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位於大明宮西側，與麟德殿、金鑾殿相鄰。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猶文苑。翰林一詞最早見於漢代文學家揚雄的《長楊賦》。而以其名官，則始於唐代。

    唐代翰林院何時設置﹐目前尚無定論﹐史載多見於唐玄宗時。當時在翰林院供職的有詞學﹑經術﹑合煉(煉丹)﹑僧﹑道﹑卜﹑祝﹑術﹑藝﹑書﹑弈等各色人才﹐稱為待詔﹐即聽候皇帝隨時召見和差遣。其中詞學之士最受重視。

    起草詔製本是中書舍人的專職﹐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擬詔製的事例﹐唐高宗﹑武後時的北門學士劉懿之﹑周思茂﹑元萬頃等尤為著名﹐僅當時還沒有設專門機構。唐玄宗感到中書舍人草擬詔製的製度難以保守機密和應付急需﹐因此﹐他挑選擅長文學的親信官員如張說﹑張九齡﹑徐安貞等人充翰林院待詔﹐以備起草急詔(兼撰擬詩文)﹐又稱翰林供奉。

    翰林院設置在宮內深處﹐麟德殿之西﹐比屬於中書省的中書舍人院更接近於寢宮內殿(這是在長安大明宮內的情況﹐皇帝若住在興慶宮﹑西內或東都時﹐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書舍人院密近)。大致由於待詔翰林的各色人才很雜﹐不能保證機密不外泄﹐故開元二十六年(738)﹐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學士院﹐專供草擬詔製者居住﹐供職者稱翰林學士(簡稱學士)。

    學士院建立之後﹐待詔於原翰林院的文學之士仍稱供奉或待詔﹐也有學士與待詔二名兼稱者﹐如天寶七載(748)所立的《封北嶽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題銜名為“直翰林院學士供奉”。這種待詔於舊翰林院的文學藝能之士長期存在﹐而且為數甚多﹐據《順宗實錄》記載﹐順宗即位後﹐曾一次即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棋諸待詔者三十二人﹐可見人數之眾。而順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詔﹐王伓是詩書待詔(見二王八司馬)。

    學士本是文學儒生的泛稱﹐後來隨著各類機構的設置而成為一種差遣職﹐如唐代有弘文館﹑崇賢館﹑集賢院等學士。張說入充翰林院待詔時也是集賢院學士。供職於翰林學士院的學士也是差遣職﹐本身並無秩品﹐都帶本官﹐上自尚書(三品)﹐下至校書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書舍人充任的。初置時並無員額﹐少或一兩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選。後來依照中書舍人之例﹐置學士六人﹐擇其中資曆深者一人為“承旨”。

    安史之亂以後﹐軍事頻繁﹐“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於其間起著極大作用﹐地位愈來愈重要﹐不但在草擬詔製方麵分割了中書舍人之權﹐也在參謀密計方麵分割了宰相之權。唐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因此被稱為“內相”。唐憲宗以後﹐翰林學士承旨往往晉升為宰相。

    學士院設置之後﹐與中書舍人院有了明確分工。學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製﹐稱為“內製”﹐用白麻紙書寫﹐故又稱“白麻”﹔中書舍人所起草的則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稱為“外製”﹐用黃麻紙書寫﹐故又稱“黃麻”。有時翰林學士缺人﹐也臨時召取中書舍人代草內製﹐但不經常。此外﹐還有專侍皇帝讀書寫字的侍讀學士﹑侍書學士﹐則不負起草詔製之責。

    翰林學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寶曆二年(826)曾打算別置東頭學士以抑之﹐由於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殺﹐這個計劃沒有實現﹐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親而疏的發展規律。

    學士院有兩名由宦官充任的學士院使(或稱翰林院使)﹐在皇帝與翰林學士間起傳達聯係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這是唐代後期宦官專政情況下的產物。

    後晉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廢除翰林學士﹐將草擬詔製之權歸還中書舍人﹐但不久又恢複。

    此後翰林院長期存在於在中國曆史中，並一直帶有濃厚學術色彩。盡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動，但性質卻無大變化，直至伴隨著傳統時代的結束而壽終正寢。在院任職與曾經任職者，被稱為翰林官，簡稱翰林，是傳統社會中層次最高的士人群體。

    ——整理來自大明宮劇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