的中傷，也根據這兩書所載。李遜之的父親李應升是反對魏忠賢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孫，他父親文震孟在崇禎時任大學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啟年間上奏，直指皇帝諸事不理，猶如“傀儡登場”，朝政全由魏忠賢擺布。魏忠賢於是叫了一班傀儡戲，到宮中演給熹宗看，熹宗看得大樂。魏忠賢便說：“文震孟說皇上是傀儡登場，那就是這樣子了。”熹宗當然大怒，將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遜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視名聲與節操，他們記載朝中大事，應該相當可靠。此外並參考《崇禎實錄》及《崇禎長編》之崇禎元年記事。

    [5]《明史·袁崇煥傳》中引述他的奏章：“恢複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寧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餉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譙樓上。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餉，相差還是很多，又向寧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兵士的糧餉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本來是中央政府財政部的事。連寧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餉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與財政的腐敗。畢自肅在二次寧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軍中勇將，幾大戰役中血戰有名。

    袁崇煥於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將兵變平定了。

    但京裏的餉銀仍然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如果這時清軍來攻，寧遠與錦州怎麽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袁崇煥有什麽法子？隻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餉。

    崇禎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他一方麵接受財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麵對於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滿。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噪，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餉，一定另有隱情。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現在各處兵卒為什麽動輒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禎道：“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那裏又會到這地步呢？”

    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禎聽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於這四個字，向著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明史·周延儒傳》：“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標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隻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禎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禎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惡”當然也就是奸。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落第，到三十五歲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進士，相貌相當不漂亮，[1]性格則是十分的鯁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死守不屈。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隻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也都有這種精神？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禎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搖。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崇禎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什麽卻不斷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內帑’，為什麽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內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因為戶部答覆袁崇煥說，國庫裏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餉。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隱含威脅，崇禎自然更加生氣。

    那知百官眾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有陸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禎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連續四個月領不到糧餉，吵了起來。崇禎不怪自己不發餉，卻怪帶兵的將帥對待士兵的態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餉，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崇禎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標，隻好發給他。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崇禎大為讚成：“此說良是。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幹涸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憂形於色，所有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