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消弭民變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讓老百姓吃飽了飯。

        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幾千年來，他們都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在土地上工作，創造出了古代世界無可匹敵的巨大價值，為無數朝代建立起了無上的榮光。

        而獲取這樣的價值，其成本又是極為低廉的，隻要讓他們吃上一頓飽飯，有尊嚴地吃上一頓飽飯就行了。

        那問題又來了，如何讓全國的百姓能夠吃上飽飯呢？

        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姬慶文曾經親自調查過，在傳統農業技術已經幾乎達到極致的明朝末年，在土地堪稱富庶的江南，一畝土地生產出的糧食也不過三四百斤而已。而要放在土地貧瘠的黃土高坡，畝產則要降低三分之一到一半。

        而且受到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的影響，中國的天氣氣候極不穩定——事實上，自漢朝開始有詳細氣候記錄以來，將近兩千年間，全國上下沒有重大氣象災害的所謂“風調雨順”的年景，攏共加起來還不到四十年。

        而靠天吃飯的脆弱的傳統農業生產，一旦遇到天災，便會大大影響生產，甚至會導致顆粒無收的現象。

        這就是為什麽據稱是步入氣象上的“小冰期”的明朝末年，會發生如此繁多、如此嚴重的災害和饑荒；也就是為什麽，明廷剿匪不可謂不力，卻始終沒法撲滅明末農民起義的原因。

        那麽，沒有這個所謂的“小冰期”，就不會有農民起義了嗎？

        也不盡然。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一個新的封建王朝誕生之後，基本都會迎來一個各種矛盾比較緩和的時期——這就是所謂的封建王朝的治世、盛世。而在這個時期之內，王朝的人口數量就會大幅度地提高。可是在這個沒有袁隆平、沒有雜交水稻的年代，糧食產量沒法隨著人口數量的提高而提高，中國的對外擴張又到達了一個極限，因此根本沒有辦法解決越來越多的人口的吃飯問題。

        這樣一來，就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似乎是一個王朝的盛世來的有多轟轟烈烈、有多繁榮富強，那這個王朝的滅亡也就會有多淒淒慘慘、有多哀怨淒苦。

        如此這般的循環在中國曆史上不斷地重複、重複、再重複，近乎讓人看不到變化和革新的希望……

        這就是所謂的曆史周期律。

        為了破解這個曆史周期律，中國曆史上不知有多少仁人誌士、天縱英才，前赴後繼、白首窮經，卻始終想不出一個完美的答案來。

        而姬慶文作為一個在大學裏係統學習過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史觀的穿越者，卻先天地帶著一個洞悉曆史規律的外掛。

        他不用冥思苦想、不用格物致知、不用艱苦修行，便已知道了破解這一難題的謎底，而想要破除這樣的曆史周期律——他自己知道——有上、中、下三套答案。

        上策，是充分提高生產力，特別是農業生產力，讓出產的糧食在有一定浪費的前提下，能夠滿足所有人的吃喝，而這種滿足，可不僅僅是讓人吃飽而已，而是要吃“好”了。不但要有能夠充饑的米、麵、穀物，還要有各種蔬菜、肉類、美酒、副食品等等。可是理論雖然美好，可現實卻是十分慘淡。慘淡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產力都沒有發展到能夠豐饒地養活地球上七十億人口的水準，又更何況是十七世紀的明朝了。

        中策，則是進行土地改革，將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這樣，就會產生大量的自由勞動力，進入新興的工業、商業活動之中。而工業生產出的產品，通過商業的渠道換成真金白銀，則可以從海外那些地廣人稀的國家進口糧食，用來養活這些脫離了土地的工人。這條道路，走的則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子，也是姬慶文著眼於眼下的情況，正在積極推進和施行的過程之中。

        下策，就更簡單了，也是曆史上中國無意中走過的道路，那就是從國外引進一兩種高產的作物，能在氣候狀況不那麽理想的情況下穩定地出產糧食，避免發生大的饑荒和民變。而這樣的農作物，便是從南美洲引進的甘薯、玉米、辣椒等作物。這些作物，在明朝末年已經引入中原，卻並沒有大規模地推廣開來，直到清朝前期才真正在全國範圍內廣泛種植。

        因此占了莫大便宜的清朝，雖然統治技術未必比明朝提高多少，卻在這些作物的直接幫助下，創立了所謂康乾盛世，將中國的人口總數推進到了兩億人的數量級上，進入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

        清朝以落後的文化技術，能夠入住中原、坐穩江山，可以說是刮到了一張五百萬的彩票。可現在，這張彩票卻被姬慶文捏在手裏——學問縱貫古今中外的內閣大學士徐光啟，已在總結中外農業水利技術的過程中，物色到了甘薯這樣海外農作物，並托了幾個外國傳教士的路子，引入了幾株種在自家的庭院之內。

        隻不過，徐光啟雖然學識淵博，卻並沒有意識到甘薯對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而並非徹底扭轉——曆史周期律的重要作用，而隻是看到了它作為一種高產作物的最基礎的作用而已。

        可姬慶文卻將這件事情當了真，回到江南之後，略微將蘇州城內紡織坊、明武軍的事情略微打理一下之後，便帶著手下親信前往就在蘇州旁邊的鬆江府徐光啟的老宅，尋找這幾棵傳說中的農作物。

        事實上，就算姬慶文這次是白跑一趟、並沒有找到徐光啟早幾年前種下的甘薯，那他一樣是要想盡辦法，從湯若望等傳教士、從鄭芝龍等海商海盜的渠道，盡力去尋找甘薯的蹤跡——畢竟，這雖是緩解明末這一場大危機的“下策”，卻也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強的辦法。

        ………………

        姬慶文在鬆江府也是頗有一些勢力，別的不說，那座每年能夠給姬慶文帶來數十萬、近百萬兩銀子的澱山海港，就是姬慶文在鬆江建造的，可謂是他安身立命的最強據點。

        因此姬慶文等人好似春遊一般，騎著駿馬、坐著馬車，從蘇州出發，一路說話談天、踏青賞景便來到了澱山港碼頭之外。

        為了防止碼頭外的西洋、東洋、南洋海盜假扮海商進入中原作亂；又放著中原那些吃飽了沒事的家夥進海港胡鬧，姬慶文在建設澱山港的過程中，便特意在碼頭之外興建了一道圍堰，派專人守護其中，為的就是隔絕內外、以免節外生枝。

        而守護澱山港港口的，一開始是姬慶文手下的明武軍。後來明武軍闖出名氣，一般宵小之人不敢侵犯之後，便將關防重任交托給姬慶文從陝西帶來的碼頭工人負責。

        這些工人原本是跟著李自成造反起義的饑民，當過反賊的他們素來最是桀驁不馴，除了姬慶文之外，就連皇帝老子都不放在眼裏。當初崇禎派了身邊得力的太監沈良佐，領了京師營的三千人馬，想要奪取澱山港的控製權，就是被這些碼頭工人死死堵在圍堰之外整整半個月，愣是沒讓沈良佐踏進碼頭半步。

        從此之後，澱山港就一直在姬慶文的牢牢掌握之內，就連欽差太監沈良佐也隻能在圍堰之外另造房屋居住，不敢領著在京師之中尚且作威作福的京師營官兵踏入澱山港碼頭半步。

        因此姬慶文到澱山港碼頭落腳，首先碰到的便是在圍堰之外紮營的沈良佐。

        沈良佐原是崇禎皇帝身邊的親信太監，自有他直通朝廷中樞的門路和渠道，知道姬慶文此去京師出了大風頭，自然是來不及地巴結，當即迎出門外，一口一個“爵爺”地叫得不停。

        這沈良佐雖然沒有握住澱山港碼頭的實權，卻能從姬慶文手裏拿到每年上萬兩銀子的好處費和封口費，在真金白銀麵前說上幾句違心或者衷心的好話，也沒什麽大不了的。

        姬慶文心裏還裝著事，隻同沈良佐略微寒暄幾句，便領著眾人進了澱山港圍堰。

        守護圍堰的碼頭工人們，見是恩主姬慶文來了，自然是歡迎得很，連手上的工作都放下了，一個勁地給姬慶文請安道喜，恭喜他成了新晉的福祿伯。

        這些碼頭工人，是姬慶文除了明武軍、義烏礦工之外，最值得信任的一群人了。

        姬慶文曾經不止一次地想過，明武軍現在尚未成軍，而就算完全建立成功之後，也不過能維持住三千多人的編製，一旦遇上勁敵，在必要時也可將這將近兩千人的碼頭工人隊伍投入戰鬥。畢竟這些人體格強健、紀律嚴整，又日日在一起居住做工，略加訓練之後，便是一支不遜色於朝廷任何一支軍隊的精兵。

        因此姬慶文聽見他們殷勤道賀，心中十分高興，立即答應下來，給每個碼頭工人多發一個月的工錢，算是賞銀，讓他們共襄盛舉。

        這些碼頭工人們聽了這話，更是高興異常，就差山呼萬歲了。

        碼頭之中的動靜，終於將傳教士湯若望給驚動了，快步從教堂之中走了出來，衝著姬慶文行了個標標準準的作揖之禮。

        這湯若望雖是個德國傳教士，卻是個中國通，不但身上的衣冠服裝都改成了漢人的式樣，一口明朝官話也是學得沒有半點口音，就連鬆江府本地的江南吳儂軟語也是學得有模有樣。

        就是這樣一個德國傳教士，黃毛白皮、虯髯碧眼，卻穿著地道的漢服、說著地道的漢語，頗有幾分喜感——不過也難怪，湯若望是過來傳教來的，需要征求官方許可、也需要獲得強有力的資助和支持，因此他這樣的裝束，一是為了傳教方便，二更是為了有意巴結討好各路官員富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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