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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文是轉自喬信明將軍兒子的博客，根據紀實文學《血色軍團》整理。在這裏轉發，供大家了解紅十軍團的前世今生！！！

    偏師揮戈，拉開長征序幕

    博古召見，尋淮洲瑞金受命

    1934年7月初，夜幕籠罩，戰馬嘶鳴。

    在福建連城通往江西瑞金的山間小道上。一支幾千人的隊伍手持火把，正在匆匆地行進著。

    隊伍急速前移，火光隨風搖曳，黑暗中宛如一條飛舞的火龍。

    這支隊伍就是連日來正在閩西同敵屢戰的紅軍第七軍團。幾小時前，他們突然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十萬火急電令：立即脫離戰鬥，火速趕回瑞金。

    紅七軍團是中央蘇區紅軍主力中較年輕的一個軍團，它的組建源於1933年9月的黎川之戰。

    黎川，位於瑞金的東北部，與福建毗鄰，是申央蘇區的北大門。它既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結合部，也是蔣介百包圍中央蘇區東線與西線的會合點。

    蔣介石為“鏟除中央蘇區”，第一步棋便是要奪下黎川城。

    為此，他派出了陳誠的三個精銳師——北路軍第八縱隊第五、六、七十九師朝黎川推進。

    大敵當前，要不要守黎川城，中共內部發生了分歧。博古（左圖）等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死守黎川。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的**則主張放棄黎川，誘敵到福建建寧、泰寧一帶，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黎川前線軍事負責人肖勁光讚同**的看法。他給前總發電，建議讓出空城，從側麵打擊敵人。

    然而，**和肖勁光的意見絲毫末被考慮。肖勁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敵周渾元三個師兵臨城下。

    就在黎川告急的前一個星期，肖勁光的主力部隊卻全被博古調走，第十九師趕往福建，另一個獨立師參加硝石戰役，肖勁光麾下隻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員。

    肖勁光（左圖）是一位有著多年戰鬥經驗和豐富閱曆的將領。他192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參加過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六師黨代表。1930年從蘇聯回國被派往中央蘇區，曾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紅軍學校校長、紅五軍團政委。在反“圍剿”戰爭中，他很快認識到**的軍事思想比在蘇聯軍事學院學到的要更適合中國國情。

    眼下，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他知道惟一的選擇便是撤離。

    不日，肖勁光在無法“死守”的情況下，率教導隊撤出黎川，退到六十裏以外的溪口。

    肖勁光這迫不得已的撤退，卻被共產國際顧問李德斥責為“不戰而棄”，“倉皇撤退”，“讓地方部隊聽任命運的擺布”。而《紅色中華》更是作了聳人聽聞的報道:“肖勁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紅軍用血肉換來的一部分軍用品送給敵人，做了敵人的內應。”

    不過，斥責歸斥責，曝光歸曝光，在七十人抵擋三個師的嚴峻事實麵前，若要“問罪”肖勁光，是怎麽也說不過去的。

    肖勁光被召回瑞金接受任務。根據中革軍委關於把小團小師整編成大團大師正規部隊的決定，肖勁光奉命以原贛東北紅十軍、閩北獨立師和他所領導的閩贛軍區為基礎，組建紅七軍團。

    1933年10月28日，紅七軍團正式成立。尋淮洲任軍團長，肖勁光任政委，下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個師。十九師就是贛東北蘇區的紅十軍，師長周建屏;二十師為閩北紅軍，師長黃立貴;二十一師是建黎太警備區的紅軍;師長由肖勁光兼任。

    紅七軍團組建後所領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鉗製金溪方麵的敵人，配合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打黎川外圍據點遊灣。

    遊灣位於撫州東南，駐有敵軍主力兩個團，周圍集結有敵軍十幾個師，而紅七軍團這時隻有第二十一師在江西，兵力總共隻有兩千餘人，還不到敵人的兩個團。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攻取遊灣，無異於飛蛾撲火。但這是中革軍委的命令，不打不行。

    11月10日上午，紅七軍團被迫向遊灣發起攻擊。敵人獲悉遊灣被攻，急令金溪之第四師沿金撫公路出援。紅七軍團頓時陷入兩麵受敵的困境。然而，中革軍委仍要他們堅持到紅三軍團主力趕到，再向敵人發起總攻。

    戰鬥在孤軍奮戰的情況下堅持到了第三天，部隊已減員過半，而敵人卻增派了飛機和裝甲車助戰，結果，陣地被突破了。遊灣一戰，肖勁光非但沒有“將功補過”，相反，又吃了一個敗仗。

    黎川失守，遊灣失利，接連兩次“敗績”，肖勁光終被“左”傾中央領導者找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借口。

    1934年1月4日，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對肖勁光實行公審。

    公審規模之大，氣氛逼人，在中央蘇區還是頭一次。參加大會的有中央和各後方機關代表、群眾近千人。一陣口號後，書記員宣布了對肖勁光的控告書，其“罪狀”有二：黎川失守，遊灣戰鬥“丟傷兵”。

    公審前，軍事法庭並未進行預審，所以肖勁光不知何罪之有。

    讀畢控告書，執行主席問肖勁光有什麽可說。肖勁光大惑不解，當眾為自己辯護：“從黎川失守到遊灣戰鬥，先後一個半月的時間，並沒有追究我的責任，還讓我去組建毛軍團。我被撤職查辦的罪名，是遊灣戰鬥失敗，現在為何又以黎川失守為題呢？”

    執行主席又問：“不管怎麽說，黎川是不是你失守的？”

    肖勁光繼續辯解道：“我手上的兵都被調走了；敵人是一個軍三個師，我隻有七十人的教導隊，怎麽能守得住?況且，我守到差不多被敵人包圍的嚴重情況下才帶部隊撤出，這有什麽錯呢？”

    ”為什麽不發動群眾？”原告插問道。

    “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靠什麽發動群眾，即使群眾發動起來，赤手空拳又怎麽對付得了那麽多武裝的敵人……”

    肖勁光理正詞嚴，大會執行主席無話可問。

    至於丟傷兵的事，肖勁光繼續辯解：“八角亭戰鬥我們傷亡了三百餘人，我派周子昆師的一個營護送這三百餘名傷員經過敵占區去後方根據地。途中遇到敵人襲擊，有十幾名傷員掉隊，而其他大部分傷員在我部隊的掩護下，安全到達後方根據地。”

    經肖勁光這麽一說兩條“罪狀”都不成立。開始時不明真相喊口號的群眾也不再作聲了。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大會執行主席最後宣布公審結果：開除肖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五年徒刑，無上訴權。

    肖勁光被判刑，紅七軍團領導人也隨之作了變更。尋淮洲繼續任軍團長，樂少華接任政委，同時調來的還有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

    幾個月前，蔣介石鑒於連續四次”圍剿”紅軍失敗的教訓，特地請來了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為他出謀劃策，發誓要消滅紅軍，踏平中央革命根據地。

    ……

    在經過半年多的充分準備之後，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從容地調集了五十萬兵力，一百餘架飛機，從東南西北四麵向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

    與此相反的是，在中共內部，**的領導地位已被完全排斥，”左”傾領導人完全控製了中央各部門。

    在”左”傾教條主義的把持下，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

    效的積極防禦方針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禦敵於國門之外”，

    ”不讓敵人踩蹄蘇區的一寸土地”，”兩個拳頭打人”，”全線出擊”，以堡壘對堡壘”等一整套的軍事冒險主義方針。

    ……

    一路上，軍團幾位主要負責人各有各的猜測與困惑：“回師瑞金”，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就在他們到達瑞金的當天晚上，謎底終於被揭開了。

    是日晚，軍團的領導意外地受到了中革軍委幾位主要領導人，特別是那位炙手可熱的大人物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的接見。

    李德（左圖），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還是奧匈帝國的一名小兵。兩年後，在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十月革命爆發後，李德加入紅軍，開始了革命生涯。在魔戰中，李德作戰勇敢，晉升為騎兵團參謀長。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後，曾在德共中央機關從事過情報工作，並兩次被捕入獄。1928年4月越獄後到蘇聯，化名巴格奈爾。次年春，被派往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畢業後，受派來到中國東北的哈爾濱。

    李德動身來華時，並不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軍事顧問。他是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遠東來從事情報工作的，因為他是德國人，到中國東北與日本人打交道比較方便。他在哈爾濱逗留了一段時間後又來到上海，與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代表聯係上了，參與了其中的一些活動，並與中共臨時中央有了聯係。

    博古與李德在莫斯科時就已相識。他請求李德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的軍事顧問。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蘇區時，博古和張聞天又提出要李德同行前往，以軍事顧問身份到中央蘇區工作。為此，博古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尤爾特電告莫斯科，並得到了批準。

    不過，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李德本是一位”沒有指示權力”

    的顧問。然而，他一到瑞金，便在博古、洛甫的極力推崇下，總攬“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的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幾項大權，成為淩駕於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之上的“太上皇”。

    這也難怪，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又要獨攬大權，隻好仰仗這位“洋顧問”了。這樣，李德有了作為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相互支持，獨斷專行。

    ……

    博古時年二十七歲，年輕、俊秀，身材修長，戴一副黑邊近視眼鏡，看起來頗有點溫文爾雅的樣子。他說:“對於這次行動，黨中央、軍委非常重視，派你們到蔣介石的腹心地區去行動，任務是艱巨的，但你們必須努力做到:

    “第一，最高度地在福建、浙江發展遊擊戰爭，創造遊擊區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諸地界建立新的蘇維埃的根據；第二，最高度地開展福建、浙江的反日運動;第三，消滅敵人後方的單個部隊，特別是在福建及浙贛邊境上的單個部隊;第四，深入到敵人的後方去，經過閩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鐵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分到其後方去。對於這次行動的預定計劃，軍委考慮: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動，經連城之北、永安東南，到達福州、延平間之閩江地域。七軍團於7日晚由瑞金出動，約12日到達連城之北，在該地域相機協同紅二十四師突擊連城之敵。在向永安東南前進中，應相機消滅敵人第八十師及第三師一個團在運動中的部隊，並應與獨九團取得聯絡，然後經尤溪之東，約於25日到達閩清以西的地域，並即偵察北渡。第二步是渡過閩江後，經由古田、慶元、遂昌向浙西前迸，當經過古田、屏南、壽寧時，應與福寧各屬及政和遊擊隊取得聯絡，並應鞏固這一地區，盡可能與我閩北的部隊特別是建甄河西之五十八團設法取得聯絡。在到達浙境後，應與我紅十軍保持經常的聯絡，8月中旬，七軍團應抵杭江鐵路之蘭溪地域，同時應派出別動隊在廣大的地段上破壞敵人的鐵路，並在有利的條件下，七軍團得協同紅十軍消滅浙贛邊境上的敵人;第三步是要在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創立廣大的遊擊地區及蘇維埃的根據地。你們的行動得依情況的變化由軍委的電令決定之;如聯絡中斷時，則應獨立機斷地行動。”

    稍頓，博古又接著補充道，”為了配合這次行動，中央已令紅九軍團專程由江西東進到閩中北地區護送你們，屆時，希望你們與九軍團保持不斷的無線電聯絡。”

    ……

    彭德懷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紅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第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進軍，依托方誌敏、邵式平創建的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等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心髒地區，支援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這樣，可收一石數鳥之效。

    周恩來也以紅一方麵軍總部名義，致電博古、李德、項英，通報福建事變後的敵情變化，建議紅三軍團、紅五軍團迅速出動，側擊國民黨軍人閩部隊。

    遺憾的是，這些證確的建議卻遭到了博古、李德的嚴詞拒絕和指責。

    博古說:”打到外線去，打到閩浙皖贛邊，這不是置中央蘇區於不顧嗎?瑞金還保不保了?這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

    李德更有”高見。:”蔡廷鍇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壞還危險，對群眾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

    結果，**的建議被拒絕了。彭德懷的建議被拒絕了。周恩來的建議同樣也被拒絕了。

    ……

    會議結束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分別給紅七軍團發出作戰訓令和政治訓令，並一再強調，抗日先遣隊的主要任務是深人國民黨統治區的深遠後方，宣傳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開展遊擊戰爭，在敵人最受威脅的地方，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調動圍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隊。

    “你對這次任務怎麽看嚴領受任務回來的路上，政治部主任劉英（左圖）故意拉著粟裕走在後頭。見政委樂少華走遠了，便急不可待地問道。

    粟裕（右圖）皺了皺眉頭，說：“要命!”

    更深的話粟裕不好往下說了。他心裏十分明白，在紅軍已經全麵被動，戰鬥力已十分弱小，中革軍委又指揮失當，而蔣介石已在軍事上占有了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紅七軍團要完成這一戰略任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

    1934年7月6日，一切工作準備就緒，全軍將士精神抖擻，戎裝待發。

    出征前，軍團在瑞金葉坪召開誓師大會。**、周恩來等

    中央領導檢閱了隊伍，朱總司令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工農子弟兵。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衛中華蘇維埃政府，保衛人民的利益，保衛全民族的利益。我們用什麽來保衛呢?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全國工農大眾和一切進步的愛國人士的擁護，我們手中有槍杆子，可以打擊和消滅敵人;我們要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動員民眾起來革命，反對國民黨壓迫工農和屠殺人民，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反對蔣介石賣國投降，我們堅決為抗日保衛民族獨立而鬥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占領了我國東北三省，蔣介石軍隊一槍不放，把三省退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又調集百萬大軍來打我們共產黨、紅軍。蔣介石不抗日，我們紅軍去抗日!”

    總司令慷慨激昂的講話，鏗鏘有力，激起大會雷鳴般的掌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蔣介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衛中華民族!”等口號響徹雲霄。

    是日晚，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披著星光，在蘇區人民的依依惜別聲中，告別紅都瑞金，旌麾東指，踏上了新的征程。

    粟裕困惑:紅七軍團難以完成的使命

    北上皖南，迢迢千裏。六千人的隊伍，綿延十餘裏，逶迤行進在崎嶇的山路上。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命令羅炳輝等率紅九軍團，專程由江西石城東進到閩中北地區，護送抗日先遣隊北上。

    紅九軍團同紅七軍團一樣，也是中央蘇區紅軍中組建較晚的一個軍團。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是一支機動部隊，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對**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領會較深，運用自如，常以少數兵力牽製一個方向的大量敵人，有力地配合著兄弟部隊在另一個方向取得勝利。因此，曾被周恩來譽為“戰略騎兵”。

    ……

    先行出發的紅七軍團，按照既定計劃，部隊將沿閩浙取道北上，所過之處大部分是白區。……雖然正是盛夏，田野卻沉寂得像蒼茫的冬日。往日根據地那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竟一去不複返了。

    麵對此情此景，尋淮洲、粟裕、劉英等幾位年輕的軍團領導的心情是極其複雜和沉重的。特別是粟裕，身為參謀長，似乎比誰都清楚此行的吉凶莫測。

    粟裕，湖南會同人。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民革命軍二十四師教導隊班長。參加了南昌起義，任連指導員。1928年參加了湘南暴動。同年4月，跟隨朱德、陳毅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同**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從此，粟裕加大了建立和堅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鬥爭的行列。

    ……

    粟裕沒有進過專門的軍事學院學習，井岡山時期向朱、毛學打仗的經曆，是他全部戰爭思想的起點和基礎。正如粟裕自己所言：“我跟隨**、朱德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體會，是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克敵製勝的辦法必須依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戰爭的內在規律去尋找。我學到的這條道理，使我終身受益。”

    ……

    自南昌起義到贛南星火，經過兩年頻繁征戰，不滿二十二歲的粟裕，身經數十戰，多次變換職務。他不僅詣熟和勝任基層軍事和政治領導工作，還相當自覺地把自己擔負的工作同全局聯係起來，特別注意從軍事戰略角度理解最高指揮員的決策，從而富於主動精神和創造性地執行了各項戰鬥任務。更重要的是，他這種獨立思考和通觀大局能力的形成，使他具備了一個指揮員出類拔蘋的優秀素質。

    1930年12月，粟裕升任紅二十二軍六十五師師長，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師師長，參加了建立和堅持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鬥爭。這一時期，粟裕參加了曆次反“圍剿”的許多重要戰役和戰鬥，並相繼擔任了紅四軍參謀長，紅一軍團教導師政委，紅十一軍參謀長，紅七軍團第二十師師長兼政委直至軍團參謀長。

    ……

    對於向蔣介石的腹心地區閩浙贛皖進軍，宣傳抗日，創建新的根據地，粟裕是有想法的。前途險惡，他不在乎，可軍團幾千人的命運他不能不考慮。

    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華北，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全國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曆史背景下，提出紅軍北上抗日的口號，舉起紅軍北上抗日的旗幟，是正確的，……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推動抗日運動的關鍵，是要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和轉變，而這一點恰恰又是“左”傾冒險主義統治的中央所未能解決的。再者，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紅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深人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遊擊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臆想。此其一。

    其二，就兵力而言，紅七軍團在休整朔間，雖然突擊補充了兩幹多名新戰士，加上中央派遣的一個隨軍工作團，全軍團共約六千人。但這六千人中，非戰鬥人員(如軍團直屬的運輸連、衛生隊、擔架隊以及保衛局、供給部等)就占了兩千多。

    在武器裝備方麵，紅七軍團雖然在東線作戰繳獲甚多，但此時已全部上交，因而裝備並不好。從數量來看，僅有長短槍一千多枝，一部分輕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不少戰士仍然背著大刀、扛著梭鏢及迷惑敵人的假槍假炮，如“機關槍”，就是用紅氈包裹的塗上鍋灰的毛竹管。就質量而言，也十分低劣，全軍團僅有的一千多枝長短槍，一部分還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連“老鼠仔”(當時對扳機的俗稱)都沒有，而長槍又大多是些毛瑟槍、單粒快，最好的也不過是漢陽造，僅有的六門迫擊炮，不僅射程短，威力不大，而且相當笨重。……僅中央交付紅七軍團攜帶的一百六十餘萬份宣傳品就有三百八十餘擔，連同部隊的後勤物資及炊事用具等，總共多達五百餘擔。……部隊超負荷，行動笨重，它再也沒有原來精銳了。

    其三，先遣隊領導核心中的狀況也不能不使粟裕感到擔憂。按照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示，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保持原有的軍團領導體製，決斷一切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是紅七軍團軍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三人組成：軍團長尋淮洲，軍團政治委員樂少華，隨軍中央代表曾洪易。軍團參謀長粟裕及政治部主任劉英被排除在軍事委員會之外。

    尋淮洲，湖南瀏陽人，十五歲投筆從戎，參加了賀龍領導的北伐軍第二十軍獨立團，開始了他戎馬倥傯的戰鬥生涯。1927年，調往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參加了著名的秋收暴動，後隨**艱苦轉戰井岡山。192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中，機智勇敢，屢建奇功。

    曆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十八歲時，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以後相繼任紅二十二軍三十一師師長、紅三軍團第五師師長、紅一方麵軍二十一軍軍長，至1933年6月，升任紅七軍團軍團長時，年僅二十二歲。因他身材瘦小，被中央蘇區紅軍譽為“神猴子”。

    尋淮洲是在艱苦的革命征戰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一位優秀的青年軍事指揮員，然而，在當時“左”傾宗派主義之風盛行的情況下，這樣的“土生土長”的將領是不可能受到信任的。他雖是軍團長，卻沒有實權，也很難有所作為。

    先遣隊的領導權，實際上掌握在曾洪易和樂少華兩人手中。他們兩人都是……是王明路線的忠實追隨者。

    曾洪易，（注：後成為叛徒）江西萬安人。1923年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任南昌第一屆團地委秘書。1925年赴蘇聯留學。30年代初回國，正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之始，是王明上台後派到贛東北的中共中央代表。

    在贛東北，曾洪易伊然一副“欽差大臣”的派頭，標榜自己“百分之百的正確”。積極推行宗派主義幹部路線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一套主張，全麵否定方誌敏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光輝業績，完全以“左”的標準來衡量贛東北的工作。

    ……

    在贛東北省黨的“一大”後，省委、省蘇和紅十軍在組織上幾乎完全處於曾洪易的控製之下，從而有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在贛東北得以全麵推行。

    革命的最大危害，莫過於“左”禍。1932年3月，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文件傳到贛東北，曾洪易等大加讚賞，並於當月27日發表了《肅反宣言》。隨之，贛東北的肅反嚴重擴大化。

    ……

    肅反擴大化，實際上是一種革命力量的自殺，它起了國民黨反動派所起不到的作用。贛東北的群眾在回憶這段慘痛的曆史時，曾十分沉痛地說：“當時的肅反擴大化，起了從內部搞垮蘇維埃的作用。”

    人民的見解是一針見血的。贛東北，好端端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曾洪易極“左”路線的統治下，不到兩年時間，險些被斷送。

    中央代表曾洪易如此，政委樂少華又如何？對於樂少華，粟裕更是早有領教。

    樂少華，浙江鎮海人。曾參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春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無線電部門工作。1932年3月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革軍委直屬隊總支書記，5月任紅五軍團十五軍副政治委員，同年秋，任紅三軍團七軍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作戰。

    1933年6月，全軍整編，任紅三軍團五師政治委員。同年12月，任紅七軍團政治委員。至此，回國不足三年時間，便平步青雲，身居軍團政委要職，完全是一副少年得誌、風流滿灑的派共。他和曾洪易一樣，既無實際鬥爭經驗，又不謙虛謹慎，倚仗自己吃過紅腸麵包，蠻橫專斷，極為霸道，絲毫也不把尋淮洲、粟裕、劉英等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將領放在眼裏。

    粟裕第一次見到樂少華時，是在歡迎他就任軍團政委的大會上。那天，粟裕剛從戰場滿腔熱情地趕回來，就是為了歡迎新政委。到會場後，見樂少華正在誇誇其談，便靠在門口靜靜地聽。軍團長尋淮洲見粟裕回來了，興衝衝地出來打招呼，詢問戰況，剛交談兒句，樂少華便在台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屁，我在作報告，哪個還在講話？”一點起碼的尊人之道都不講。

    還有一次，粟裕帶部隊阻擊問江西進犯的敵第四師李默魔部，消滅了一部分敵軍。粟裕從前沿跑回軍團指揮部請示是否繼續追擊，軍團長尋淮洲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樂少華沒有作聲，粟裕認為他默許了，剛轉身要走，他突然跳了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屁，政治委員製度不要了？回來！回來！”粟裕被迫停止追擊。當晚，中革軍委來電批評不追擊一事，樂少華卻拒不承擔責任，而粟裕則除了挨中革軍委的批評之外，還被樂少華扣上“反政治委員製度”的帽子，並因此長時期地受到限製和監視。

    想到此，粟裕的心情更加鬱悶。在決斷一切軍事和政治問題的軍團三人軍事委員會中，“左”傾錯誤政策執行者三分天下有其二：隨軍中央代表曾洪易妄自尊大，頤指氣使，伊然一副“欽差”相；政委樂少華冷酷暴躁，霸道專橫，濫用“政治委員最後決定權”瞎指揮是他的一貫作風。軍團最高決策層有此二人一唱一和，身為軍團長的尋淮洲自然顯得勢單力孤，束手束腳。在這種情況下，日後行軍作戰是進是退，是攻是守，意見如何統一?這些重大的、需要快速作出決斷的軍事決策問題，不僅直接關係到軍團的前途和命運，也是粟裕最為擔憂的。

    粟裕素以理智和謀略著稱。事情的發展果不出其所料。

    7月19日，紅七軍團出征不及半月，進抵白區永安。軍團最高決策層便在是否攻占永安一事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永安，別稱燕城，位於福建中部偏西，東南臨大田，西接連城、清流，南毗漳平、龍岩，北與三明接壤，地勢險要，是溝通閩西北的重要山城，也是敵掩護主力”圍剿”中央根據地的一個重要據點。……

    針對這種情況，尋淮洲主張攻取永安，並找到樂少華和曾洪易，召開軍團軍政委員會會議。

    ……

    尋淮洲的話被樂少華打斷：“什麽磨刀不誤砍柴工，什麽靈活機動地處置，全是他媽的鬼話。**的別跟我們講這些大道理。這些大道理我們難道不懂，還用得著要你來教？”

    尋淮洲非常氣憤，但為了大局，他抑製著心中的怒氣，仍心平氣和地陳述著自己的意見：“樂少華同誌，我們現在是商量工作，不是罵街。既然你們懂得這些大道理，那還為什麽反對攻打永安？我認為，攻克永安，消滅永安守敵，無論是從北上抗日、支援皖南暴動，還是從宣傳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擴大紅軍的影響和減輕中央蘇區的軍事壓力，支持閩西的革命鬥爭等方麵來說都是正確的、必要的。”

    結果，軍團軍政委員會會議不歡而散，尋淮洲與他們扯了半天的皮也毫無作用。

    22日，紅九軍團主力經寧化禾口、清流沙龍溪等地抵達永安城西北，與紅七軍團會合。

    這時，永安守敵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更加惶惶不可終日。可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就在紅九軍團主力抵達永安的當天下午，紅七軍團在向城中發射幾槍後開始撤圍。次日，紅九軍團為了掩護紅七軍團行動，也虛晃一槍，全部撤離永安。為此，躲在永安城裏的敵人莫名其妙，紅七軍團的絕大部分指戰員也百思不解。

    ……

    尋淮洲身為軍團長，無權指揮部隊作戰，眼巴巴地看著甕中之鱉放人大海，心裏更不是滋味，但為了革命大局，他隻好強裝平靜，帶領部隊向閩中挺進。

    一路上，尋淮洲默然無語。他知道攻打永安之爭雖是出征以來的第一次，但絕不會是最後一次。有曾洪易在，有樂少華在，加之中革軍委不時於千裏之外發來的各種脫離實際搖控指揮的電報，類似這樣的爭吵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決斷一切軍政問題的軍團軍政委員會，因粟裕、劉英不是軍委會成員，沒有表決權，尋淮洲的戰略計劃、作戰意圖再好，亦有可能在一比二的對峙下遭到否決。

    行軍作戰，軍情萬變，最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堅強的、團結統一的、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戰略部署的戰鬥堡壘。而紅七軍團的領導核心，卻是按照”左”傾宗派主義幹部政策配備起來的。少數”左”傾政策的堅持執行者，掌握著領導權，包括軍事指揮的最後決定權。僅此一點，即可以說，先遣隊日後的悲劇，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失敗的伏筆。

    朝令夕改使紅七軍團陷入困境（一）

    一，深夜，軍委一道緊急電令:打下福州

    紅七軍團渡過閩江後，按原定計劃準備由古田、慶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後去皖南開創新的根據地。……

    1934年7月31日淩晨，紅七軍團主力抵達古田縣穀口村時，中革軍委突然改變計劃，發來一道緊急電令，要紅七軍團由穀口東進，占領水口，威脅並相機打下福州。

    對中革軍委的命令，軍團首長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人雖然感到困惑，但還是決定執行。他們放棄攻打古田縣城的部署，命令部隊連夜向水口前進。……

    當天上午，軍團部在水口鎮召開”八一”紀念大會。會上正式宣布，部隊對外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對內仍稱紅七軍團。在大會上，對北上行動和攻打福州進行了動員，部隊情緒高漲，鬥誌昂揚。

    紅軍在閩中地區的突然出現，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震驚。敵人忙將部署在閩東寧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師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並向閩江上遊堵截我軍。同時，又急調在湖北整訓的第四十九師伍誠仁部由長江水路日夜兼程東進，經海運馳援福建。正在《圍剿衝央蘇區的國民黨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也急忙從漳州飛到福州“視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會，地處東南沿海，交通方便，城牆高大堅固，城內外駐有國民黨第八十七師的一個團和一個憲兵團，還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軍陸戰隊，城郊南台建有飛機場。部隊開赴福州前，紅七軍團軍事委員會連夜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研究攻打福州的具體部署。

    會議一開始，軍團長尋淮洲就表示了對強行攻打福州的擔憂。他說：“福州城牆高大，工事堅固，城內守備力量遠遠超過我們，如果硬攻，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險性，在戰略上也無可取之處，況且我們此次出征的目的……”

    “攻打福州，是中革軍委的命令，難道要我們違抗中央的命令嗎？樂少華粗魯地打斷了尋淮洲的發言。從瑞金出發後，樂少華動不動就拿政治委員的架子，根本不把有著豐富指揮經驗的軍團長尋淮洲放在眼裏，一路上彼此常常發生爭吵。

    “問題不在於誰的命令，我們需要的是正視現實，對革命負

    責!“尋淮洲針鋒相對，毫不示弱。

    “況且我們的部隊也確實缺乏攻堅的思想和物質準備。”一直保持沉默的軍團政治部主任劉英，這時也表明了自已的立場。軍團參謀長粟裕也同意尋淮洲的看法，建議對攻打福州慎重行事。

    樂少華看到反對強行攻打福州的意見占上風，又氣又急，他對粟裕、劉英吼道：“你們不是軍委會成員，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政治委員手中，這是中央的規定。”

    這時，坐在一旁的中央代表曾洪易陰陽怪氣地說：“攻打福州是中央的命令，誰違反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我們要無條件地執行中央的命令。再說，福州雖然城牆高大、工事堅固，這沒有什麽可怕的嘛。城內不是還有地下黨策應我們嗎？福州之戰，是向敵人顯示我們強大力量的大好時機，千萬不要錯過喲。”

    樂少華和曾洪易一唱一和，攻打福州的決定就這樣強行通過了。

    8月2日，紅七軍團從水口出發，直奔福州。……

    然而，福州的敵軍早就作好了準備，他們密切地注視著紅軍的一舉一動。部隊從水口出發的當天傍晚，敵人就派出飛機進行偵察、襲擊。缺乏防空經驗的紅七軍團的戰士們還沒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就倒下去七八十人。平時趾高氣揚的中央代表曾洪易，被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嚇惜了，一時不知所措。尋淮洲、粟裕趕忙指揮部隊分散隱蔽。敵機盤旋掃射了一陣，飛走了。

    部隊還未到達福州就遇到敵機空襲，傷亡幾十號人，尋淮洲、粟裕感到十分內疚、痛心。他們提議要對戰士們加強防空知識的教育。這時的曾洪易，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改往日的自信傲慢，變得愁眉苦臉，情緒低落，一路上竟多次要求部隊繞開福州快走，遭到了樂少華的堅決反對後才作罷。

    8月7日，紅七軍團到達福州西北近郊，部隊顧不上喘息片刻，當晚即向福州城發起攻擊。

    城內外的守敵早已作好應戰準備。他們憑借堅固的工事拚命扼守，並以猛烈的炮火向紅軍進行轟擊，飛機在上空對紅軍陣地輪番轟炸掃射。紅軍戰士們打得十分頑強，前麵的倒下去了，後麵的接著往上衝。強攻一晝夜，攻占了敵軍一些陣地和城北關的主要街道。但因紅軍還不善於迫近作業，又缺乏攻城器械，城內的地下黨組織也沒有配合策應，無法打進城裏。眼看著再這樣打下去，紅軍的傷亡會更大，後果將不堪設想。尋淮洲提議立即召開軍團軍事委員會緊急會議，研究對策。

    被殘酷的戰鬥嚇破了膽的曾洪易，主張立即撤離福州北上，與閩東紅軍和遊擊隊會合。原先一直堅持要強行奪下福州城的樂少華，看到部隊傷亡太大而又毫無進展，也不再叫嚷要“誓死攻克福州”了。會議決定部隊撤至福州以北嶺頭一帶，準備向閩東轉移。……

    中革軍委這次電令攻打福州，不僅使紅七軍團損失慘重，還給紅七軍團以後的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本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初人福建時，聲勢浩大，所過之處，敵人不知底細，大多聞風而逃。而福州之戰後，先遣隊的實力完全暴露。

    ……從此，蔣介石對紅七軍團的實力不以為然，敵人也不再害怕這支部隊，而且傾全力對其圍追堵截，紅七軍團的前程更具風險了。

    桃源、降虎戰鬥以後，先遣隊繼續向閩東地區轉移。時值8月中旬，天氣十分炎熱，部隊的傷病員增加到八百餘人。由於在白區活動，既無後方，又無民夫，這些傷員的轉移安置成了一道擺在劉英麵前的棘手難題。

    ……部隊迫切需要一個適當的地區把傷病員安置下來。在經過連江附近的時候，先遣隊和閩東遊擊區取得了聯係。……

    曆盡艱險好不容易把八百號傷病員帶到閩東根據地後，劉英如釋重負。他迅速將傷員交付給當地黨組織，並給每個傷員發了二十塊銀元、兒套便衣和許多食品、藥物，囑咐他們安心養傷，在地方黨組織領導下，繼續為革命事業貢獻力量。這批傷員傷好後，大都加入了閩東紅軍的行列，有的還成了骨幹。……

    二，“基本破壞閩浙贛三省邊區的鐵路、公路等，……”先遣隊任務突變

    ……

    8月30日清晨，先遣隊撤離慶元縣城，向龍泉方向進軍。下午，先遣隊在浙江竹口遭到浙江保安團的進攻。……竹口戰鬥，紅軍以較少代價換取較大勝利，浙江保安處也承認了失敗，並作為“前車之鑒”冶誡各部吸取教訓。……

    對先遣隊的連連得勝，蔣介石甚為惱怒。9月2日，蔣介石發布命令，限駐閩、浙軍隊於11月前”肅清”紅軍先遣隊。於是，第四十九師、劉和鼎師、駐古田的李默庸部和浙江保安隊一部紛紛出動，阻擊堵截。

    1934年9月4日，先遣隊從浙江龍泉縣八都迸人福建浦城縣黨溪一帶駐營。下午3時，中革軍委來電，指出:“七軍團現已開始作戰計劃的第三步，“中心任務仍是“在閩浙贛皖邊境創造廣泛的遊擊運動及蘇區根據地“。電令中要“七軍團勿作強行軍，每日走二三十裏即可“，以保證完成在9月份之內，基本破壞閩浙贛三省邊區的鐵路、公路等，斷絕敵人的交通與通訊，並伺機創立新的蘇區。……

    尋淮洲反複思索著閩北的有利形勢，並與粟裕、劉英和三個師的負責人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提請樂少華、曾洪易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進行討論。

    結果，會上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會後，曾、樂、尋三委員各向中革軍委發了電報，陳述自己的意見。曾洪易要求中革軍委同意紅七軍團進入閩浙贛蘇區進行休整，接著又發電報給閩浙贛軍區負責同誌，要他們立即派部隊前往古樓遊擊區迎接先遣隊。

    樂少華則反對紅七軍團休整補充，主張立即北上。

    尋淮洲將軍團廣大指戰員的心願和自己的意見，即利用閩北蘇區的有利條件作短暫休整，適當補充兵力，以利下一步行動，如實地向中革軍委作了匯報。

    中革軍委當即回電，對樂少華的意見予以支持和表揚，對曾洪易的主張予以嚴厲的批駁，對尋淮洲的主張予以批評，並指出，先遣隊“擬於閩北邊區休息，這恰合敵人的企圖，因敵人企圖阻止你們北進”。“七軍團應集結兵力轉移到新的隱蔽地域以便於襲擊漁梁之敵。”於是，先遣隊在閩北隻停留了三天，安置了一批傷病員，就繼續向北迸發了。

    急於要先遣隊離開閩北，這是繼攻打福州之後中革軍委在戰略指導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誤。從當時紅軍鬥爭的全局來看，既然是要先遣隊配合申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起戰略牽製作用，就不必機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況當先遣隊出動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動已經失敗。如果當時讓先遣隊先在閩東、閩北地區活動，幫助地方黨擴大武裝鬥爭，打兒個勝仗，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有依托地向政和、鬆溪發展，把閩東、閩北連成一片，再同浙南群眾條件較好的慶元地區連接起來，創造較好的局麵，然後跳躍式地向浙西和皖南發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調動更多一些敵人的。

    先遣隊自出動以來，不僅外有敵人圍追堵截，內部也出現了嚴重困難，軍團主要領導成員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首先是樂少華一味盲目地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拒絕結合實際，而且專橫無忌，對尋淮洲極不尊重，一開會就吵架，天天如此，幾乎造成指揮上的癱瘓。與此同時，曾洪易則愈益暴露出嚴重的恐慌動搖，在水口遭到敵機襲擊時，他嚇得臉色發青，嘴唇顫抖，一到閩北就提出要到閩浙贛大蘇區去，並直接發電報要閩浙贛軍區派部隊來接。他的主張受到尋淮洲和大部分同誌的反對，中革軍委在回電中也對他作了批駁。從此以後他就更加消極對抗，竟要求離開部隊。軍團領導中這些極不正常的狀況，從根本上說，是”左”傾宗派主義的必然惡果。它給先遣隊這支深入敵區、獨立行動的部隊，帶來了難以言喻的困難。

    三，樂尋兩帥爭議:中央電令執行與否

    先遣隊到閩北蘇區時，已是從瑞金出發後的近兩個月，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到達皖南的限期。如果繼續進軍，本應向皖南急進，但中革軍委又來電指示，要先遣隊在浙江執行兩項“中心任務”:

    一、徹底地破壞進攻我紅十軍與閩北蘇區敵人的後方;

    二、在閩浙贛皖邊境創造廣泛的遊擊運動及蘇區根據地。

    破壞敵人的後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壞龍泉浦城、浦城廠豐、廣豐玉山間的汽車路、交通工具及電話等。其次，破壞蘭衡(溪)衡縣、玉山、江山間的鐵路、車站及車頭車廂等，並破壞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間的道路。而對於原來賦予的去皖南的任務中央末作任何說明。

    1934年9月9日，先遣隊離開閩北蘇區，北上浙西。限於當時的裝備、技術條件和當地的群眾基礎，耍按照中革軍委的要求在廣大地段上破壞鐵路、公路，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但是，中革軍委不顧當時實際情況，多次來電批評先遣隊“對保安團畏懼其截擊是不對的”，又要求先遣隊“不需以急行軍增加病員與疲勞，每日行二三十裏“等等。弄得全軍團的將士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執行不對，不執行也不對。……

    9月12日，先遣隊經由廣豐張墩頭抵浦城九牧，爾後出安民關離閩入浙，進人江山縣境。

    9月13日，先遣隊避開敵浙保一縱副指揮蔣誌英重點設防的江山二十八都，經周村一帶往北越過大仙嶺，當日下午攻占清湖鎮。……

    當晚，先遣隊派了政治部宣傳科帶一個營和一個偵察連去破壞鐵路和鐵橋，但任務沒有完成。第二天一早先遣隊出發時，又派了一個主力師，並派了保衛局偵察科科長同去，規定第二天在招賢會合，要求他們一定完成任務。……

    9月14日，先遣隊進至江山腹心地區，按軍委作戰訓令和當時軍委的電令，開始執行破壞杭江鐵路的任務。紅軍一部襲擊賀村，燒毀火車站和汽車站，炸毀附近的鐵路橋。另派教導隊、偵察連和工兵連大部去炸杭江鐵路的航頭大橋，進至鄭家塢。

    ……15日，先遣隊再一次收到中革軍委關於破壞公路、鐵路的指示後，東移至大陳，派第一師經荷塘去炸航頭大橋，並在大陳南側山地加強警戒。

    ……浙江是蔣介石的老巢，社會基礎雄厚，保安團較強，保甲製度較嚴密，交通與通訊便捷，敵人能及時掌握先遣隊的行動情況，從各方麵調動部隊圍擊先遣隊。先遣隊卻隻能機械地按照中革軍委規定的時間、地點、路線、t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護戰、遭遇戰，雖然也取得了不少戰術性的勝利，但整個處境卻越來越被動了。

    正當先遣隊艱苦轉戰浙西的時候，中革軍委9月17日來電命令先遣隊，在完成軍委給予的破壞杭江鐵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務之前，禁止繼續北進。第二天又電令先遣隊“應即向遂安前進，以襲擊方法占領該城，並確保於我軍手中”，規定先遣隊以遂安為中心，在靠近安徽邊境的淳安、壽昌、衡縣、開化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蘇區，爾後再向浙皖邊境之歇縣(即徽州)、建德(今梅城)、蘭溪、江山、屯溪地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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