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奴性張寶同 2017.7.4

    前兩天和一些朋友在閑聊時，不知怎麽就說起了中國人的奴性。朋友氣憤地舉例說，一個隻有100名日本鬼子駐守的縣城，有著幾十萬的中國人，可是，受奴役受欺壓，甚至是被人任意宰割的中國人卻沒有人起來反抗。還有位國民黨的將領也曾說過，在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曾有二十名的日本鬼子押著二千多名中國被俘的軍人，如果他們當時能奮起反抗，也許死去的人就不會是兩千人，而頂多隻是幾十人或幾百人。可是，二千名中國人就是那樣地束手待斃，被二十名日本兵用機槍全部射殺了。說起這樣的事件，我們沒有不氣憤不痛心的，沒有人不責怪我們中國人奴性十足，沒有血性和骨氣。

    關於中國人的奴性，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種特點和特性。這種特點和特性已經通過基因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遺傳了幾千年了，確實是根深蒂固，習以為常了。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哀，承載著多少中華民族的苦難與悲劇。

    中國人具有勤勞勇敢和吃苦耐勞的品質，忍耐性比較強，隻要家裏有口飯吃，就不會出去鬧事。即使出了事，也總是息事寧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且中國文化也多遵循於儒教文化。幾千年來，封建統治者為了愚弄人民，順化人民，通過假借儒教文化，斷章取義，建立了諸如“三綱五常”（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為仁、義、禮、智、信）。其核心是服從於正理或無條件服從於上下關係。把人倫關係中的君臣、父子、夫婦宣揚為天定的和永恒不變的主從關係。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的基本法則。婦女還要遵守“三從四德”（即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否則便是大逆不道。

    到了滿清部族統治，康熙自封是聖人在世：“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係也。”使奴隸製殘餘毫無顧忌的肆意歪曲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為其所用，奴才們為討好主子歡心，賣力宣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並使之成為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一種尊崇。

    其實儒家學說是由孔孟建立的，孔子就曾說過，父母有服從“天下大義”的義務，對父母的錯誤兒女有責任糾正。更何況父母的子女還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並沒權力要求子亡。孔子還說：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說如果父親打你，如果是小打就受著，極度憤怒時那大棍子要打死你，就要逃跑，如果你被打死了，就會給父親罩上殺子的名聲。君臣也一樣，如果君要臣不得不死的話，如果你是一個君臣，不就給皇帝罩一個殺害忠良的名聲嗎。所以不能死。

    對此，清朝就有過這樣的故事。一次，乾隆皇帝想開個玩笑難倒機智過人的學者紀曉嵐，便問他，“紀卿，忠孝怎麽解釋？”紀曉嵐答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為忠。”乾隆立刻說：“我現在以君的身份命令你去死？”紀曉嵐一怔，說，“是嗎？”乾隆說，“你打算怎麽去死？”紀說，“跳河。”乾隆說，“好，去吧！”紀曉嵐走後，乾隆微笑著在殿堂上踱著步。過了不久，隻見紀曉嵐從外麵跑回來了，乾隆問道，“紀卿，你怎麽沒死？”紀曉嵐答道，“我碰到了屈原，他不讓我死。”乾隆問，“此話怎麽講？”紀說，“我到河邊，正要往下跳，屈大夫從水裏向我走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曉嵐，這就不對了，想當年楚王是昏君，我不得不死。可如今皇上這麽聖明，你應該先回去問問皇上是不是昏君，如果皇上說是，你再死也不遲啊！”乾隆皇帝聽後，微笑著不語了。

    統治者不但要國民嚴守“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讓人們不敢違背和違抗，而且對違抗者的懲罰也是非常地殘酷。不但要懲罰違者本人，常常會株連九族，也就是會使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代共九族（即指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兒之子、己之一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母一族；嶽父一族、嶽母一族）都要受到株連和懲罰。即使你一人犯罪逃跑了，但你家的這些親戚卻難逃其責。所以，人們寧願明哲保身，也不願去惹事生非。

    中國古人是很講義氣和傲骨的，有“風蕭蕭兮水易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有“君子不食嗟來之食”，有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大義凜然和衝天豪氣。可是，到了宋朝，特別是到了清朝時期，封建統治者，特別是外族和外國統治者為了培植奴才和漢奸，以功名利祿為引誘，以冷酷殺戮為手段，誘引和迫使人們拋棄民族大義，去追求個人享樂和保全情命，使得漢奸文化從而得勢。於是就出現了張弘範滅宋於崖山，吳三貴引清軍入山海關，洪承疇率清軍平定中原，在抗戰的國難當頭，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幫助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當時侵華日軍還不到200萬，而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高達210萬，超過了侵華日軍的數量。拿我們前麵舉出的列子說，要不是有那麽多皇協軍和漢奸的配合，100個日本鬼子如何能管得了有幾十萬人的縣城。而那麽多的皇協軍和漢奸，確是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所以說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隊數量的國家。

    奴性不光是中國人有，外國人也有。但是，縱觀世界上也有一些長期被外國人侵占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國家有那麽多的叛徒、內奸和偽軍。而且是集團性的精神沉淪，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一大片。僅在抗戰期間就有國軍將領顧祝同、朱紹良、熊式輝、李明揚，政客中的陳公博、周佛海、陳立夫、陳布雷、高宗武，文人中的胡適、陶希聖、梅思平、張君勱、羅君強等，他們都是當時精神意誌上跪倒的典型。這也許會讓許多的國人感到羞愧和不解。

    導致那麽多人投敵叛國，分析起來，原因確實非常地複雜，除過有國家觀念淡薄、對抗戰勝利悲觀失望、國家長期不統一、政治力量派別林立、國民政府內部政見分歧，爭權奪利（如汪精衛長期與蔣介石爭奪最高領袖地位而不得）等諸多外部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個人因素，如貪生怕死、貪圖富貴和缺少民族氣節等。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自宋朝滅亡之後，中華精英文化遭致滅頂之災，而元朝和清朝的統治，導致漢奸文化大行其道。最為典型的是洪承疇幫忙滿清以漢製漢，溥儀在東北幫日本人建立滿州國，汪精衛幫助日本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即使現在，有些人為了一點個人私利和得失，就要背叛祖國，成為變節分子和漢奸。如澳洲華裔教員吳維公開辱華，燒中國護照稱做中國人是恥辱。還有那個入加拿大籍的記者平可夫，專門從事詆毀中國和出賣中國情報的勾當。中國能出這麽多的叛徒和內奸，足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奴性思想的嚴重性和可悲之處。這實際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一種非常不自信的表現和反映。

    美國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近來在恒河猴身上做了個實驗，把一種叫作奴性基因的“D2”的基因注入在猴子身上，從而使得好鬥的猴子變成了聽話的奴隸，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科學家給它們指派的任務。參與實驗的科學家同時指出：人類也擁有同樣的基因！

    實際上奴性人人有之，它並非隻是貶義詞。比如我們都希望別人順從自己，都不喜歡別人與自己作對。而且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也在鼓勵著奴性，遏製著血性。老師和家長教育孩子要聽話，對不聽話的孩子進行打罵和訓斥。在單位裏，領導也是喜歡唯命是從和曲意逢迎的人，以致“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現象在許多單位是再平常不過的現實。特別是在軍隊裏，更是長官意識，要有令則行，令行禁止。

    說起奴性，我們都會嗤之以鼻，極其蔑視，但是，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會如此，見到領導就點頭哈腰，聽到不同意見就大為惱火？或是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就拋棄正義，丟掉良心。假若我們自己就在那群被俘的2000多人的國軍隊伍裏，麵對20多名押送我們到刑場的日本軍人，我們會不會振臂一呼，號召大家與日本軍人拚死一搏？

    其實這種例子並不少見，印加帝國的大王帶著7萬大軍，卻被豬倌出身的西班牙遠征軍司令官皮薩羅帶領的160名士兵殺得屍橫遍野，而他自己也被西班牙人所俘虜。之後，還有十多萬的印加軍隊因為沒有被俘大王的命令，也不敢對西班牙人發起攻擊，最後被西班牙人一點一點地消滅了。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印加大王的命令，沒有命令，他們就無所適從了。

    奴性是一種潛意識的不自覺行為，不光人類有，包括狼群和猴群等其它動物也都會有。因為它是維護一個群體的尊卑和秩序所必須的品行和習性。但是，我們通常把積極合理的奴性稱之為理性，而把那些不顧個人尊嚴，卑賤的服從意識，奴顏婢膝的盲從，特別是為了享樂和保身而喪失氣節和大義的奴性，要予以唾棄和憎惡；對那些投敵叛國，給國家造成嚴重危害的漢奸和叛徒，要像以色列特工對待殘餘納粹戰犯那樣，不管他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將其致於死地。

    我們應將那些有利於社會與文明的奴性轉化為一種理性，而將那些我們嗤之以鼻和有失尊嚴的奴性自覺地消除。削除奴性需要製度建設，需要激勵機製，需要血性和氣節的張揚，需要我們對祖國文化和當今社會有足夠的自信。隨著中華民族的崛起、國家的強盛和社會的發展，中國人的奴性一定會向理性逐漸地轉變。那樣，中華民族才會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