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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古語中多指當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後雖也被用來指田地的主人，但向無貶義。近代以來，隨著階級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詞逐漸成為英文術語“landho1der”或“land1ord”的漢譯政治名詞，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為生的人。[1]依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創造一切，全部利潤、利息、地租，都單純是對勞動者的剝削”[2]，靠收取地租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釘在了剝削者的恥辱柱上。

    通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運用暴力手段，剝奪地主的土地財產，以滿足貧苦農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來解決農村中生產資料占有和貧富不均的問題，源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並逐漸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在革命中和革命勝利後共同效仿的做法。不容否認的是，這種大刀闊斧，快刀斬亂麻的解決辦法，對於根本改革農村社會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幾乎都極大地便利了各國**人為迅創立和展本國現代工業攫取原始積累。不過，經過幾十年之後，特別是鑒於台灣土改的經驗，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突飛猛進的展，人們意外地現，在農村，當年那些地主、富農並不都是剝削成性、好逸惡勞；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也並不都像教科書裏講的那樣緊張；他們的財產也並不都是憑藉權勢盤剝欺詐而來；他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經營生產上的能手。台灣的不少地主，被迫轉向工商業後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6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剝奪了土地財產的家庭，如今改革開放，許多人，哪怕是他們的子女，都再度展現了他們的才能，重又成了農業生產經營的“大戶”。[3]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會促使許多研究者對當年的土改運動及其方法，展開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順應工業展的需要為前提的。在歐洲，包括俄國，在走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土地改革幾乎都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但十分明顯的是，相對於土地占有情況不同的國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會各有不同。最早成功地實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國，就絲毫不曾考慮過解決土地占有不平等的問題。英國的土改不僅沒有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約化、規模化經營，它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弱勢群體的利益，卻大大推動了英國資本主義整體的進程。法國的土地改革著眼於實現“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農，但卻進一步鞏固了傳統的自然經濟模式，製約了工業化的展度，導致法國的工業展很長時間明顯地落後於英國。蘇聯的土地改革，先通過暴力的手段剝奪了貴族大地主及其相當部分富農的土地財產，以滿足普通農民的土地要求。當現此舉不能有效地獲得農業剩餘以展工業之後，斯大林采取了集體化的措施，強行將農民納入到國家計劃經濟的控製之下，以犧牲農業的辦法促成了工業的飛展。但同時，蘇聯的農業增長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卻因此長期停滯不前。

    **的土地改革及其集體化的措施照搬了蘇聯的模式，也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步了蘇聯的後塵。在城市居民生活長期保持低工資、低消費的同時，廣大農村的農民則為保證工業和城市計劃展的需要，不僅得任由國家竭澤而魚，而且在身份上淪為了二等公民。建國3o年後，中國甚至還有幾億農民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在此基礎上，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工業增長度。但即使純粹著眼於經濟展的角度，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就是，這種空前的增長成績，並非純粹是從農業的積累中得來的。與蘇聯的情況不同，中國當年工業基礎的建立與生產的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蘇聯提供的資金、技術、人員和裝備等各個方麵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蘇關係破裂，建立在這種援助基礎上的工業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製約。[4]由此可知，如果沒有蘇聯援助，完全依照蘇聯當年的辦法進行工業原始積累，即使犧牲了農民的利益，中國也很難迅建立起自己的大規模的工業基礎。換言之，照搬蘇聯的土改辦法，雖然在蘇聯的援助下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就其經濟展的效益而言，對中國也未必就是最合適的。

    對中國來說，蘇聯做法之不盡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還在於它並不真的適合中國的國情。這種辦法導致中國農村中相當一部分生產經營的精英，乃至他們的子孫，都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為了加工業的展，實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製，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國有化，或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然後推動其合作化，都是理當實行的改革步驟。但是，忽視中國占統治地位的是小農經濟和小土地所有製這一事實，簡單地把中國看成與俄國一樣，相信土地已經高度集中[5]，必須徹底消滅地主階級，才能把農民從地主土地占有製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卻多少有些脫離了中國的具體國情。

    有關近現代以來中國並不存在土地日趨集中的嚴重趨勢的觀點，近年來已經越來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認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幾乎所有認真比較考察了全國各地土地占有調查資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關於占農村人口1o%的地主富農占有大約7o－8o%的土地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郭德宏最早分析了**建國前後各種百分比的統計數據，並得出結論：地主富農“在舊中國的幾十年間”，“約占戶數和人口的9.45%，占土地總數的54.37%.”[6]這意味著，過去有關地主富農霸占著農村絕大部分土地的說法並不成立，地主富農所占土地全國平均隻達到半數略多而已。但是，這種比例數上的減少，仍舊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地主富農以極少的人口占據著半數以上大量的土地。這也正是為什麽，郭德宏相信過去的說法雖有誇大，卻堅信傳統的觀點和革命性土改運動根本上並無不妥。[7]

    針對郭德宏的不徹底，高王淩和秦暉等顯然認為有必要擯除關於富農的統計數據，單獨計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況。這樣區分的好處是，既避免了把富農與地主混為一談，並列為地主土地占有製的兩大支柱，也避免了由於過去富農概念含混，計算不當而造成的統計數據的不實。不過，依照這樣一種辦法統計出來的數據，各位學者的結論其實也相差無幾，即：

    郭德宏：地主占農村戶數和人口約3.79%，占有土地約38.29.[8]

    高王淩：地主戶數約占農民總戶數的3－4%，地主人口約為農民總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o－4o%之間，簡單平均為36%.[9]

    由於隻有兩三個百分點差距的數據未必能夠改變人們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淩進一步探討了地主和農民的租佃關係，說明農民並非像傳統書上講的那樣完全被動地處於受剝削的地位。因為，農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應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應多；一般情況下地租率為五五開，至多四六開，且隻按實際田畝主糧一季產量統計，多數農村佃戶在附帶田邊、旱地、山林、水塘所種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時，因為佃戶抗租欠租等種種原因，地主地租實收率通常隻相當於規定租額的3o%，如此等等。[1o]

    對此，當年曾親身參與**中南局領導土地改革運動的杜潤生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很明確地表示同意占農民人口約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還不到總量4o%”這一新的研究數據，也不否認因天災戰禍頻仍，有收租困難的情況，但他認為高對地主與農民租佃關係的看法，舉的隻是個別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無剝削”的結論。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總量的4o%，在他看來，以往的結論也無可動搖。即：“地主占有製形成的大規模土地壟斷，官僚軍閥強權掠奪、無償占有，到處可見。特別是民國以來，地主與高利貸者集於一身，官府橫征暴斂，經濟掠奪，地主的土地負擔大多數轉嫁於農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艱難，地租率遠遠高於資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區，農村宗法社會遺留的人身依附，當時依然存在。這一切阻礙了社會資本向工業和農業資本主義經營的轉移。……這個社會結構，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掃除，沒有別的出路。”[11]

    杜潤生的看法並非毫無道理。因為無論怎樣改變地主農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數，也無論怎樣強調地主農民租佃關係中農民的主動地位，都不能改變基於勞動價值理論得出的地主不勞而獲這樣一種事實，甚至也很難扭轉人們固有的“地主占有製形成的大規模土地壟斷，官僚軍閥強權掠奪、無償占有，到處可見”這樣一種認識。這裏的問題其實在於，能否簡單地把“地主”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來？也就是說，中國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製形成的大規模土地壟斷”或土地集中的嚴重趨勢？尤其是，占農村人口總戶數將近4%的小地主有無可能普遍依仗權勢，強權掠奪、橫征暴斂、進行經濟剝削和任意將土地負擔轉稼於農民……？

    實際上，簡單地采用百分比的統計數據考察地主農民的土地占有關係，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帶來的種種重要差別。如同我們許多研究者至今仍舊習慣於把地主和富農混為一談一樣，這種思維方式的背後所顯示的，是“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傳統階級觀念。隻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窮富，不管為人善惡，不管對革命態度如何，也不管財產由何而來，統統都是不勞而獲的封建剝削者，都應視為農民的敵人。因為，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問題，他們的階級利益是一致的。

    在這方麵，唐致卿通過對山東農村經濟的大量實證性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認為：“實際上，農村中並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各階層處於不停的分化與流動中”，即：

    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地主經濟也受小農經濟規律的製約支配。一方麵是無數人因天災**而破產，一方麵是一部分人因農商工而致富。地主富農破產而成小農，小農致富而成富農。一個農民家庭可能因一個兒子躋身士林謀得一官半職而成為地主，一個大地主也可能在幾十年內分化出一批中農、貧農戶。地主經濟隻是小農經濟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經營方式、生產方式，都與小農並無根本差別。在農村，討飯二三十年而後成為富農，因賭博將房產地契一夜輸光而成為貧雇農的人屢見不鮮。這樣的地主並沒有特殊的地主經濟範疇和獨特的思想，這樣的貧雇農也沒有特殊的與地主富農有差別的農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資的小農，小農每日都夢想成為地主富農，隻是手中缺少土地錢財。地主富農與中農貧農周期地永無休止地對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又寫道：“地主階級根本不過問生產過程，以收取地租為惟一職能，成為農村中的寄生階級。”“地主階級不僅將土地作為直接的經濟剝削手段，榨取農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權，對佃農進行經濟強製，使佃農被束縛於封建土地製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實行殘酷的原始性剝削，在農業生產中造成了不利於農業生產力展的種種破壞性因素。”“地權同時是政治壓迫的基礎。在舊中國，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製基礎之上，形成了落後的社會關係和國家政治法律軍事製度的根本特征。”[13]

    在這裏顯而易見的是，唐通過實證研究，看到了一個充斥著差別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動的小地主與小農關係的真實的農村社會；但他在觀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傳統階級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離開他所看到的情況，從理論上強調地主作為一個農村階級整體上具有寄生性、落後性、壓迫性和破壞性，結果就出現了上述明顯矛盾的兩種判斷。

    其實，如果我們承認中國近現代的農村依舊是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話，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製為基礎，以滿足個體家庭消費為生產目的基本特征。正是這種分散的、個體的、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和消費單位的小農經濟，和適應於這一社會生產方式的土地買賣、諸子均分、科舉取士、宗族倫理關係等傳統與製度，最大限度地限製了以租佃關係為中心的中國地主土地占有製度的展。中國的地主製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地主製之間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歐洲多數國家因為貴族世襲和限製土地買賣等種種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著大批大地主，那裏幾乎沒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間；而中國的小農經濟體製卻周期性地分解著大地主，並持續不斷地在小農中間製造著小地主。換言之，唐通過實證研究所觀察到的情況並沒有錯。隻是，在唐筆下那些時時受到小農經濟規律支配和破產威脅，和小農劃不清界限的所謂“地主”，需要具體說明是小地主。他們和那極少數大規模壟斷著土地資源，有條件依仗權勢，巧取豪奪，實行殘酷的經濟剝削的大地主，並不能等量齊觀。隻有了解到這一點，唐致卿的這一概括才是準確的和有意義的，即這些小地主不過是些“有土地有家資的小農”而已。他們和多數農民之間本質上並無多少差別。除非出現奇跡，他們幾乎沒有成為大地主的機會，反倒是隨時都有因分家、災荒、戰爭及經營不善而破產，重新變成小農的可能。因此，他們中許多人和極少數軍閥官僚大地主，未必有著一致的階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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