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病已執政後認識到，屯田西域不能小打小鬧，必須作為一項與匈奴爭奪西域控製權的重大戰略予以執行。同時，渠犁、輪台地處西域中心，通過屯田創建根據地，擴大駐軍，可以兼顧維護南北兩道。

    征服西域在劉病已看來，第一步應該是要建立都護府，他是這樣想的：

    漢朝征服西域與中亞細亞，從最初的動機上來說。並非主動投入這個區域，而是因為“斷匈奴右臂”的要求才被動拉入，尤其關於新疆。惟其這個地區被匈奴控製而造成對漢朝大不利，所以漢朝不得不毅然進軍，以新疆控製權從匈奴轉移到自己手中。

    張騫通西域成功後，原先純粹的政治理由，一般說來已發生了變化，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與西域間的物產大交流，對西方文物好奇心與“奇物”獲得強烈欲望的驅使，東西貿易幅度不斷加大，已在政治目的之外附加了經濟要求。

    但劉病已注意到，類此的“通西域”性質變化，多數係對新疆以西而非新疆。漢朝之於新疆，無論征服以前或以後，政治本質前後一貫，而且大不同於匈奴的為征服而征服。

    漢朝立場，乃在戰略性自衛占領。換言之，匈奴出於經濟目的，漢朝卻與經濟無涉。

    這層意義，便鑄定了漢朝征服新疆後的支配方式與“西域經營”內容——新疆—中亞細亞國家，為了漢朝，同時為了西域各國自身的安全與利益，必須服從漢朝的領導。

    建立起環繞於漢朝中宗國主權，周圍的共同防衛體係。也隻是在此前提下，著名的“西域經營”事業基礎，以西域都護為領導中心的，統製體係才能建立，性質正如同後世慣見的，以“希望國“領頭的國際性區域防衛體係。

    西域經營與親漢朝衛星國家陣線的建立，目的與手段都偏重政治性，雖然達成政治目的，也須使用軍事力量，但軍事隻是配合性的輔助行動。

    如果那個國家拒絕服從漢朝、猶豫、信心動搖，或者內亂影響了漢朝領導。那麽，大漢帝國就要對背叛分子或騎牆主義者施以懲罰，換言之，政治與外交運用的延長，此其一。

    其二，漢朝自大宛征伐後，凡須要用兵的場合，往往不再自玉門關以東派調軍隊，便以留在新疆的少數漢族駐防部隊為核心，就地征發各個附庸國土著士兵作戰。

    劉病已知道，這種方式，類似後世的電腦遊戲，漢軍類似於領頭的英雄，附庸國的士兵則是炮灰一般的存在，英雄帶著一群炮灰作戰，隻要讓英雄的經驗刷上去，炮灰死多少，並不重要。

    孝武皇帝時的車師之役，便已采用這一方式，劉病已執政後，常惠報複殺害賴丹的烏茲貴族，也是采用的這種方式，征發西域各國的軍力，而未動用大規模的漢軍。這種方式，既可避免直接派兵的運輸、給養問題存在，共同防衛的意義，又得因此而明顯表現。

    其三，漢朝曆次征伐，對戰敗國的處分，除了大宛之役途中曾滅亡一個輪台小國之外，未再見相同之例，一般處置，都以推翻原政權而另行扶植新政權為原則，新政權常例又以當地人統治當地為條件。

    對於政治上符合漢朝要求與理想的國家，內政從未受到幹涉，漢朝也從未企圖過問衛星國家內政，這又是漢朝非黷武主義，“西域經營”目的在於，求取“西域”政治上堅定追隨漢朝路線為滿足的證明。

    一項容易被忽略，卻於西域附庸國家與漢朝間親密性，以及對政治向心力培植具有絕大助力的製度，值得注意，便是“質子”。

    質子的重要性，在於他們長期留居長安，了解漢朝與自身感染漢化俱深，這些王子返國繼位時，一方麵既能得到漢朝信任，另一方麵，這些接受漢族教育與漢式訓練，生活習慣已漸漢化的年輕一代接長本國王位，其強烈傾向漢族中國也為無疑。

    如果能這第一步的打算能夠成功，那麽西域諸大國與漢朝間可以維持融洽景象，這些國家紛紛顯現為，都護統製係統中忠實的一員。

    漢朝得到西域共同防衛圈，諸衛星國真誠擁護與愉快合作，條件自不限於和親或質子，而是各方麵開明政策綜合推行的成果。

    這些政策，包括了經濟上互惠、互利而非片麵剝削；亙於農、工、商廣泛麵的技術指導與協力。

    所以，漢朝西域經營“樹威”“布恩”政策雙軌交錯用，投下資本可謂非小，但效果也隨龐大代價的付出，而成正比例收獲，此其一。

    其二，政策執行人的多數能選擇適當，也有密切關係。

    劉病已心目中建製的西域都護。這個職位具有多方麵身份：漢朝對西域宗主權支配的權力象征、漢朝駐在西域的全權政治代表與軍事長官、漢朝西域政策的負責人與執行者，以及西域共同防衛圈內最高權威人物，諸屬國對漢朝的聯係人。

    較之匈奴支配時代，所設置的僮仆都尉，主要任務在於經濟征發的新疆殖民地總督，形式相仿，實質全異。

    換言之，西域都護必須具備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旺盛的活力、精練的才幹、充分的組織力，才推動漢朝“西域經營”偉大事業，獲得非常成功。

    鄭吉曾經同常惠一起出使烏孫，他意誌堅強，做事嚴格，善於學習，通曉西域事務。他和常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有強烈的進取心和冒險精神。

    當然，這和時代背景有關，西漢是一個崇尚鐵血軍功的時代，具有”奔放不羈“、自由灑脫的精神氣質。像常惠這樣的人，自然是屯田西域的最佳人選。

    劉病已派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率領士兵和“免刑罪人”到渠犁屯田，人數大約為1500人，約為當年賴丹主持屯田時的3—4倍。他們此行目的很明確，開荒種地，積聚糧食，為進攻車師做準備。

    與現在進入新疆的交通路線不同，漢朝時從中原經陽關、玉門關進入西域後，分為南、北兩道。南道經樓蘭沿昆侖山北麓西行，翻越蔥嶺，即帕米爾高原後，進入大月氏、安息；北道則須經車師，今天的吐魯番，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同樣需要翻越帕米爾高原後進入大宛、康居等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