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後，十三行的境況就變得動蕩起來。

    其中有起有落，但做生意的大環境開始沒有以前那麽友好了。主要問題有多個，外部環境是法國爆發了大革命，這個歐洲第二大市場大幅度萎縮，讓行商的生意規模和利潤都開始下降，許多行商開始了虧損；另一個是內部環境，經過康雍乾三朝的壟斷貿易，尤其是到了乾隆後期，官員們的貪腐情況日益嚴重，對商人的勒索日複一日，造成行商經營成本連年攀升。

    官員們一上任，都想方設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蘇楞額的前任盛住。

    盛住上任的時候，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是源泉行，老板陳文擴，商名壽官，陳文擴去世後，他的兒子陳壽官二世不善經營，洋行大小事務都委任賬房先生倪秉發。盛佳得知倪秉發擅長外貿，為了多索要一筆洋貨行許可費，勒令倪秉發獨立組建洋行。結果陳壽官二世便出現嚴重經營困難，無力再履行與外商簽訂的供貨協議，又無法得到足夠的資金和官府支持，隻得宣告源泉行破產。

    為了多要孝敬，強行勒令一家經營良好的商行的經理人離職，這種事也隻有盛住、蘇楞額這樣的人物能做的出來了。

    蘇楞額猶有過之，曆史上他向馬嘎爾尼使團征稅，英國人雖然沒有交稅，可是行商卻代付了三萬多銀元，馬嘎爾尼派人交涉，說使團船隊攜帶的都是乾隆皇帝賞賜的禮品，不屬於商品，用乾隆壓蘇楞額的結果就是，蘇楞額退了一萬元，並且堅稱行商隻交了這麽點錢。

    外部有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這樣的大變局，內部有盛住、蘇楞額這樣的官員勒索，十三行商人的日子能好過才怪。

    如果出事機敏的，或許還能夠明哲保身，遇到不夠靈活的，往往就會遭逢大難。

    而益行就是這樣，而益行是石姓兄弟經營。

    而益行這些年崛起速度極快，石家兄弟做生意極為大膽，業務擴張十分迅猛。潘振承死後，官府本想讓潘家繼承人潘有度接任總商一職，但潘有度謙虛的認為自己隻是一個新人，強烈推薦而益行接替自己作為總商；也拒絕東印度公司按照慣例第一個跟潘家同文行談判新一年的合同，而是將自己放在了第三位。

    馬嘎爾尼使團抵達廣州的時候，也見過石家兄弟的做派，而且在自己的日記中有描述，“我與此間的主要洋商（經營外洋貿易的中國商人，就是十三行行商）有過一些交談。潘啟官是最有權勢的行商之一，為人奸詐、狡猾。論重要性，石瓊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啟官更有錢，更年輕，也更坦率。在我看來，石瓊官表現得對英國十分尊重，而且毫無保留地聲稱，他願意嚐試任何我們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嚐試的新事物。潘啟官的帽子上隻有一個半透明的白頂珠，而石瓊官卻戴著水晶項珠帽子，這說明後者的官銜比前者高一級。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的緣故。潘啟官比較審慎，而石瓊官則比較愛炫耀。石瓊官肯定地告訴我，潘啟官還有一個藍頂子，但隻在家中與家人聚會時才戴，卻絕對不在公開場合戴它，怕那些衙門裏的官老爺因此找上門索賄，想當然地以為，用一萬兩銀子的代價換來如此榮譽的闊佬當然能拿得出這點小禮物。”

    瓊官是而益行老板的商名，在馬嘎爾尼的認識中，甚至認為石家比潘家更有錢。但其實是石家更會炫耀。曆史中留下了大量西方商人對十三行商人財富的驚歎，但曆史上，同樣留有大量行商破產的案例，實際上這些人也隻是懂得炫耀。這跟中國商人藏富的作風很相觸，原因很簡單，大家都希望給西方商人留下自己資本雄厚的印象，這樣洋人更願意簽訂訂單，潘家和伍家其實也做過這種事情。

    但石家在炫耀上比潘家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願意跟英國人做任何生意，這種商人往往急於擴張，也往往容易陷入資金鏈斷裂的窘境。

    他們不是不想給蘇楞額孝敬，隻是真的拿不出現銀來。

    而且他們是真的想破產，用破產來避免繼續做行商這門生意，在人們印象中的巨富們，卻想著逃離這個行業，當真是諷刺，但這就是事實，同文行潘家為了去掉身上的行商身份，為此花費了重金，但依然無法做到，潘有度費盡心機也隻是將總商身份推了出去，讓蔡世文接任而已；怡和行，伍秉鑒的父親伍國瑩甚至還卷款潛逃過，就是因為官府的勒索實在是無法支撐。

    而益行石家兄弟這次確實想借機擺脫行商身份，因此不給蘇楞額任何孝敬，目的是讓對方撤銷他們的行商執照，在他們看來，大不了他們被整一通，而且他們已經打通了關節，是不會被整死的，所以他們有恃無恐，吃點苦頭，然後換取全身而退，也不失為一個好的結果。

    但倆人做法太過分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

    廣州圍城之後，為了分擔交給官府的報效，而益行石家兄弟挪用了代為保管的東印度公司資金（未交付的貨款），然後被東印度公司逼債。

    而益行確實資不抵債了，但還不至於說經營不下去，事實上兩兄弟就是想借機退出。所以所幸借東印度公司逼債和蘇楞額勒索的機會，打算破產。

    粵海關讓潘啟官潘有度來負責清算，潘有度雖然推掉了身上的總商身份，但由於潘家信用好，財務狀況穩定，加上其他因素，他雖然名義上不擔任首名商人，粵海關卻不隻一次要他負起一些原本應由總商負責的義務。

    潘有度為人低調，目的其實是明哲保身，想著功成身退，保住潘家的家業，所以他並不想利用這個機會把石家怎麽樣，反倒是想方設法將大事化小。

    潘有度做事條理十分清楚，他知道有的錢可以拖欠，有的錢不能拖欠。他首先籌措石家積欠的關稅，他跑遍了石家的親友和合作夥伴，用連哄帶嚇的辦法，迫使他們籌集了這筆錢，這二十萬兩中，葉仁官(葉上林)因為曾與石中和的兄長合作過，被迫拿出了五萬兩，而同文行以保商的關係，原本應負責清繳而益行關稅的，卻不用拿出一分錢。

    然後潘有度成功遊說了貪婪的蘇楞額，讓對方同意而益行的清算，由十三行內部解決。

    潘有度的目的，除了不願意讓自家同文行承擔擔保義務外，也有保護石家的目的，以免發生乾隆四十五年的流放事件。

    可石家兄弟此時的表現卻過於愚蠢，過於相信自己的關係，竟然隱匿自己財產。

    而益行名目上以大哥石中和為行商，實際業務都由他的弟弟石懷連所左右。在石懷連的操作下，而益行意圖隱匿大部分的財產，不肯拿出來償債。

    潘有度經過查賬，發現石氏兄弟提交給粵海關監督及眾行商的資產顯示他們已經沒有多少財產。但潘有度和東印度公司都不是傻子，如果不是石氏兄弟曾經拿出豐厚的資產抵押，怎麽能取得東印度公司的新任，給予他們那麽多貸款。

    但石中和、石懷連兄弟拒不承認他們有隱匿財產，最大的債主東印度公司不肯罷休，東印度公司事先向石家支付了高額的茶葉訂金，他們堅持要求石家完成這筆交易。潘有度打聽到內地茶商已將石氏兄弟所訂的茶葉運到廣州，隻是石家沒有錢繳納貨款，因此一直在倉庫裏擠壓著，茶商也很焦急。

    潘有度秘密通過粵海關對石氏兄弟施加壓力，兩兄弟果然拿出了相當於75％的貨款給茶商，然後茶商將茶葉提交給東印度公司。交易結束後，石家欠下的債務已經大大減少，如果想點辦法是能夠清償的，但石家這時候堅決不肯償付剩餘債務，反而將自家的房產交給了長期合作的茶商，名義上是抵償茶錢，但其中有什麽貓膩不得而知。

    而此時，茶商交茶完畢之後，石氏兄弟原本應付給他們剩餘的茶款，石懷連兄弟卻唆使茶商向潘有度索取，此舉激怒了潘有度。

    原本海關監督答應讓十三行行會負責解決石家債務問題，東印度公司也委托潘有度幫他們討債，這些事情一直都在私下解決，可現在石家卻賴上了潘家，按照官府製定的規矩，他們是能賴上的，因為潘家雖然不是總商，但官府還讓潘家擔保，但情理上不和。

    潘有度對石家兄弟十分不滿，不願意繼續保護石家，所幸讓東印度公司正式控告而益行。本來就對石家兄弟不滿，完全是由於潘有度的請求才沒有介入的海關衙門迅速行動，將石家兄弟逮捕。

    兩兄弟被嚴刑拷打後，才拿出了相當於十萬兩銀子的黃金，贖回了房地契。由於外國商人已經首告，粵海關監督隻好將整個案子奏報朝廷，而依1780年的先例，在還清所有關稅的前提下，所有積欠外國人的債務就交給全體洋商來分賠。而益行的債務就被確定為六十萬兩，分6年攤還。

    就為了六十萬兩銀子，兩兄弟被抄家流放了，如果當時不耍小聰明，他們是有機會拿出所有家產，然後依然無法償還的情況下，讓其他行商分擔，但結果把事情鬧大，錢也沒了，人也沒了。

    而在這件案子中，潘有度最後利用各種取巧，潘家隻分擔了一小部分，大頭都讓總商蔡世文承擔了。

    魏連理全程參與了這個案件的過程，他將其中的貓膩都通過信件匯報給了周琅。

    周琅頓時就注意到了潘有度這個潘啟官二世。

    周琅回信，告訴魏連理利用行商資金短缺的窘境，盡可能的控製這些行商，但暫時不要招惹這個潘啟官。

    至於其他的，周琅也無法過度分心，因為他目前需要極力應付一群英國人，中國（東印度）公司的股東。

    在周琅的邀請下，亨利皮特等人從印度來到了鳳山縣，一共十一個人，他們將在鳳山縣召開一次董事會。

    這次董事會將審議公司日後的發展方向，以及清理一下公司的債務問題。（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