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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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鑫沉默了一會兒,點頭說道:“不知道陛下說的是第一次黨錮之禍,還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呢?”
黨錮之禍在漢末一共出現了兩次,第一次是在漢桓帝時候,第二次則是在漢靈帝時期。
所以劉鑫一時之間也不明白,漢靈帝是說的那一次黨錮之禍。
漢靈帝嗬嗬一笑,開口說道:“王兄,這兩次黨錮之禍,你都應該知道吧。”
劉鑫點了點頭,黨錮之禍作為漢末時期的重要事件,劉鑫自然是有所了解的。
首先是第一次黨錮之禍,在公元166年(也就是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聯合起來為非作歹,並且故意在漢桓帝大赦天下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當時的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人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所以侯覽等宦官都一起向漢桓帝進言,最後漢桓帝聽信一麵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於是乎,當時的朝中重臣、位列大漢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漢桓帝進諫,結果導致了漢桓帝不悅,最後劉茂畏懼權勢,所以不敢多說,而陳蕃繼續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漢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結果漢桓帝並不理他,而宦官勢力則是更加的嫉恨士大夫們,雖然宦官勢力們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是對於其他人他們則是大加報複。
於是乎,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數都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而當時的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大赦天下前殺人的張成之子,而張成則是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在這件事情之後,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漢桓帝因此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仆卿杜密、禦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而太尉陳蕃依舊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當時的詔書如果沒有陳藩的簽字,那就沒有辦法實施,所以漢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幹脆就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範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三木”指的是夾棍,由三根木頭做成,又叫“拶”,夾住人的十指用力拉,其痛無比,俗稱“三木之刑”
)而不改其辭。
因為當時被捕的黨人大多數都是天下名士,也就是民間所認同的“賢人”。當時的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漢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但是漢桓帝並沒有理會皇甫規。
見此情形,太尉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漢桓帝,言辭激切,漢桓帝嫌他多嘴,於是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陳藩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並同時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勳宣酆為司空。
同年十二月,漢桓帝的竇皇後父親,槐裏侯竇武為城門校尉,此人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所以於次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而且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了不少宦官子弟,所以其他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漢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應該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在同年六月庚申日,漢桓帝改元永康,大赦天下,於是牢獄中的黨人獲得釋放,但最後都被放歸田裏,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至於第二次黨錮之禍,那是發生在公元168年(也就是建寧元年),當時一臉懵逼的漢靈帝即位,而竇皇後則被漢靈帝尊為皇太後,而竇武因自己身為皇太後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而陳蕃再度啟用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至於名士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因此官場民間大多數人都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
結果當時的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後麵前諂媚侍奉,而竇太後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
於是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幹涉朝政,不是什麽好現象,於是在私下商議,趁著當時日食的天象上書皇太後,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是竇太後認為從漢元帝時期就有宦官參政,這是屬於正常現象,最後皇太後雖然最後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炮灰,卻還是保護曹節等重要的宦官,不願意讓士人處罰他們。
不久之後,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征著奸佞在皇帝身旁,而大將軍有災難,於是乎,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
於是在九月辛亥日(也就是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於是便出宮回家,結果讓宦官偷出了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們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漢靈帝的乳母趙嬈一起,蒙騙年幼的漢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並且劫持竇太後,開始追捕竇武、陳蕃等。
而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之後,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衝入承明門,到了尚書門就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而竇武則是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當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便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最終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而竇武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後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人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
而當時的議郎巴肅也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隻是宦官不知道,所以隻是將他禁錮而已,但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於是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而縣官打算解印與巴肅一起逃亡,結果巴肅不同意,最終被害。
而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最終被人告發,導致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了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幸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竇武的屍體,為竇武發喪,因此也被禁錮終生,而竇武的孫子竇輔,當時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之後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幸免。
而這時,張奐因為“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並且封侯,但是張奐因為深恨自己被曹節等宦官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於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並在不久後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最終迎回竇太後,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漢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之後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後,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宦官勢力這時認為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人名望仍在,於是不肯罷休,開始向漢靈帝再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當時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於是乎,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百餘人,再次被下獄處死,而宦官勢力在各地陸續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當時的汝南督郵吳導奉詔前往逮捕範滂,到了範滂的家鄉,竟趴在驛舍的床上大哭,範滂聽說後說:“一定是因為我才會這樣。”,然後便要自前往監獄,結果汝南縣令郭揖聽說後解掉印綬,跟範滂一起逃跑,但是範滂卻說:我死了禍事就結束了,怎麽敢連累您呢?“
於是乎,範滂與母親訣別,範母對範滂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遂與李膺、杜密等百餘人被執被殺。
此前曾得罪了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這也是成語“望門投止”的來曆),每戶人家即便知道收留他會引來殺身之禍也願意收留他,所以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亡塞外,但是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百姓,前後有數十家之多,其宗族親戚都被殺害,郡縣因此殘破不堪,劉鑫對此表示不知道該說什麽,所以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不過這時並沒有真正結束。
在八年之後的公元176年(也就是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突然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漢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漢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於是乎,第二次黨錮之禍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
到了公元184年(也就是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因為害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開始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然後到了公元189(也就是中平六年),漢靈帝病死駕鶴西去之後,漢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而何進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結果反被宦官誘入後宮殺害,於是為替何進報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紹領兵衝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麵,史稱十常侍之亂,也是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士人勢力第一次翻身做主人。
等到九月,董卓進入洛陽開始掌權,廢漢少帝改立漢獻帝,於是便派使者吊祭陳蕃,竇武等人,因此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第二次黨錮之禍才算是正式結束。
雖然劉鑫認為”黨錮之禍“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激化的一種形式,但是,在麵對宦官專權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敢於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僅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因而帶有一定的正義性,應給予肯定,不過也有不少文士有些過激,強行送死,這讓劉鑫覺得有些不妥。
不過不得不說一句,這兩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可是十分惡劣的,可以說這兩次黨錮之禍害死了太多的大漢忠良與人才,這才導致了大漢政治日益黑暗,最終引起了黃巾起義,不過也正是因為黃巾起義,也結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不過劉鑫還是不明白,這兩次黨錮之禍可都不是什麽好事,怎麽漢靈帝一副很自豪的樣子呢,而且這和應該已經死了的侯覽有什麽關係呢,畢竟侯覽一開始就死了的。。。
所以,劉鑫依舊是一臉懵逼的看著漢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