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蒙八旗在特權製度下，從二三十萬人，膨脹到了兩百萬，其中滿人數量已經超過了蒙古人，因為滿人主要住在城裏，蒙古人卻住在草原上放牧，衛生條件，醫療條件的影響，加上喇嘛廟信仰讓大量男丁不事生產，政府通過財政供養這些喇嘛，讓大量蒙古平民限製自我生育，導致城市滿人快速增長，草原蒙古人卻趨於穩定。

    盡管滿蒙八旗在政治上，依然是一個族群，滿人住在城裏，卻能通過做佐領、統領這樣的職務，分配到草原上各個軍鎮統領蒙古人，但他們的自我認同依然是滿人，蒙古人上層跟滿人一樣，他們也住進了城裏，上層是融合的，下層則分化開來。

    滿蒙族群，加上漢八旗、回部八旗，讓滿清人口達到了五千萬。可動員能力，卻大大地域兩千萬的時代了，現在讓滿清動員兩百萬軍隊，他們幾乎連糧食供應都無法保障，因為已經重新落入精耕細作農業時代的滿清，已經無法養活兩百萬脫產士兵，所有人都必須為了自己的生計工作，而且基本上隻能糊口。

    貧窮是相對的，底層的窮，上層的富，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矛盾。漢八旗現在不但不再是社會的穩定器，反而成為社會最不穩定的一個階層。

    大量兼並回部人口，在自耕農時代，物質帶來的文化穩固性還能讓漢八旗保持耕讀傳家的傳統，但當財富開始分化之後，大量漢八旗人口淪為赤貧狀態，底層民眾受教育水平低，保持文化的觀念弱，甚至讓回教信仰開始在漢八旗底層開始擴散。當然，固有的傳統是，他們隻將信仰當作是一種保護，他們尋求那些在底層社會秘密發展的宗教組織的保護，而不是真的虔誠。

    同樣漢八旗底層還出現了白蓮教、天地會等宗教特色的組織。青幫、鹽幫等幫會勢力也開始變強。

    漢人是有忍耐力，但同時又擁有造反文化的民族，漢八旗不是純粹的漢人，文化也不純粹，但依然帶有這種特色，因為史記、水滸傳這些故事也在漢八旗的上下階層中流傳。誰不知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雄音，誰不知道殺人放火受詔安的至理。

    漢八旗作為農耕民族，還是聚居的，聚居民族組織起來的成本更低，因此這幾年，漢八旗中開始出現各種暴動，也是從費爾幹納盆地到波斯高原，最後到兩河流域傳遞，這些暴動大多數是零散的，因此還無法形成推翻滿清王朝的力量，但已經出現了苗頭，讓滿清高層十分擔憂。

    采取的措施是抑製兼並，加強鎮壓，前者基本上沒起到什麽作用，因為社會中最強大的統治力量，從八旗權貴，到地主豪強，他們都是兼並的受益者，鎮壓倒是壓製了叛亂，但沒有解決矛盾。

    這幾年道光開始推行新的製度，已經不是脫胎於遊牧的軍事化八旗製度，而是開始采用農耕式的保甲製。兩種製度有共同之處，都是將社會底層高度組織化，不同的是，一個是通過牛錄佐領等基層軍事官員，快速將男丁武裝起來隨時發動軍事行動，一個是通過牌長，保長等基層農業官員排查隱匿人口，目的是為了防賊。一個是為了快速讓丁口行動，一個是為了將丁口固定。

    保甲製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定居農業區，防範了最小的叛亂苗頭。

    滿清社會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周琅也執行很嚴厲的保甲製度，還用現代管理方式，強化了傳統的保甲製，傳統社會，缺乏數字管理能力，保甲製度一直是時緊時鬆，可是周琅將其製度化，常態化。

    但周琅跟道光在目的上有本質不同，道光是為了皇圖永固的將人口限製在土地上，周琅則是為了防止工業革命對農村衝擊下造成的社會秩序崩潰。他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內亂，讓工業的力量平穩的，有序的完成對社會的改造。

    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就業機會，加上搶到的海量海外耕地，中國並沒有因為土地不足而引起農村社會無法維持的現象，所以周琅在用嚴格管理農村的製度下，將軍事跟保甲製結合在了一起，完成了當年王安石改革中希望達到的鄉兵武裝，但為此付出的是大量的財政對農村的補貼，通過軍費，工業化創造出來的海量財富，進入農村。

    王安石的北宋時代，不具備這種財力，滿清更不具備這種財力，因此滿清無法做到限製農業人口流動的同時，將農業人口武裝起來，因為那些忙是吃幹閑時喝稀的農民，根本就沒有體力在農忙之餘進行訓練，為這些人提供口糧，又是無法承受的負擔，更何況還要為他們提供武器裝備，甚至像周琅那樣發軍費了。

    這些弊病讓滿清雖然能勉力維持穩定，相比這一帶曆史上的統治，戰亂更少，但卻帶來了持續的戰鬥力下降，滿清最有戰鬥力的，也隻有三十萬常備部隊，後備兵役製度根本沒有建立起來，從這點上來說，滿清軍事力量在財富增加和人口暴漲的時代，反而大踏步下降。已經開始弱於，人口數量一直增長緩慢的奧斯曼帝國，所以這些年滿清對奧斯曼帝國，甚至開始保持守勢。

    在擁有這些弊病的情況下，作為希臘對抗奧斯曼帝國的盟友，滿清越來越無法勝任，甚至跟希臘的同盟，已經開始作為滿清自保的一種政策。因為最近幾年，奧斯曼帝國在邊境地帶，不管是兩河流域還是亞美尼亞地區，都多次跟滿清爆發了衝突。

    最後都是希臘國王親自斡旋，才結束爭端的。

    而這時候，希臘國王訪問滿清，向道光當麵提出了開戰的要求。

    內憂外患的道光，實在是不想打這場戰爭。

    可是希臘國王很堅持：“陛下，這是最後的機會，一旦錯失良機，恐怕隻能等著奧斯曼人反攻了。”

    希臘國王說的也是實情，道光十分猶豫，奧斯曼七十多萬大軍被俄國人圍困，國內極為空虛，之前他們因為跟普奧同盟，所以空國而出，當時除非滿清想得罪普奧兩國，否則就不可能在沒有大國支持的情況下，向奧斯曼帝國發動攻擊。

    可現在普奧兩國都撤出了戰爭，現在進攻奧斯曼帝國，還能得到俄國的支持，如果不去打探囊取物一般的奧斯曼帝國，錯過這個機會，大清就要在緩過勁來的奧斯曼的壓力下苟延殘喘。

    這次奧斯曼人的表現，也確實震撼到了道光，俄國軍隊的戰鬥力他是知道的，沒想到普魯士人訓練下的奧斯曼軍隊，竟然能夠多次圍殲俄軍，還一直打的不落下風。讓這樣一支奧斯曼軍隊平安回國，道光覺得他的大清危矣。

    道光猶豫不決：“打仗打的就是錢糧，奈何錢糧緊缺。”

    財政是最近幾年最大的問題，十年前的時候，道光的國庫裏還能積存幾百萬兩銀子，可如今經常入不敷出，沒到年底赤字出現的時候，就開始采取臨時措施平衡財政，還是滿清的傳統辦法，捐官，通過捐官方式得到一筆有一筆的緊急進項。

    這倒不是滿清不知道借債這種方式，奈何思想作怪，從嘉慶到道光，都覺得天子找百姓借錢很丟臉，國內則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富商不願意把錢借給官府，有錢人缺乏一個良好財產保護製度下的安全感，講究的是財不露白，越有錢的人越哭窮。

    國家稅收也開始轉變為乾隆時代那種依靠鹽稅等壟斷性稅收的方式聚斂，壟斷製度保護下，湧現了大量的特權商人集團，亞美尼亞人組成的海商集團，漢八旗人組成的鹽商集團，經營草原貿易，類似旅蒙晉商集團那樣的商幫，同樣也是漢八旗組成。

    在財富分化的時代，其實財富總量並沒有減少，恰恰相反老百姓越窮，富人越富，而富人的數量很少，所以財富反而更容易積存下來，這就是為什麽資本的原始積累往往伴隨著貧富分化現象的原因。

    如果是一個商業文化的社會發展到這裏，基本上就該開始形成商業社會體係，比如歐洲的荷蘭。可滿清是一個保守的農業文化社會，商業的發展反而讓社會更不穩定，財富的增長形成的是反官府的力量，也就是革命的力量，如果是工商業階層組織化程度高，比如可以通過三級會議進行公開組織的法國，就會爆發大革命。但滿清的工商業階層，卻高度分散化，對官員更多是依附而不是鬥爭。

    所以滿清社會並不缺乏財富，隻是缺乏將財富合理籌集起來的文化和機製，富商不信任政府，政府也覺得借錢很降身份，一個不願意放心大膽的放貸，一個不願意低三下四的求借，最後政府隻會在缺錢的時候，強行對這些依附於官府的特權商人集團進行攤派，這種攤派，又不公平，跟官員私人關係好的，就攤派的少，跟官員私人不好的，就攤派的多，關係的好壞，有時候又取決於給官員送禮的多寡，結果是助長了腐敗，國家得到的財政，遠少於官員搜刮的個人財富，國家財政緊缺，反而成了官員搜刮的一個理由。

    總之一句話，滿清的財政情況就是混亂、低效、被蛀蟲腐蝕的千瘡百孔。

    滿清的財政狀況，希臘國王自然知道，事實上腐蝕滿清財政最厲害的，就是希臘商人。

    所以希臘國王自然有所準備：“錢糧的問題，不知道陛下肯不肯跟中國商人合作。”

    道光遲疑，滿清跟中國商業勢力一直保持較好的關係，主要是嘉慶時代就留下的陰影，不願與中國為敵，同時借助中國商業勢力排擠他們看不起的夷人，所以滿清在外貿方麵，一直跟非洲公司和歐洲公司合作，這兩個公司擁有一些貿易特權。同時對這兩個公司又進行嚴密監督，特權貿易是配額製的，原因還是恐懼之下帶來的提防本能。

    所以跟中國商人合作，道光本能的充滿顧慮。

    此時也是沒有辦法了，問道：“怎麽辦個合作法？”（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