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第一個開創，是實行：“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鄉六個，每鄉兩千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他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世界曆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致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並且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實行‘四民分業’，是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但是儒家在繼承了管仲的‘四民分業’後卻認為這存在尊卑，可悲可歎，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管仲的第二個開創，是“貿易自由”。

    管仲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他在齊國推行了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

    對內，管仲取消了過路稅，隻在出售的時候征收一次稅賦；對外，空車來的不征稅，徒步背東西來的不征稅，甚至駕車來的商人還可以免費享受夥食。

    此外，齊國幾次會盟諸侯，都會與各國達成關稅協定，降低關稅。

    這導致了齊國商業的極度繁榮和商人的活躍。據計算，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管仲的第三個開創，是“宏觀管製”。

    管仲建立了國儲糧製度，國家采購囤積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製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饑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饑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欺壓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控。

    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杠杆來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稅，而要征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征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十倍。

    在對外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控製商品價格，即“因天下以製天下”：如果外國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就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以控製外國商品的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第四個開創，是“寓稅於價，鹽鐵專營”。

    齊桓公與管仲多次切磋富國之策，齊桓公建議對人口、房屋樓台、樹木、六畜征稅，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據此，管仲提出了“寓稅於價”的辦法——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裏，實行間接征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著，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而且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體辦法上，管仲給出了簡單的七個字：“唯官山海為可耳。”——隻要把山、海的資源壟斷起來就可以了，山上出鐵礦，海裏產海鹽，是為鹽鐵專賣製度。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麵上，政府確乎不曾征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於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製工具，隻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征收總額。表麵上，國家並沒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但需要注意的是，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後世之人學管仲，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多入歧途。

    管仲的第五個開創，是“鼓勵消費”。

    對於古人來說，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隻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隻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甚至發明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這種通過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經濟複蘇、促進就業的做法，西方人在兩千多年後才學習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為例，當時的美國、德國等無一不是采用了這樣的政策，才走出低穀。可是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有這樣的智慧，確實讓人驚歎。

    管仲的第六個開創，是“以商止戰”。這也是管仲最為後世所漠視的治國思想。

    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

    就與各諸侯國的關係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

    以上六點，就是管仲開創的思想。

    對後世的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學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來，後世華夏除了‘四民分業’這一政策實在是沒有辦法繼承以外，所推行的有效政策幾乎都與管仲的政策類似；而凡是違背管仲政策的，基本上都不成功。

    並且管仲的以上政策，從現有的曆史資料來看，是全世界最早提出來的。他本人，是一個很類似於，不對，應該說是凱恩斯很類似於他，的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幹預主義者。

    但是曆代君王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使用了儒法結合的治國思想，而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和管仲的思想都不兼容，管仲這些偉大的政策，除了‘四民分業’和‘鹽鐵專營’以外，全部被統治者所漠視，何其悲哉！

    允熥在看到楊子榮殿試的策論後，忽然想起了管仲這個人，所以專門找出了《管子》一書和《國語齊語》中有關管仲的片段，這才發現了這個被埋沒的千古第一明相。管仲明明是千古第一明相，論曆史貢獻，比晏嬰、諸葛亮、蕭何、張良、謝安、房玄齡、杜如晦、張居正等要高得多，但是在曆史上卻隻與樂毅並稱！

    允熥在看完了有關於管仲的記載之後，馬上就決定：‘在官員中弘揚管仲的偉大思想，並且要弘揚到縣一級，反正當年連孔子都說過‘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官員們也不敢公開反對。’

    ‘那些死腦筋的人朕也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想法，但是腦袋靈活的官員自然會明白允熥的想法，投奔過來。’

    所以他在布置黃淮清查妓館之前，就已經開始著人整理管仲的有關記載，在前幾天正好整理完畢，形成了‘《管子》集注’一書。裏麵大多數批注他雖然並未寫明批注人，但都是他批注的。

    解縉就是參與了管仲有關記載的整理者之一，所以他很清楚允熥的想法。