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這些公侯伯子男，還通過擊敗國王，組建了一個實權議會，然後用議會為紐帶，將自己團結在一起發聲，實際上英國社會中，貴族議會的權力是最大的，議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是中國的皇權的授權與監督作用，國王成了象征，或者是依附於議會的一件擺設。

    英國的官僚集團，跟中國也不一樣，中國的官僚集團是從地主階層中分化，得到皇帝授權管理社會，英國的官僚同樣出自於貴族，由議會授權和監督。

    由於英國最強大的是貴族組成的議會，所以在對社會的管理方式上，是以保護貴族集團的利益為核心的。這就是為什麽，法國大革命後，也建立了民主製度，但法國是將公有土地分配給農民，而英國是將公有土地，讓貴族圈地的原因。

    任何國家，任何製度，都不可能完美，統治和管理國家的力量，勢必是為掌握這個力量的集團服務的。

    所以往往一個相對穩定和平衡的力量體係，他變革起來就越難。不用懷疑上層變革的動機，任何國家、任何製度，一旦出現問題，上層總是會尋求變革。不用從道德方麵解釋，盡管所有的變革最後都被標榜為為人民服務之類的道德概念。可實際上依然是從本階層利益為出發點的，當然在個人層麵確實會出現一些道德君子，比如極端的不顧私利的愛國者，極端的同情民眾者之類的人物。但放在群體意識中，依然主要是以各自群體的利益為出發點。或許這就是一種生物本能，雄獅或者許多社會性動物還會殺死前任首領未成年的孩子呢，就是為了自己的基因得到傳承，更何況人類呢。

    在中國，當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皇帝肯定會有改革的動機，而以個人身份出現的一些官僚，他們或者出於忠君思想，或者出於對底層的同情，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也會站在皇帝一邊進行改革，可這種道德式的改革，往往很難成功，所以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敗，就是因為皇權、官僚和鄉村地主組成的平衡關係太過穩定。

    英國以議會製為主的政治體係，也是如此。非常平衡，改革就很困難。法國大革命之後，英國湧現出了大量呼籲改革的人物。一直努力了三十年，才通過《1832年改革法案》，對英國的教育、法律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改革。

    英國人之所以能成功的在平衡的各種力量中完成改革，而中國卻大多數時候失敗，最大的原因是英國重新平衡了政治勢力。為了這次改革，幾代政治家努力推進，但一直受阻於保守勢力。直到輝格黨首領查爾斯·格雷上任，格雷在1831年初首次的動議改革法案，被托利黨掌控的下議院否決，格雷於是提請解散議會，提前大選，令輝格黨人掌控下院，令法案取得支持。

    但在下院通過後，法案又被上議院否決。格雷建議國王威廉四世大量策封支持改革的人士為貴族，遭到拒絕。格雷的建議被拒後，他宣布辭職，結果威廉四世召令威靈頓公爵組閣。可是，上議院否決法案一事觸法各地出現暴動，而威靈頓公爵卻未能成功組閣，使新政府流產，威廉四世於是唯有再命格雷組閣。

    格雷重新上台後，再次要求威廉四世大量策封輝格黨人士為貴族，以便法案在上院通過。這次威廉四世表示同意，但暗中卻向托利黨上院議員警告，不讓法案通過將會後果嚴重，遂促使托利黨上院議員倒戈支持法案，使法案得到通過。

    英國議會能完成這次改革，是各種政治力量，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威脅和國內不斷暴動的基礎上才做出的妥協。即便如此，為了獲得足夠的改革動力，還被迫讓國王冊封大量改革派人士為貴族，才能在這個貴族化的議會製國家取得改革成功。

    這就好比中國要改革，直接改革三大平衡權力中人數最多的那個地主階層，皇帝直接讓改革派的地主代表掌握政府，可惜這很難。皇帝對官僚集團的調整隻能是局部的，局限在最高層的變動，一個丞相或者一個尚書的變動，很難讓整個官僚集團都轉變思想，更何況中國政治力量中，鄉村地主這些在野鄉紳的力量，是無法改變的。總不能沒收保守派地主的土地，交給改革派地主吧。從這一點上來說，新中國革命成功的原理，就是因為改變了土地歸屬。

    可是滿清做不了這些，滿清的皇帝，不管是嘉慶也好，道光也罷。他都無法徹底改變滿蒙八旗掌權的狀態，因為無論是在中國的時候，還是遷徙到中亞的時候，他都是一個小族臨大國的局麵。少數滿蒙權貴是皇帝統治的根基，他隻能讓這些人掌權，就無法杜絕權貴腐敗的問題。

    而且滿清勢力越是擴張，這個問題就越嚴重，因為越擴張，滿蒙權貴的人數比例就顯得越小，這類似於英國貴族數量始終保持在較小規模，反而更穩定，因為一個改革都需要加大貴族數量的國家，顯然不存在歐洲那種貴族不貴的情況，少量，掌握絕對權力的貴族群體，是有利於穩定的。

    嘉慶時候滿清的這些問題還不明顯，因為當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平衡力量，就是漢八旗。當時滿蒙八旗人口不足二十萬，漢八旗在八萬左右，統治四五百萬的中亞回部民族，形成了一個滿蒙權貴，漢人官僚，回部下層的穩定體係。

    吞並了波斯之後，這個問題開始突顯。一方麵是滿蒙權貴開始失衡，大量從中國逃亡這裏投奔皇帝的八旗子弟，讓滿蒙權貴的數量激增，數量激增也未必會失衡，隻是這些在中國活不下去的八旗子弟，往往都是遊手好閑之輩，他們投奔皇帝的目的，是讓皇帝養他們，而不是想通過為皇帝提供專業服務做出貢獻，因此他們不是那種清廉的官僚，都是衝著權力帶來的好處，而不是衝著權力能夠實現個人理想這種目的來的。

    結果他們一方麵擠壓了漢八旗的官僚權力，一方麵改變了嘉慶中興時期在苦寒的中亞重新找到了創業作風，將腐敗的文化重新帶到了這裏。當然他們的到來也不是沒有好處，這些專業技能薄弱，但文化素養較高的八旗子弟，繁榮了文化，他們帶來了戲曲、文學等藝術的繁盛。

    造成的現象是，吞並波斯甚至後來吞並兩河流域的物質財富，都通過這些享樂主義的八旗子弟，催生出了繁盛的文化藝術，沒有帶來國家硬實力的增強。

    吞並兩河流域十幾年後，這裏已經恢複了曆史上的農業基礎，養活了兩千萬人口。也讓滿清的總人口達到了五千萬，中國式的統治，對於人口增長總是十分有利，因為穩定，因為少戰亂，加上充足的物質，必然帶來人口爆炸。

    物質基礎的擴大，和人口大爆炸，進一步造成了社會分化。過去作為官僚集團的漢八旗，現在都已經不再起到中間階層的平衡作用。過去漢八旗主要以自耕農為主，吞並波斯之後，人口也不過四五百萬之多。當時滿蒙八旗人口百萬，回部八旗上千萬，以自耕農為主的漢八旗，一方麵保持耕讀傳家的傳統，一方麵以足夠的人口數量，穩定者社會。

    但吞並兩河流域農耕更優良的土地之後，漢八旗人口在十年間膨脹到了一千多萬，其中自我繁衍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則是大量的人口兼並，漢八旗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加上因為混血，已經徹底喪失了血統觀念，讓他們迎娶其他民族的女子變得無所顧忌。農業生產創造財富的能力，顯然比遊牧要強得多，因此漢八旗始終是相對富裕的族群，一個漢八旗男丁，娶一個回部女子很尋常，娶兩三個都不罕見。娶得多，生的更多，這就讓漢八旗人口出現了爆炸。

    人口爆炸未必是好事，沒有發展出足以養育這些人口的產業，那麽人口就是負擔。

    土地是有限的，在大規模開發之後，漢八旗的下一代已經無法保持自耕農的模式。

    首先從開發最早的費爾幹納盆地的漢八旗族群開始出現土地兼並，下層民眾成為佃農，接著是波斯高原上的漢八旗族群，最近已經開始在兩河流域的漢八旗族群中出現。

    連一貫經濟條件最好的漢八旗都開始貧窮化，其他族群顯然也開始變得貧困。最大的原因還是人口問題，漢八旗從十年前的五六百萬人能膨脹到現在的一千兩百多萬，人口增長一倍。回部八旗其實也差不多，雖然他們的人口增長速度沒有漢八旗那麽快，漢八旗人口在二十年間增長了三倍，他們也成功增長了一倍，從一千多萬增長到了三千萬，越窮越生，他們的生育率不比漢八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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