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解決錢貴銀賤問題，已經到了乾隆中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銀錢比例終於降到了1比1000，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1450的比例，反而出現了錢賤銀貴現象。官府馬上收緊鑄錢，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900，嘉慶二年之後維持在1比?1020~1030的理想狀態下，到嘉慶四年時候，也在1比1080，可以說已經控製住了。

    乾隆年間為什麽能夠控製住錢價，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終於控製住了銅的供應。

    後世有專家認為，清代礦業在中國礦業發展史上是一個巔峰，清代前期“一百年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此前的兩千年”，清朝礦產的開發，確實比前代大大增加了。

    但這並不是礦產政策的創新，或者技術的突破導致的，主要是因為人口增加，以及對邊疆富礦的開發。其中對雲南銅礦的開發，大大緩解了因為日本對貿易限製，導致的銅礦輸入不足問題。由於清政府依然對礦產開發的管理非常嚴格，經常性的禁止民間采礦，大部分銅礦的開發都掌握在官府手裏。民間用銅依然不足，所以民間熔鑄現象屢禁不止，可由於清政府手裏的銅產量十分充足，到了乾隆中期，已經可以做到抵消民間熔鑄帶來的影響了。

    周琅為鑄幣做的準備十分充足，至少是詳細收集了福建曆年來的各種經濟數據，對比加以分析。

    他發現，銀錢比例這些年受到了控製，可是物價比康熙年間增長了許多。

    最重要的米價和布價，有老人回憶說道：“聞四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今則不然，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

    米價漲了四五倍，布價也漲了四五倍，這整齊的比例，顯然不是物資短缺引起的，物價普遍增長往往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通貨膨脹。

    周琅馬上反應過來一個問題，滿清朝廷是通過控製銀錢比例來控製貨幣發行的，可是銀錢中的銅產量清政府可以控製，但是白銀的輸入卻是因為貿易，是清政府無法控製的。

    造成的結果就是，為了保持銀錢比例，輸入的銀子越多，清政府鑄造的銅錢就越多，結果造成貨幣超發，引起了通貨膨脹。乾隆五十年，江浙遭受旱災，糧食歉收，導致米價上漲，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江浙一帶風調雨順，夏收後米價非但不降，反而見漲，對此乾隆皇帝詫異“當此民食充裕之時。一切米麥等項。市價自當漸就減落。即或未能頓減。應亦不過照前。斷無轉比上月加增之理”。並質疑“似此有增無減。伊於何底？”

    乾隆不了解為什麽糧食豐收了，米價還會增加的原因。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糧收的太多，導致市麵上米糧稀缺，然後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但結果米價還在漲。乾隆隻能感慨說，“米價之貴，原非一歲驟長，自不能一歲驟平”。乾隆不了解貨幣原理，隻以為米價增長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所以平抑米價得長期努力。

    這個發現，讓周琅很糾結，他聯想到了後世許多國家跟美元掛鉤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儲備越多，國內發行的貨幣越多，通貨膨脹越嚴重。跟現在清朝輸入的白銀越多，鑄造的銅錢越多，導致物價增長竟然是一樣的道理。

    果然，貿易還是平衡一些的好。

    最近廣東的物價漲的極為厲害，錢價大跌，一方麵是戰爭影響了生產，導致商品稀缺，一方麵廣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銀，而製錢卻沒有少，一直保持在過去的超發狀態，這種情況，幾乎讓廣東經濟體係瀕臨崩潰。

    這種情況下，加上做了長期的準備，周琅準備鑄錢。

    吸取傳統經驗，周琅打算采用現代方式，將貨幣的發行，跟銀行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讓類似戶部的民政機構來管理鑄錢。

    至於銀行機構嗎，周琅已經建立起來，取名貨殖銀錢公行，貨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業，司馬遷史記中有貨殖列傳一篇，其中貨殖的含義已經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周琅的貨殖就指的是工商業，隻是中國還沒有引入工商業這個名詞，幹脆就借用古詞。銀錢二字代表的經營對象，主要就是銀子和製錢。公行的意思，是說這個機構不是私人的，但也不是官方的，而是一家類似十三行這樣的行會，關係到商業、手工業、礦產業等所有行業的一個以金錢為業務的總行會。

    目的就是將官府影響排除在貨幣管理之外，以免形成濫發的危機，采取公行這種傳統商業組織形態，更容易取信於商人，更容易讓人接受。

    為了進一步取信於商人，同時更快的融入廣州商業中，周琅還請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來擔任公行的行首，這個人就是後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鑒，此時還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年輕商人。

    正是在伍秉鑒手裏，將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後來縱橫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

    此時的伍秉鑒還是一個不到三十的年輕人，而他跟他哥哥伍秉鈞一起經營怡和行已經五六年了，神奇的躲過了幾次十三行商人的浩劫，現在隨著潘家的退出，怡和行已經是事實上的廣州第一商行。

    兩兄弟取得這樣的成就，完全歸於運氣是不可能的。而是倆人有魄力，敢開創，又能抓住機會。他們有那種開創性商人的脾性，這一點跟周琅極其相似。

    其實他們開辦怡和行，他們的父親伍國瑩是不支持的。伍國瑩曾經做過行商，但忍受不了官府無休無止的勒索，甚至卷款潛逃了一段時間。後來就退出了十三行，以一個普通茶商的身份經營，家業做的也很大，高達數百萬兩銀子。是潘家的大供應商之一。

    伍國瑩、潘振承這樣的豪商，已經不看好十三行貿易前景，可兩兄弟竟然十分渴望加入這個行業，他們認為對外商業大有可為。倆人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幫父親經營生意，做生意的本事是有的，但他們的父親不看好他們的眼光，堅決不支持他們去做行商。

    拗不過兄弟二人，隻給了倆人一萬兩銀子，然後就生氣不管他們了。兩兄弟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聯合應募洋商，手裏隻有1萬兩銀子，隻能用來上下打點，連領牌照的錢都不夠，行商的領牌費在3萬兩至10萬兩之間，倆人的營運資金全部是自行解決的。

    倆人最大的機遇，是他們跟美國商人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十三行中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戶，潘家跟最大的那些洋商做生意，進口茶葉最多的瑞典人，英國人都是潘家的座上賓，而資本不足的伍家兄弟看上的是同樣初入貿易的美國商人。

    結果美國貿易發展很快，短短幾年就超越了其他國家，成為廣州貿易中，僅次於英國人的第二大勢力，伍家兄弟也借此成為僅次於潘家的第二大行商。

    所以上次周琅邀請十三行商人出山，也就隻有伍家和蔡家出麵，蔡世文是迫於無奈，已經資不抵債，不做生意還能做什麽，伍秉鈞卻是相對積極主動。

    至於這次周琅請伍秉鑒幫自己做事，就是伍家的第一次機會了。伍秉鈞大力支持弟弟擔任貨殖銀錢公行行首，並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本積極幫忙奔走。至於怡和行的生意，少了伍秉鑒並不礙事，這些年主持者一直都是伍秉鈞，而且時人評價，伍秉鈞才是一個商業奇才，要不是短命，伍秉鑒後來的成就應該歸屬他哥哥。

    伍秉鑒也不負眾望，周琅建立的各種標準商業賬冊，他很快就掌握了原理，然後將賬目做的明明白白。並且通過向經營最良好的商行放貸，短時間內不但把貨殖銀錢公行的業務做了起來，借出去了兩千多萬兩銀子，一直能夠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同時幫助外貿行業的商行迅速恢複了經營，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蔡世文家族，他們總算是緩過了一口氣，先是借了八百兩銀子，還清了之前積欠的高利貸款，然後用這些借款迅速恢複了自家生意，雖說規模上沒有以前那麽大，但扭虧為盈了。

    支持國內商人是周琅的初衷，伍秉鑒還開拓洋商業務，利用自家的人脈關係，他先是說服美國人通過貨殖銀錢公行提供擔保，來進行各種交易，由於十三行的突然退出，過去洋人們習慣的擔保製度結束，他們一時找不到可靠的貨源，大批中小商人倒是願意跟他們做生意，可他們不放心，有貨殖銀錢公行提供擔保，交易往來中也是以賬目往來為主，降低了現銀交割的麻煩，同時質量上有伍秉鑒的保證，也可以信賴。所以美國人馬上將自己的金錢往來，交給了貨殖銀錢公行。之後其他洋商發現了奧妙後，也積極采納。

    結果大量洋人的銀子存入貨殖銀錢公行的賬戶，伍秉鑒大量放貸的同時，不但沒有降低庫存白銀，還能保持在一個充足的水平，這是超過周琅期望的部分，有能力的人，總是能夠脫穎而出。

    當然貨殖銀錢公行也不是完全變成了過去十三行的替身，首先這是一家現代銀行，周琅請來了荷蘭人作為顧問，經營的一直都很規矩。至於伍秉鑒發展出來的貿易擔保業務，其實也是銀行業務之一，隻是一般銀行擔保的是資金，而不是商品質量。

    除了開拓業務之外，貨殖銀錢公行還負責對廣州銀行業進行管理。（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