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31日，蘇共中央第二書記安德烈亞曆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在莫斯科克裏姆林宮醫院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為“心髒衰竭”。

    為了紀念日丹諾夫對蘇聯的貢獻，蘇共中央決定將他的出生地烏克蘭的馬裏烏波爾更名為“日丹諾夫市”，他曾經工作過的列寧格勒普利莫斯基區也被更名為“日丹諾夫區”。

    日丹諾夫的死，對於列寧格勒派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正是因為日丹諾夫這個蘇共中央第二書記的存在，沃茲涅先斯基等列寧格勒派所發表的修正主義言論才沒有被追究，才能保住他們在蘇共中央的高位。

    但日丹諾夫一死，作為蘇共中央第三書記的曼圖洛夫排名就了一位，成為蘇共中央書記處裏僅次於斯大林的第二號人物。

    再加他本身分管人事，兼任蘇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使他掌握了足以掌握全國幹部命運的權力，甚至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輕易將“對手”貶職或是調到一些沒啥作用的位置，至少在外人看來是如此。

    不過，對曼圖洛夫來說，要搞掉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可不是這麽容易的，更何況人家現在還是政治局委員，背後的勢力也並不算小，隻要沒有捉到對方貪汙**或者發表反蘇維埃言論的證據，就很難將其處理。

    但對於貝利亞來說，要搞掉蘇共高官卻很容易。他雖然已經不再是內務部部長，但現在整個內務部的人包括內務部長阿巴庫莫夫都還聽他的話。

    內務部是蘇聯最重要的執法部門之一，掌管著蘇聯的肅反機構、警察和邊防軍等紀律部隊。就算是職能相當於中紀委的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也需要有內務部的執法人員配合，才能夠將違紀的黨員幹部繩之於法。

    然而，內務部並不僅僅是一個執法機構這麽簡單，同時還是貝利亞用作打壓異己的強大工具。

    這個部門不僅僅可以將違反亂紀的人繩之於法，也能夠將任何一個好人良民誣陷為反蘇維埃分子，就算這個人有多忠誠於黨，對革命有多大貢獻也沒什麽用，隻要地位不夠高，但又被內務部盯的話，最終的結果也不會好到哪裏去。

    一般來說，內務部整人的手段無非就是偽造一些所謂的“證據”，用這些為造出來的“證據”來羅織罪名，最後將“目標人物”逮捕，捉回來屈打成招，打到人家被迫承認罪名就能夠將“罪犯”槍斃或者送去古拉格參與勞動和改造了。

    但這一招有些時候並不怎麽管用，特別是對付斯大林親信，或者日丹諾夫這種蘇共高官的時候，就算內務部偽造了大量的證據，羅織了足夠的罪名，也得過了斯大林那一關才行。

    就算過了斯大林那一關，得到斯大林的默許，那也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整掉這樣一個掌握極大權力或者深受斯大林喜愛的人物，至少內務部不能隨便逮捕一個位高權重的人，在逮捕之前也必須得搜集到足夠的“證據”，同時取得蘇共中央其他勢力的支持才行。

    一直以來，貝利亞和日丹諾夫之間的關係就不怎麽好，但日丹諾夫的地位實在是太高，個人沒啥汙點，而且一直以來也深受斯大林的信任，貝利亞根本不能用一般的手段來整掉身為蘇共中央第二書記的日丹諾夫，更不能整掉日丹諾夫保護下的列寧格勒派成員。

    在曆史，直到1948年8月，日丹諾夫去世後，貝利亞才有機會向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等列寧格勒派成員開刀，將整個列寧格勒派一網打盡後，貝利亞和他的盟友馬林科夫就如願以償地成為了斯大林之下最有權力的人物。

    不過，在這個位麵裏，日丹諾夫的死似乎並沒有給貝利亞帶來什麽好處，而貝利亞的盟友馬林科夫也沒有因此獲得回到中央的機會。

    要取得國家大權，暫時在蘇共中央還處於弱勢的貝利亞還得先搞掉列寧格勒派和西伯利亞派才行。

    但以現在的情況來看，貝利亞要搞掉列寧格勒派還有點困難，要搞掉西伯利亞派的話，恐怕就不止是困難這麽簡單了，而是地獄級別的難度，除非他能夠在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裏麵拉攏到一個新的盟友。

    為此，貝利亞極力在斯大林麵前說馬林科夫的好話，希望斯大林能讓馬林科夫重返中央書記處，頂替死掉的日丹諾夫，成為分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

    然而，斯大林並不怎麽買貝利亞的賬，因為斯大林對馬林科夫已經沒了當年那種信任感，而且曾經跟馬林科夫公事數年的斯大林也不認為馬林科夫是適合掌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人物。

    當年，馬林科夫還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時候，也就幫斯大林管一些人事編製和人事檔案之類的簡單工作。

    這些工作，對於馬林科夫這種毫無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言並不複雜，但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是需要腦子的，是需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而馬林科夫恰巧欠缺了這一點，所以斯大林果斷推脫了貝利亞的要求。

    當然，除了貝利亞以外，列寧格勒派和西伯利亞派也在盡力說服斯大林讓自己的人來填補這個中央書記的位置。

    列寧格勒派推出的人選就包括了車裏雅賓斯克州委第一書記帕托利切夫和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俄羅斯總理羅季奧諾夫，但這兩個人選都曾經發表或者表態支持過一些修正主義言論，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會讓這些人來當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

    西伯利亞派就推出了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契爾年科這個人選，也有一些人寫信向斯大林舉薦了卡蒂婭。這兩個人都曾經在黨的宣傳部門裏幹過契爾年科來新西伯利亞之前在克拉斯諾亞斯克邊疆區搞宣傳工作，卡蒂婭更是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由他們來負責意識形態工作是比較合適的。

    但問題是，這兩個人與曼圖洛夫之間的關係太親密，如果其中一個當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話，恐怕西伯利亞派就能在中央書記處裏麵取得絕對多數的席位，到時蘇共中央書記處的控製權將落到西伯利亞派的手，就連斯大林這總書記也很難鎮住他們。

    為了個人的政權穩固起見，斯大林最終也沒有接受契爾年科和卡蒂婭這兩個人選，理由是他們太過年輕，需要在烏克蘭莫斯科地方黨委裏麵累積多點經驗。

    而斯大林提出的人選，也就是哈薩克黨委第一書記佩戈夫則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在基層黨組織和地方黨委裏都有豐富的工作經驗，而且他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理論素養和個人素質也是比較高的，在能力和可靠度方麵絕對能夠勝任這個位置。

    然而，斯大林並不知道的是，佩戈夫早已經是西伯利亞派的人，隻是因為他主政中亞，與身處莫斯科的曼圖洛夫之間會麵較少，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引起斯大林耳目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