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應星、畢懋康聽到胡子睿引用了墨子的原話，不禁驚出一聲冷汗，原來在春秋戰國時期“威名赫赫”的墨家學派，在漢武帝“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統冶政策影響下，逐漸衰落了下來，此後一千多年的時光過去了，墨家再也沒有向春秋戰國時期那樣興起。他們心中不禁泛起一個強烈的疑惑，難道沉寂千年的墨家，真的會在胡子睿的大力提倡下複興麽？

    宋應星、畢懋康都自認是孔孟門徒，可是胡子睿居然讓他們去讀墨子的書，要知道這可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墨家作為完全可以顛覆儒家的大學派，有很多學說，其中主要的有“尚賢”、“節用”、“重視民生”、“工匠精神”，這些學說。

    儒家學說講究家族宗法、尊卑等級，在用人上講究的是血緣、姻親關係；墨家學說則提出要“任人唯賢“，墨家學說針對宗法製度下“任人唯親”的現象，提出要選拔官員要以德才兼備為標準，而不是以出生、權勢、血緣、姻親關係等等為標準，講的是德才兼備者上、無才無德者下，這樣才能達到公開、公平、公正，否則就會給“別有用心”的人以投機的機會，造成一個人做了官，和他有關係的人也都跟著得勢的不正之風，魏閹之所以能形成遍布朝野的閹黨，正是這種不正之風的體現。

    魯班是墨子的同鄉，又和墨子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是墨家精神的傑出代表。魯班為了讓人們能方便地打揚穀物，加工糧食提供了便利，發明了滾、碓、碾、磨等工具；為了讓人們改善居住條件，製造了斧、鋸等等器械；為了讓人們出行更方便，魯班打造了車、舟等這些交通工具，以上種種都充分體現出魯班重視改善民生、不斷創新服務社會的精神；

    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雖然也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儒家森嚴的尊卑等級製度，往往流於形式、空談。

    墨家學說不光是發明創造，還重視器物的質量和使用效果；墨家學說特別重視規矩，強調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墨家所說的規矩具有普及性，正所謂“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儒家學說的代表人孔子在《論語·子路篇》中記載了一個小故事，孔子有一次出遊到了葉邑，葉公家離孔子住的地方很近，家養的羊被孔子的第子曾點做成了烤全羊給吃掉了，葉公明明看到自己的羊在孔子住的地方出沒，怎麽會突然不見了呢，於是葉公找到孔子的第子曾參詢問，這個曾參就是曾點的兒子，他也吃了羊肉，現在葉公找上門來，他不知道該怎麽答複，於是便去找孔子詢問。孔子卻說什麽，你是曾點的兒子，你應該幫他隱瞞，不應該去揭發他，要把真相放在心裏就可以了。這個小故事代表了儒家學說在這個問題上與墨家學說“截然不同”的態度，

    孔子的這種做法並不是偶然的，儒家學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亞聖--孟子在《孟子·盡心上》篇，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孟子的弟子桃應曾經當麵詢問過孟子一個問題，當年虞舜執政的時侯，虞舜的父親瞽瞍（相傳是個瞎子）誤殺了人，這件事被當時的法官皋陶知道，皋陶一向以嚴格冶法而聞名天下，馬上派人把瞽瞍給捉了起來。

    桃應請問孟子，說假設你代入到虞舜的角色裏，你會怎麽辦，孟子說我會選擇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偷偷地潛入關押瞽瞍的監獄裏，把他救出來，然後再找到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從此就和瞽瞍一起隱居下來，再也不理國家大事。

    縱觀孔子，孟子的做法，就是把所謂的孝道淩駕於公義之上，為什麽儒家學說會如此看重孝道呢，因為孝為儒家學說賴以生存的宗族禮法製度根本，而墨家學說所提倡的則是法冶社會的公正、公正、平等觀念，儒家學說、墨家學說兩家選擇的道路完全相反，決定了中國曆史的不同走向。

    一個隻重視親情、宗族、禮法而突視了社會公正的社會，固然可以在一定時期內興盛，但很難延續和發展下來。縱觀儒家掌握統冶地位後的中國曆史，雖然也出現過一些所謂的盛世，然而往往而被無休止的家族內鬥給終結，這就是儒家學說的局限性；

    墨家學說也注重理論的總結和提高，重視科學技術的傳播，以上的這些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國君和民眾來說，都有著足夠的吸引力，所以，在那個時代，墨家學說是足可和儒家學說相抗衡的。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當時比較流行的學說“林林總總”，但有代表性的是以儒、法、墨、黃老四家為主。

    墨家學說、儒家學說上麵說過很多了，不再複述，以下重點說下法家和黃老家：

    法家和儒家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麵，法家提倡勢、權、法三者結合，來實行富國強兵之目的。指的是帝王通過獨掌軍政大權，穩固政權，推行法令。在中國古代，“外儒內法”，“儒皮法骨”是每個儒生都心知肚明的事，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通過在秦國變法，使原本在七國中實力最弱的秦國，一躍而成為最強大的國家，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秦朝滅亡後，漢朝全麵繼承了秦的法律製度，漢宣帝就曾經對漢元帝劉奭，教授過冶國之道：“漢朝皇帝有自己的冶國理念，應該把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一起運用，怎麽能夠隻有道德來教化呢！”

    漢宣帝實在是個明白人，一言道出來儒家的局限性，就是用道理來綁架社會，又喜歡“厚古薄今”，“高談寬論”；以大曆史觀來解析中國曆史的專家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裏也指出，大明王朝存在的致命問題就是沒有技術手段來實行數字化管理，光靠一味的宣揚道德是無法管製好當時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