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中，正文因有涉黃、涉暴、涉政幾種違禁之一內容，為不牽累鐵血，不導致本書被人閹割，不讓小子被人叫去吃飯。請加小子的qq。q為171594237，加時請打“27讀者”字樣，以供辨認。

    以下為廢文，湊足兩章字數，為小子不留遺憾罷了

    待花費了極大的精力生產出這些設備，按照戰士們的冶煉配方生產出來的鋼鐵就達到了戰士們的要求，隨後其他設備的生產就變得容易起來。

    隨著時間的一天天推移，在根據地軍民極大的熱情下，根據地的鋼鐵生產在兩個月迅速的達到了一個高峰，加上上海的戰士不斷采購來了根據地需要的各種原料，各種機械就源源不斷的生產出來。在設計好的六台發電機開始並網發電後，根據地各方麵的工作開始普遍的采用機械作業，對於人力的消耗開始迅速下降。

    此時，張衛與李錦江的遠見之明開始顯露出來。此前張衛根據與李錦江的商定，在生產趕不上趟的時候，寧可派出戰士過去幫忙，都一直不肯增加那些各行業的工人。此時，機械生產的效率一旦體現出來，對於工人的數量需求就大幅度下降，而工人數量沒有盲目增加，就保證了不會有大量的工人下崗，也避免了在培訓資源的浪費。

    工人數量不需要那麽多了，張衛隻要把那些參與生產的戰士抽回來，餘下的工人即使多，也不會多到哪裏去。即使是工人數量略為有些富餘的一些行業，隻要對這些工人進行輪流的重新培訓，在文化、技術、崗位操作技能、崗位要求等方麵做進一步的加強，在將來更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之後，這些工人就能派上了用場。而且加強對工人的培訓，也為將來更現代化、更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打下了基礎。

    這些從未讀過書學習過文化的工人，都經曆過了舊社會的種種磨難，知道沒有文化的苦處，加上李錦江、張衛對學習的好處的宣傳到位，一旦有了學習的機會，無不卯足了勁學習。

    雖然中斷了教育教學計劃，但在對工人的短期培訓這一塊，張衛投下了足夠的本錢。每個工人的培訓，根據地都會補貼給企業百分之五十錢款，並在稅收方麵保證，可以按照企業在工人培訓乃至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的投入，對企業進行退稅補助。

    這點，起初並沒有哪一個剛轉化為資本家的地主、鄉紳們重視，但隨著兩個根據地關於工人的社會保障法律製度的出台，這一點上的好處很快就為這些新興的資本家們所重視。

    對於工人的勞動保護、社會保障、醫療救助等方麵，張衛與李錦江在協商後，直接跳過了那些中華國七、八十年代的做法。

    工人並不是終身製的，每一個工人在企業都是簽訂三年或五年的合同，如果做得好的，可以繼續在這個工廠做工，做得不好，到期後可以辭退。

    而工人的保障則交給了社會保障係統--太行根據地成立的保險公司，由各工廠、企業給屬下的工人交納醫療、失業、養老保險，一些危重行業還要增交相應的行業工作保險。

    而這些保險費用可以以退稅的方式退還，也就是說，企業對於屬下工人交納的各種保險費用，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還是由政府負擔。至於負擔的部分，那就要看這家企業的信譽度，以及交納的保險的多少。給工人上的保險種類多的，可以得到的退稅比例就高。

    這樣，在社會保障法律製度出台後，給工人交納保險就成為了兩大根據地的一股風潮，畢竟這個年頭的稅都是很高的，即使張衛和李錦江訂的稅率比別的地方低，稅率也都是蠻高的。按照法律規定交完那些險種之後，再增加的一個兩個險種就可以獲得極高的退稅比例，增加險種的投入隨著退稅比例的提高，完全可以抵消了。通過這樣多交納保險，又可以收買人心，又可以獲得實惠，何樂不為。

    當然，如果工人在合同期間不能夠認真工作，依照管理規章，警告三次不聽的，那麽依照法律的規定，企業就可以不為這名工人繳納保險的費用，而不會影響企業的整體退稅比例。

    這樣，結合保險上的法律規定，就把工人的保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避免了將來工人的失業、年老等社會問題的爆發。同時，退休的工人，就不再成為企業的負擔，這樣給中華的企業極大的減輕了負擔，對於中華的企業走向世界，參與國際商業競爭提供了保障。

    葉挺將軍為什麽離開新四軍？

    光明書摘

    俗話說，一山難容兩虎。葉挺和項英都是新四軍的軍政首腦。過去一個是江南紅軍遊擊隊的負責人；一個是中共兩次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現在葉挺是新四軍軍長；項英是副軍長。按慣例，在行政上葉挺應該領導項英。可新四軍是中共的武裝部隊，中共有一條原則是“黨指揮槍”。項英是中共東南分局書記和中央軍委分會主席，理應對新四軍進行領導，也就是說從黨的角度看，項英應該領導暫時“在黨的組織外”的葉挺。就是這麽一層微妙的關係，加之他們的性格、愛好、經曆的不同，兩位新四軍領導人在後來的相處中總是磕磕碰碰，直至葉挺兩次出走，四次辭呈，項英也向黨中央三請罷官。

    葉挺與項英的不同之處不少，明顯的是兩人的性格不同。葉挺性格剛毅，受不起委屈；項英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相容性較差。但兩人關鍵的不同之處是：

    首先他們的戰略思想不同。葉挺認為，中央東進北上的戰略思想無比正確。挺進敵後，獨立自主地發展遊擊戰爭，千方百計招兵買馬，迅速壯大自己，是富有膽識的戰略決策，應該盡快執行。項英卻堅持株守皖南，怕新四軍深入敵後，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發展，同時他怕“東進北上”後新四軍打破了國民黨的限製，發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國民黨。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對國民黨、蔣介石加緊迫害新四軍的種種陰謀毫無察覺，一再遷就退讓。他把許多同誌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自籌武器、經費，迅速發展部隊的正確做法，說成是破壞統一戰線，是“人、槍、款主義”。一個習慣打遊擊戰，打不了就走；一個主張既要堅持遊擊戰，又要注重運動戰。一個出身於產業工人，一個出身於正式的軍官學校。

    其次是組織形式上的不同。葉挺不是黨員，更不是黨委領導成員，黨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黨內的重要報告他不能聽，有關黨的軍事重要會議他不能參加；項英是書記，根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新四軍的一切軍政大事，基本上由項英說了算。軍政大權掌握在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手裏。葉挺雖然是新四軍的一軍之長，但是反而成了項英的副手，處在“客卿”或統戰對象的地位。特別嚴重的是，項英極少向幹部戰士宣傳葉挺，宣傳黨中央、＂mao　ze　dong＂對葉挺的信任和寄予無限的希望，而在組織上又不放在黨內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習慣上的不同。葉挺出過國留過洋，在國民黨革命軍中威名遠揚。現在是新四軍軍長，當然要像個將軍的樣子，著裝儀表，十分注重軍容風紀。他即使不穿軍裝也是西裝革履，穿著整潔，打扮儀表堂堂，手拿文明棍，頭戴禮帽，出門以馬代步，表現得氣度不凡；項英在大山中打了幾年遊擊，穿著樸素隨便，以艱苦奮鬥者的形象自居。他經常和別人說，現在比油山的時候強多了。葉挺興趣廣泛，愛好攝影，有時還喜歡到田裏抓幾隻田雞親自炒幾個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歡與國內外各界人士暢談天下大事。這一切項英都看不慣。

    生活習慣本是小事，但由於思想觀點上存在的分歧，項英對葉挺這也看不習慣，那也看不順眼。最終導致格格不入。葉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達莫斯科受到錯誤批鬥時，沒有耐心等待，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離開了黨，離開了革命隊伍，在黨外賦閑10年之久。根據黨的法規和革命鬥爭哲學：脫黨、出逃是絕對不容許和不可饒恕的大事。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mao　ze　dong＂、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麵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

    葉挺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軍事家和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領。他在皖南一開始就對項英的一些主張不能苟同。項英搞“精兵主義”，“以質代量”。葉挺卻千方百計招兵買馬，要迅速壯大革命隊伍。項英認為：日軍占領浙贛路之後，皖南就是一片根據地，主張守株待兔，堅守皖南和向南發展。而葉挺根據中央的批示精神，認為東進北上更有利新四軍的發展。項英當然不聽葉挺的意見。葉挺對他也無可奈何，無能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項英爭論，招來的隻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mao　ze　dong＂了解了葉挺的處境後，要求項英與葉挺團結一致，共舉抗日大業。並要他注意尊重葉挺，在軍事上多讓葉挺負責，讓他實際上擔負政委的職責。＂mao　ze　dong＂特別指出，與葉挺搞好合作，對於領導好新四軍，推進抗日事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項英並沒有把中央和＂mao　ze　dong＂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對葉挺更有成見。新四軍開始成立時，他隻當了個副軍長，本來心裏就憋著氣。他總以為形式上葉挺是個軍長，但新四軍是共產黨的隊伍，我這共產黨的最高長官，指揮權應在我手裏，應該由我說了算。現在中央真的要把軍事權交給葉挺，項英有逆反心理。開始，有些雞毛蒜皮的事還與葉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後來幹脆連這種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關軍事方麵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時向他傳達，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張。對於葉挺提出的一些正確主張，不但沒有認真考慮，吸收其精華，反而動輒采取否定態度，令葉挺處境尷尬，心裏十分難受，無法開展正常的工作。

    葉挺以大局為重，寬宏大量，項英卻在有些軍事問題上壓根兒不與葉挺商量。有時，葉挺不知道的事卻以他的名義請示報告，中央還以為葉挺知道這些事情。項英甚至背著葉挺向中央告葉挺的狀。例如，1938年4月蔣介石令新四軍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脈，向蕪湖、宣城一帶行動。具有軍事戰略眼光的葉挺以為此舉對我軍乘機發展有利，主張可以及早執行。陳毅等領導人也認為可以執行。而項英看不到這一點，前怕狼後怕虎，遲遲下不了決心，最後又主張不執行。對此，項英背著葉挺向＂mao　ze　dong＂發了電報，告葉挺的狀：“我意由葉挺辦不能具體解決，蔣壓迫葉不能反抗，應由黨負責直接交涉。四軍因黨不出麵，以間接方式解決，使問題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麵談判。”項英在此電中排斥葉挺的用意，十分明顯。黨中央、＂mao　ze　dong＂對項英這一行為有所覺察，及時提出了批評，要他“始終保持與葉挺同誌的良好關係”，不要把葉挺當作“黨外人士”、“統戰對象”。葉挺向＂mao　ze　dong＂當麵表示過，“全麵接受黨的領導”，並為便於工作，暫留在黨外。這是個權宜之計，形式問題。而項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和使用。

    在平時的生活中，葉挺的行為與項英確實有不同。他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到部隊檢查工作時，喜歡以馬代步，攜帶的隨行人員也多一些。他還有一個從廣東帶來為他辦夥食的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名菜，邀請項英等軍部領導和來訪的國外客人以及國民黨三戰區的長官、參謀以及親朋好友。項英後來就不和葉挺一起用餐，而是拿著飯碗到軍部食堂去吃飯了。葉挺隨身攜帶的一架德國進口的照相機，舉凡行軍戰鬥，外出巡訪，賓來客往和軍民集會等等，他總愛照些紀念照片，或送報刊發表，或存軍史資料，正是由於他的這個愛好，先後有幾百張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間。

    葉挺的這些愛好和交往活動，既是他長期養成的個人習慣，又有利於擴大我新四軍的影響，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這應該說是好事。但在項英的眼中，好像什麽都看不慣。請客交往是“拉幫結派”；個人開小灶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騎馬下連隊檢查工作是擺官架子；攝影是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穿戴整潔是不講“艱苦奮鬥”的作風。總之，項英把一些小事都說成了問題，問題多了就少了共產黨的作風，少了共產黨作風就不諒解，不與之“同流合汙”。

    豁達開朗又飽經風霜之苦的葉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他心中對項英的所作所為開始感到不滿。但為了顧全大局，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抗日機遇，他努力克製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來克製自己的情緒。在加強新四軍建設中，他全力以赴，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項英看到葉挺沒有多少反應，以為軟豆腐好吃，於是變本加厲，甚至連一些重要的軍事會議也以軍黨委的名義召開，弄得葉挺無法參加。作為一個軍長，無法履行軍長職責，對於一些軍事上的重大的方針決策，自己不能決斷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軍長項英說了算。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葉挺實在無法工作。但葉挺還是沒有與項英公開交鋒，他隻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級組織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陳毅在《1938年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過這樣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對於葉挺軍長的困難處境，當時正在新四軍軍部采訪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略有所聞。她在一篇《中國的戰歌》文章中客觀地記敘了這一情況：“作為一名堅信統一戰線的將領，葉挺受到兩方麵火力的夾擊。一方麵，政府要他負責領導新四軍，但又拒不滿足他增加經費和裝備以便應付日本軍隊日益強大的攻勢的要求；另一方麵，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副軍長項英，又背著他進行種種活動，使他無法對這支軍隊行使控製權。”“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葉挺終於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軍各支隊進軍敵後不到3個月的時候，乘前往武漢解決有關部隊經費問題的機會，找到中共中央長江局，要求在新四軍內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周恩來等人認真聽取了葉挺的意見，知道了他十分困難而尷尬的處境，認為他的意見是合理的，必要的，對搞好工作有利，於是迅速將葉挺的意見向中央作了匯報：“葉挺來漢，軍費增加，情緒很好。要求在新四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並提出了一個方案：“擬組織即外間知道也不要緊新四軍委員會，人選以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周子昆、袁國平、鄧子恢或張鼎丞7人組織之，項為主席，葉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一意見，很快進行了研究，3天後即6月9日，＂mao　ze　dong＂、張聞天複電長江局：‘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以項、葉、張、周、袁為委員，項為主任，葉為副之’。”

    組織上的這種安排，應該說是對項英獨斷專行的一種製約，可項英置若罔聞，對於中共中央要他與葉挺搞好關係的勸告當作耳邊風。黨權、軍權在握的項英仍然我行我素。葉、項關係沒有得到改善，葉挺的工作條件並沒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項英依然抱著傲慢的態度對待葉挺。項英接到毛、張的電報後，也沒有開會，也沒有對外宣傳，新四軍委員會形同虛設。

    這樣一來，葉挺更無法忍受下去了，他反複對一些較知己的戰友說：“我是磨盤中的一粒砂子。”葉挺於8月間打了個電報給秦邦憲、周恩來等人，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周恩來等人接到葉挺的電報後，十分不安，經認真研究後，一致認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等離開武漢赴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前一天，致電葉挺：“項英同誌已赴延安，我們不日也往延安開會。關於新四軍工作，請兄實際負責。”“當前戰役已到緊急關頭，兄必須到前方督促，萬萬勿誤。我們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覺有困難，請明告。我們正幫助你克服這一困難。延安會畢，我們擬來一人幫助整理新四軍工作。”這封電報還同時報送了＂mao　ze　dong＂。

    此時，項英也離開了新四軍軍部去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項英行前與葉挺對部隊工作作了安排。項英並關照張雲逸、袁國平、周子昆、鄧子恢與李一氓、賴傳珠等人多支持葉挺的工作。在周恩來等人的說服下，葉挺在新四軍留了一段時間，葉挺一個人留在軍部主持軍務，情況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沒有打消離開新四軍的念頭。因此，於9月30日，他去電延安轉項英，“我軍在戰局激變中與各軍關係更為複雜，且部隊整訓實屬繁重，原非我獨立所能處理。”“你離部之期已遠逾去時之約，望即從速南歸。”催促他速回新四軍。並說：“我擬下月初赴顧祝同處一行如能請準假，則返香港觀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項英接到葉挺的電報，覺察出葉挺不安的情緒，預計葉挺要離開軍部，於是向黨中央請假提前返回軍部。項英從延安回到新四軍後，雖然找了葉挺，也傳達了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有關精神，但依然態度冷淡，沒有認真檢查自己排擠葉挺的錯誤，當葉挺提起要回廣東抗日時，項英不僅沒有誠意挽留葉挺，相反大為讚成葉挺離開皖南。正如當時的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所說：“我隱隱約約地感到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因此，葉挺要離開新四軍的態度更為堅決。對葉挺的出走，項英似有如釋重負之感。項英一麵電告中共中央軍委轉周恩來：“葉之辭職愈堅，本問題無可挽回。目前新四軍問題應直接由周恩來與蔣介石解決繼任人。以後新四軍與八路軍共同由黨直接解決各種問題，才是根本之辦法”，一麵將數百支槍運往廣東韶關，還答應選派一些廣東籍的軍事政治幹部給葉挺，以便讓葉挺安心於廣東抗日。

    事已至此，葉挺再也沒有回頭之意。加之葉挺當時聞訊，日本侵略軍在家鄉廣東惠陽縣大亞灣登陸，鄉親們在日寇的鐵蹄下慘遭蹂躪；他悲憤交織，恨不得立即返回家鄉帶領廣東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葉挺離開了軍部，南下華南。這是葉挺第二次提出辭職新四軍軍長職務，第一次出走軍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尋找更有利抗日的機會和出路。

    葉挺，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名將。＂mao　ze　dong＂曾當麵稱他是“共產黨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他開創人民軍隊之路的功績以及崇高的氣節，將永世流芳。

    ■北伐時他連戰連捷，從團長被破格提為少將

    ■廣州起義首次打出“紅軍”旗號，他當了兩天的總司令

    葉挺，原名為詢，字希夷。1896年出生於廣東惠陽縣一個農家，父親開過藥鋪，到南洋打過工。他從小過著貧寒的生活，養成勤儉樸實的作風。7歲時，他上了剛由私塾改成的小學，15歲時考上了免費的惠州蠶業學校。辛亥年受廣州起義影響，他帶頭剪辮子而入獄一次。此後，他感到救國應從軍，於1912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五年時間逐級升入湖北陸軍預備學校和全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軍校。在校期間，他喜歡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在黑暗的軍閥式教育中向往新思想的光明。

    1917年，葉挺回廣東後不久參加粵軍。1922年，他任孫中山的警衛團二營營長。翌年，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葉挺率部苦戰，保護孫中山和宋慶齡脫險。1924年，孫中山為了培養國民黨的軍事人才，親自決定讓葉挺去蘇聯學習。他先入東方大學，受到李大釗和同學中共產黨員的影響。翌年，他又與聶榮臻等人進入軍事學院，在那裏提出入黨要求並得到批準。

    1925年秋，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中共廣東區委，經過爭取得到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團（起初番號為第三十四團），派剛回國的葉挺擔任團長。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葉挺率獨立團作為先鋒首出湘南，連戰連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團長職務被國民政府破格提為少將。隨後，該團擴編為兩個師，他任第二十四師師長。1927年南昌起義時，他率部作為主力，部隊受挫後潛往香港。同年12月，廣州起義首次打出“紅軍”旗號，他任總司令。兩天後，廣州起義失敗。組織上對葉挺有不適當處分，調他到莫斯科學習後又對其進行批判。葉挺一氣之下出走西歐，與黨脫離關係。

    ■在德國學習軍事，因生活困難開過飯館

    ■“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時間，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

    葉挺脫黨後到德國學習軍事，因生活困難開過飯館，旅歐五年後回到澳門。國民黨要人們得知後紛紛送禮拉攏，葉挺一概拒絕並積極尋找共產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馬上趕到延安。＂mao　ze　dong＂主持為他召開歡迎大會。會上，葉挺激動地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時間，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

    葉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黨員的身份向國民黨交涉，將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成新四軍，並擔任軍長。

    在皖南抗日前線，新四軍副軍長、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用對黨外人士的眼光看待葉挺，兩人關係不融洽，國民黨乘機挑撥。＂mao　ze　dong＂卻一直要求項英等尊重葉挺。周恩來親自出麵勸說後，葉挺為顧全大局還是留下工作。1941年，國民黨在皖南圍攻新四軍軍部的危急關頭，＂mao　ze　dong＂致電決定全軍由葉挺指揮。葉挺對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軍血戰，最後奉命去談判時被國民黨扣押。經中共中央長期交涉，他於1946年3月獲釋。

    出獄第二天，葉挺便致電中央請求再次入黨，兩天後得到批準。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時，因飛機在大霧中撞山遇難。

    ■1955年授銜時，陳毅對葉劍英感歎說：“若是葉挺同誌還在，就該有兩個葉帥了！”

    ■＂mao　ze　dong＂、朱德等經過長期實踐，提出適用於中國革命戰爭的一整套獨特的原則。但是，就我軍曆史的延續性來講，這裏麵也應該包含葉挺在軍事上的開拓和探索

    任何一支軍隊的曆史都有著繼承性，如同子體都脫胎於母體。盡管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是共產黨獨立領導的軍隊正式誕生日，但此前的葉挺獨立團已經奠定了組織基礎，而北伐時期在武昌城下等一係列血戰中也已積累了戰爭經驗。

    葉挺從軍的時代，正是中國軍事製度的新舊交替之際。在他的同學大都為軍閥服務的時候，他卻把才能獻給了為中國共產黨建立軍隊的事業———他使軍事與最先進的政黨相結合。

    應該承認，葉挺從正規軍校中沒有學到適合共產黨軍隊進行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南昌起義部隊在廣東作戰時硬打硬拚吃了虧。這在全黨都缺乏軍事經驗的時候，也不能過於苛求前人。＂mao　ze　dong＂、朱德等後來經過長期實踐，提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一整套獨特的原則。但是，就我軍曆史的延續性來講，這裏麵也應該包含葉挺在軍事上的開拓和探索。講人民軍隊的建設，不能忘記這位雖然隻正式當過兩天“總司令”、未等到授元帥銜就不幸遇難的北伐名將。

    葉挺原名為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區周田村會水樓一戶農民家庭。父親葉承恩，早年曾漂洋過海到馬來亞，給當地的種植園主打工。錢雖然沒有賺到，但因為他喜好刻苦鑽研，由此學到一手種植熱帶水果的技術。回到故裏後，除了佃耕地主的11畝農田，便開始栽培果樹。另外，他還經營祖傳的中草藥鋪，農閑時還給別人看風水，盡管如此，一家人的生活還是難以維持。後來，葉挺的兩個小妹妹隻好被賣給別人做了童養媳。這使幼小的葉挺心靈受到強烈震撼，並開始朦朧地感覺到富人跟窮人之間存在的差別。

    葉挺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4歲上，他一邊幫著家裏看牛，一邊跟著哥哥背誦《諸子格言》。1900年10月，惠州發生了革命黨人鄭士良領導的三洲田起義。葉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許多時光，便是在聽長輩們講起義英雄的革命故事中度過的。1903年，葉挺進入村裏騰雲私塾，跟隨先生葉友山學習古文。後來，這所私塾由新派人物陳敬如接替，教授學生國文、算術、地理等新學科。在此期間，陳敬如指導葉挺閱讀了嶽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以及章炳麟、鄒容等人的著述，使葉挺接受到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和教育。這位陳老師不僅引導葉挺逐漸走上革命道路，兩人之間的師生情也非常深厚。葉挺後來改名，便是陳敬如送給他的，取“人要上行，葉要上挺”之意，希望學生能“挺身而出，拯救中華”。

    1911年春天，15歲的葉挺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蠶業學校。葉挺原打算從這裏學到科學的蠶業知識，但入校後，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失望至極。學校名義上雖然是教授新學，傳播科學文化知識，但老師們別說是教學生，自己對各種新學科也都是半通不懂。學生也是三教九流，良莠不齊。實際上，這所蠶業學校仍是一所受封建官僚控製的學校，雖然處在辛亥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夜，學校卻到處彌漫著一股陳腐、甚至愚昧的封建氣息。3月底，孫中山、黃興發起的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再次遭到失敗，清廷借機瘋狂地鎮壓革命黨和所謂亂黨嫌疑分子。由於葉挺等進步學生剪掉了辮子，也被捕入獄，不久即被蠶業學校開除學籍。在陳敬如的幫助下，葉挺繼而進入惠州府中學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辛亥革命的槍聲猶如前進的鼓點，激勵著廣大革命青年奮發向上。葉挺同所有熱血男兒一樣，心潮澎湃，立誌為徹底推翻帝製、建立民國貢獻自己的力量。1912年春，在“富國強兵”思想的影響下，葉挺毅然擺脫家庭、婚姻的束縛考入廣州陸軍小學第七期。1914年12月，葉挺從陸小畢業，北上武漢，於次年升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在這裏，葉挺與同學鄧演達、李振球、羅梓材結為至交好友。12月，袁世凱在北京稱帝，全國掀起反袁革命鬥爭。葉挺和同學們積極響應，組織宣傳隊到街頭和部隊作反袁演講，鼓動革命。此時，各種新思想紛紛出土萌芽，各種革命浪潮風起雲湧，這使青年葉挺欣喜不已，同時又感應接不暇，不免陷入迷茫之中。麵對滿目瘡痍、多災多難的祖國，目睹北洋軍閥的腐敗，葉挺苦苦思索著拯救中國的道路，漫漫長夜，輾轉反側。在這段日子裏，葉挺將自己的迷惑以及思考付諸筆端，提出“覺悟是道德的根本”的觀點，旁征博引，一氣寫下洋洋2000字的長信，投寄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後來，《新青年》將這篇充滿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慮，熱情四溢，飽含哲理的文章全文發表在1917年第二卷第6號期刊上，並加編者按，稱讚葉挺“力求覺悟於自身，是正確之思想也，是鄰於科學者也”。

    1916年底，葉挺結束第二預備學校學業，升入當時中國著名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9年春，葉挺從保定軍校畢業，本決定赴歐留學，後因為沒有籌措到留學資金，便按照事先與鄧演達的約定，投奔孫中山，從此走上革命道路。當時，孫中山創建的粵軍攻克福建漳州，已完成援閩任務，正在漳州休整，準備回師廣東，再圖北伐。葉挺到漳州後，被任命為粵軍第1支隊少校副官，同年加入國民黨。從此，葉挺追隨孫中山轉戰閩粵桂，奔赴於革命疆場，曆經討伐廣東桂係軍閥莫榮新戰爭、廣東軍政府“北伐定桂”的革命洗禮。1922年6月16日，發生陳炯明叛軍炮轟總統府事件。葉挺時任警衛團第2營營長，他率部奮勇反擊，打退了叛軍的五次進攻，掩護孫中山等人安全轉移。

    兩次護法戰爭均告失敗後，孫中山痛定思痛，開始尋求新的革命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並重新詮釋了三民主義。改組後的國民黨，在聯俄、聯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旗幟下，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建立了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自“五四”運動以來，葉挺通過耳聞和目睹，逐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發生濃厚的興趣，並進而對資產階級革命產生懷疑。為了親自探尋中國革命的指路明燈，葉挺向孫中山等人提出去蘇聯留學的請求。1924年8月底，在孫中山、廖仲愷、鄧演達的積極支持下，葉挺帶著中共中央機關寫給中共旅莫支部的介紹信，赴蘇留學，進入中國留學生指定就讀的學校——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當時，在蘇聯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葉挺成為第一個留蘇的國民黨員。在這裏，他係統地學習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與留蘇的中國共產黨員朝夕相處，時常共同探討救國大計。通過學習和交談，葉挺深刻地認識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徹底打破舊的社會製度，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從而使葉挺從心底產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願望。

    同年12月1日，對於葉挺來說，是他人生追求和政治生活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一天，中共旅莫支部召開第八次支部大會，接受葉挺為候補黨員。介紹人為王若飛、王一飛。這時，國內革命形勢隨著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掀起了強勁的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革命浪潮。隨著“五卅”運動的爆發，工農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經過第一次東征和廣州平叛鬥爭，廣東作為革命第一線陣地得到進一步鞏固，並積極醞釀新的北伐。為了滿足中國國內革命的需要，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決定在蘇軍的紅軍學校專設一個中國班，培養中國軍

    事幹部優秀人材。次年2月，葉挺同王一飛、聶榮臻等30多名中國留學生轉入紅軍學校中國班係統地學習軍事。8月，接共產國際的通知，葉挺等人經海參崴、日本回國，從此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的偉業中。

    9月，葉挺回到廣州。當即與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會麵。這時，國民革命政府已經成立。原粵軍第1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李濟深擔任軍長，陳可鈺為副軍長，葉挺被任命為第4軍參謀處處長，隨軍參加東征，討伐叛軍陳炯明部。11月，中共兩廣區委決定組建以共產黨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2師第34團，葉挺應召從東征前線回到廣州擔任團長，赴肇慶進行籌建工作。1926年春，第34團脫離第12師建製，歸第4軍軍部直接領導，並改稱為第4軍獨立團，成為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一支革命武裝力量。獨立團轄有三個營和直屬隊，共2000餘人。為了使獨立團成為一支剛強有力、無堅不摧的革命軍隊，葉挺率領幹部戰士開始了嚴格的訓練。一是改軍隊慣常的“三操兩講”為“四操三講”的軍事訓練，二是加強政治訓練。葉挺深知，戰場上，取勝的因素除了優良的武器裝備和戰士的高超技能外，官兵們樹立堅定的革命理想尤為重要。

    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相互勾結，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統治和迫害，一次又一次對中國人民舉起罪惡的屠刀。從1925年開始，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裏，相繼發生五卅慘案、沙基慘案和“三一八”慘案。（m.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