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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當時有人說，袁崇煥不應該當場殺了毛文龍，應將他逮捕，送到北京去請崇禎處理，或者先請皇帝批準而再殺他。當時大學者黃梨洲評論說：“文龍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緡（兩），不應則跋扈，恐嚇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則其內懷異誌非一日也。”梨洲又雲：“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崇煥朝請，文龍夕知。”朝廷中的大官收受毛文龍賄賂甚多，袁崇煥一提出申請，毛文龍即刻知道，有了防備，極可能激得他起兵造反。如將他逮捕送去北京，他部下官兵很多是他義子義孫，有可能動武搶奪，引起內戰。就像《三國演義》中寫魏大將鄧艾在蜀被朝廷下令擒入囚車，鄧的部屬武力搶奪囚車。

    第五：也有人說，袁崇煥去寧遠當統帥之前，決心整肅軍紀，要殺毛文龍，和首輔錢龍錫商議。其實他直接請示皇帝更好，因為崇禎先得到殺毛的訊息之後，袁再殺毛，崇禎就不會驚愕恐懼，害怕袁崇煥權太大。然而崇禎更信任宦官廠衛，而這些宦官廠衛都收受毛文龍的賄賂，袁崇煥對皇帝一說，毛文龍很快就知道了。

    春秋時，《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向吳王表演治軍之法，要殺吳王的兩名愛姬，因二姬不奉軍令，嬉笑不絕。吳王大驚，派人去向孫子說：“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還是斬了兩個愛姬，部隊肅然，奉命惟謹。吳王不悅，說：“我知道你善用兵了，將軍請下去休息罷，我不想再看了。”吳王雖然心痛愛姬之死，還是接受伍子胥的勸告，重用孫子帶兵，破楚、滅越、威齊，吳國霸於天下。

    崇禎的度量，比之吳王闔閭是差得多了。見識也差得多了。

    崇禎因袁崇煥殺毛文龍而殺袁，等於三國時蜀漢的劉禪因諸葛亮斬了馬謖，把諸葛亮殺了。

    [1]督師本來比總督略高，但在於謙的時候還沒有設督師，當時總督是地位最高的帶兵文官。見吳：〈明代的軍兵〉。

    [2]即今遼寧省丹東市之北的九連城，與朝鮮的義州隔鴨綠江相對。

    [3]皮島在朝鮮寫作椵島。這個“椵”字，漢文音“駕”，但朝鮮人讀作pi音，所以中國人就簡稱為皮島。有一本相當流行的講清史的通俗著作說皮島即海洋島，地理弄錯了。海洋島在皮島和大連之間，離皮島約一百海裏。皮島是朝鮮地方，海洋島是中國地方。皮島在黃海中，身彌島之西，大和島之北。麵積不大。

    [4]據朝鮮派去皮島的使者記載：毛文龍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寵妾八九人，珠翠滿身，侍女甚多。

    [5]一般書籍（包括《明史》）上記載，都說袁毛的會晤地是在雙島。《荊駝逸史》中輯有〈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一文，采用的是日記體，從五月廿二日袁崇煥出發到六月十一日回寧遠，逐日記錄海程、所經島嶼、風勢、船隻、兵員、官員姓名等等，十分詳盡，作者顯然是袁崇煥隨行的幕僚或部屬。他寫作態度異常忠實，對於袁毛密談三日三夜，因他沒有參與或聽到密談，所以隻記兩人“二更後方散”、“密語三更方散”，記錄兩人密談後的神色，卻不記密語內容，全無憑空推測的言辭，合於現代要求最嚴格的報導體。該書記載袁毛相會的地點是在島山，離旅順陸路十八裏，水路四十裏，距雙島有半日水程，中間隔了鬆木島、豬島、蛇島、蝦蟆島等許多島嶼。我比較各種資料，覺得島山的說法似較可信。

    [6]〈始末記〉記載當時情形說：“酒敘至終，（袁）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態。”

    [7]後來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龍的義孫，那時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8]袁崇煥奏本：“……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製，欲擒之還朝，待皇上處分。然一擒則其下必哄然，事將不測。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誅之頃刻，則眾無得為。文龍死，諸冀惡者念便斷矣……但文龍大帥，非臣所得擅誅。便宜專殺，臣不覺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實萬不得已也。謹據實奏聞，席敝待誅，惟皇上斧鉞之，天下是非之，臣臨奏，不勝戰懼惶悚之至。”

    [9]崇禎二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毛文龍懸踞海上，糜餉冒功，朝命頻違，節製不受。近複提兵進登，索餉要挾，跋扈叵測。且通夷有跡，犄角無資，掣肘兼礙。卿能周慮猝圖，聲罪正法，事關封疆安全，閫外原不中製，不必引罪。一切處置事宜，遵照敕諭行，仍聽相機行事。”（《明清史料》第八編）

    [10]梁啟超在《袁崇煥傳》中說：“吾以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梃為諸降王長？”意思說，毛文龍如果不死，說不定他反而是投降清朝的第一大降王呢。然而這也是揣測之辭了。

    [11]陳玉樹《後樂堂集》〈袁崇煥殺毛文龍論〉：“崇煥以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兼登、萊、天津軍務，賜尚方劍，便宜從事。明製：督師賜尚方者，得斬總兵以下。是崇煥本有專殺之權者也。”

    十二

    這時候朝廷又欠餉不發了。袁崇煥再上奏章，深深憂慮又會發生兵變，更憂慮兵卒嘩變後不再接受安撫，從此變為“大盜”。他說一定要發生一次兵變，才發一次欠餉，而發了欠餉之後，又一定將負責官員捉去殺了一批，這樣下去，永遠是“欠餉—兵變—發餉—殺官—欠餉”的惡性循環。[1]這道奏章，當然隻有再度加深崇禎對他的憎恨。

    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首當其衝的，正是剛剛發生過索餉兵變的遵化。

    明朝初年為了防備蒙古人，對北方邊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築了長城，設立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統偏頭、寧武、雁門三關）、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九大邊防軍區，那便是所謂“九邊”。東起鴨綠江，西至酒泉，綿延數千裏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駐守。但後來注意力集中於遼東，其他八鎮的防務就廢弛了。

    明太祖本來建都南京，成祖因為在北京起家，將都城遷了過去。在中國整個地形上，北京偏於東北，和財賦來源的東南相距甚遠。最不利的是，北京離開國防第一線的長城隻一百多裏，敵軍一攻破長城，快馬奔馳半天，就兵臨北京城下。金元兩朝以北京為首都，因為它們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變，可以立刻轉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況卻根本不同。成祖對蒙古采取攻勢，建都北京便於進攻，後來兵力衰弱，北京地勢上的弱點立刻暴露無遺。[2]本來，兩個互相敵對的社會是不可能長期對峙的，僵持一段時期之後，終究是非進則退。[3]明朝既堅決不肯和滿清議和，形勢上又無力進攻，再將京城暴露在敵人大兵團朝發夕至的極近距離之內，根本戰略完全錯誤。以漢人為主的中華民族所以偉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農工商經濟，征戰本非所長，[4]如果基本戰略一錯，局勢就難以收拾了。

    滿清這次進軍皇太極親自帶兵，集兵十餘萬，知道袁崇煥守在東路，攻打不進，於是由蒙古兵作先導，繞道西路進攻。出發前對王公大臣說：“明朝倘若肯和，我們采參開礦，與他們交易，換來布疋，大家共享太平，豈不極好？但我幾次三番的求和，明朝總是不允，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達喀喇沁的青城。這條路很遠，行軍不便，諸將見到了前途的艱難，不少人便主張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爾泰兩大貝勒主張最力，認為：深入敵境，勞師襲遠，如果糧匱馬疲，又怎麽回得去？縱使攻進了長城，明人勢必聚集各路兵馬圍攻，我們便寡不敵眾，要是後路遭到堵截，恐無歸路。金人的根本是在遼寧、吉林一帶。從山海關進攻北京，那是安全的進軍路線，如果打不勝，退回去就是了。現在遠遠的繞道蒙古，當時運輸工具簡陋，糧草很容易接濟不上。那時代善四十九歲，是皇太極的二哥，莽古爾泰四十三歲，是皇太極的五哥，兩人都在四大貝勒之列，權勢頗大，比較老成持重。

    少壯派大將嶽托與濟爾哈朗等人則支持皇太極（當時三十八歲，排行第八）的進軍主張。嶽托是代善的兒子，當時年齡不詳，相信最多三十歲，濟爾哈朗是皇太極的堂弟，三十四歲，都是勇氣十足。那日開軍事會議密商，直開到深夜，在皇太極的堅持下決定繼續進攻。但皇太極也知道此行極險，第二日早晨重申軍令，不準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準酗酒，采取柴草時必須眾人同行，不可落單，充分顯露了戰戰兢兢的心情。皇太極愛讀《三國演義》，這次出師，很有鄧艾伐蜀、深入險地的意味。[5]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極命嶽托、濟爾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濟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他自己親率中軍攻洪山口。三路先後攻克，進入長城，進迫遵化。

    袁崇煥於十月廿八日得訊，立即兵分兩路，北路派鎮守山海關的趙率教帶騎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壽、何可綱等大將從南路西去保衛北京。沿途所經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都留兵布防，準備截斷清兵的歸路。

    崇禎正在惶急萬狀之際，聽得袁崇煥來援，自然是喜從天降，大大嘉獎，發內帑勞軍（這次是心甘情願了），發表袁崇煥作各路援軍總司令。[6]

    袁崇煥部十一月初趕到薊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與清兵在馬升橋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勝。清軍半夜裏退兵。

    但北路援軍卻遭到了重大挫敗。趙率教急馳西援，到達三屯營時，總兵朱國彥竟緊閉城門，不讓他部隊進城。趙率教無奈，隻得領兵向西迎敵，在遵化城外大戰，疲兵被清軍阿濟格所部的左路軍包圍殲滅，趙率教中箭陣亡。遵化陷落，巡撫王元雅自殺。

    清軍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牧馬廠，兵勢如風，攻向北京。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中途堵截，都被擊潰。滿、侯兩部兵馬退保北京。

    袁崇煥得到趙率教陣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傷心愛將之死，又知局麵嚴重，於是兩日兩夜急行軍三百餘裏，比清軍早到了二天，駐軍於北京廣渠門外。

    袁崇煥一到，崇禎立即召見，大加慰勞，要他奏明對付清兵的方略，賜禦饌和貂裘。同時召見的還有滿桂。他解去衣服，將全身累累傷疤給皇帝看，崇禎大為讚歎。袁崇煥以士馬疲勞，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禎心中頗有疑忌，不許他部隊入城。袁崇煥要求屯兵外城，崇禎也不準，一定要他們在城外野戰。對強大而唯一的援軍不加支持，反而處處疑忌為難，不給部隊以休息機會，崇禎采取的是自殺政策。

    清兵東攻，一路上勢如破竹，在高密店偵知袁軍已到，大驚失色，萬萬想不到袁崇煥會來得這樣快。

    二十日，兩軍在廣渠門外大戰。袁崇煥這時候不能再輕袍緩帶、談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親自上陣督戰。從上午八時打到下午四時，惡鬥八小時，勝負不決。

    滿桂率兵五千守德勝門。當時北京軍民在城頭觀戰，但見清兵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下來，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一場激戰，滿桂受傷，血染征袍，五千兵隻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驚膽裂。北京城頭守軍放大炮支援滿桂，但炮術奇差，炮彈打入滿桂軍中，殺傷了不少士卒。

    主戰場是在廣渠門。清兵是八旗兵中的精銳，領軍的是莽古爾泰、多爾袞、阿巴泰、多鐸、豪格，清軍最厲害的大將都在這一翼，除鑲藍旗、鑲白旗、正白旗三旗精兵外，還有二千蒙古兵。袁崇煥、祖大壽率部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頭守軍沒有放炮支援袁軍），清兵終於不支敗退，退了十餘裏。袁軍直追殺到運河邊上。這場血戰，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袁崇煥也中箭受傷。[7]

    這一役之後，清兵眾貝勒開會檢討。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為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作戰，然而並不是膽怯。我怎麽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8]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皇太極與諸貝勒都說：“十五年來，從未遇到過袁崇煥這樣的勁敵。”於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駐兵在海子、采囿之間。

    袁崇煥來援北京時，因十萬火急，隻帶了馬軍五千作先頭部隊，其後又到了騎兵四千，廣渠門這場大戰，是以九千兵當十餘萬大軍，其實是勝得十分僥幸的。當時一來袁軍一鼓作氣，奮勇抗敵，二來清軍突然遇到袁軍，心中先已怯了，鬥誌不堅。

    袁崇煥知道這一仗僥幸獲勝，在軍事上並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貪圖僥幸。他對部屬說：“按照兵法，僥幸得勝，比打敗仗還要不好。”因為碰運氣而打勝，也可因運氣不好而敗，一敗就不可收拾。但如謀定而後戰，事先籌劃好第二個步驟，即使敗了一仗，也無大患。可是崇禎見清兵沒有遠退，不斷的催促袁崇煥出戰。袁崇煥說，估計關寧步兵全軍於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軍到達，就可和清兵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